成功的首席執行官們（CEO）的工資似乎永遠在上漲。但是，為什麼他們能賺這麼多錢？CEO們一直都是這麼高薪水嗎？1月6日，週三的下午5：30左右，人們剛剛結束2021年的前34小時工作。僅34小時的工作時間，英國頂級公司的CEO們所獲得的薪酬，已經相當於一名英國普通工人的全年收入。

根據倫敦獨立智庫高薪中心（High Pay Centre）的研究，富時100指數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的年薪中位數為360萬英鎊（約490萬美元），是全職員工年薪31461英鎊的100倍以上。CEO中薪酬最高的是蒂姆·施泰納——在線商城奧卡多的首席執行官。2019年，他的年薪為5870萬英鎊，是該公司員工平均工資的2605倍。他一天的工資，抵得上員工一年工資的七倍。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情況更加極端。華盛頓特區的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做了一項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美國350家最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2019年的平均收入為2130萬美元（約1690萬英鎊）。這一數據，讓CEO與員工的薪酬比達到了320：1。這個比例，是1989年的五倍還多。

與此同時，疫情更是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現象，低收入人群面臨更高的健康風險、失業以及幸福感下降等問題。隨著社會各界越來越意識到“基礎工人”的重要性，這些差距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相比其他就業人員，基礎工人往往擁有的就業權更少，工資也更低。

但是，頂級老闆們卻繼續賺著大錢，這樣的事實讓人們愈發困惑，也讓人們對他們的超高薪酬愈發不滿。當這些深層次的不平等現象逐一被揭露時，許多人忍不住問，這些高薪職位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是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力，以及他們是如何獲得這樣的權力的？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疫情之後，這種情況還會繼續嗎？

有些人認為，像伊隆·馬斯克這樣的人才拿高薪可以理解，但其他的普通CEO，才華平平，卻也拿著高薪，就十分令人不解。

“價格導向的薪酬”之根源

高管薪酬差距的根源在於美國的里根政府和英國的撒切爾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提出的政策。他們的政治理念帶來了監管的放寬，公共部門私有化以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裡根和撒切爾政府也都不太看好工會，這也最終導致這些機構失去為員工爭取權益的能力。

倫敦經濟學院的高管薪酬專家桑迪·佩普說：“如果回到那個年代的初期，你會很自然地發現，公司的整體績效評估系統中，也包括高管的工作績效評估。這個常見的體系會評估公司裡每一個人的薪酬。”本月，佩普發表了一篇論文，以討論CEO和普通員工之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收入差距。

但是佩普還說，當高管的薪酬與股價掛鉤時，原來的這套體系便“土崩瓦解”了，並且在逐漸盛行的新自由主義制度之下，“基於資產的薪酬”開始興起。佩普分析了自2000年以來的富時100指數公司的數據。結果顯示，所有員工的薪酬平均每年增加3%，而CEO的薪酬平均每年增加約10%。

佩普說，這背後的邏輯是CEO的薪酬跟公司的財務表現掛鉤，因為他們是公司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除了基本工資之外，CEO們還可以獲得與績效相關的獎金和股票期權（股票期權允許他們以給定價格購買公司股份）。奧卡多首席執行官施泰納的2019年薪酬組合中，包括一筆5400萬英鎊的獎金，因為實現了五年“增長激勵計劃”，該計劃基於富時100指數來衡量公司的股價增長。（奧卡多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與此同時，在英國，個人企業的比例正急速下降。股東的權力越來越大，他們對股價增長的需求，帶來了CEO們的高薪酬，而董事會則對這樣的薪酬毫無異議，因為他們更著急於取悅投資者。

國際高管薪酬諮詢公司Farient Advisors的首席執行官羅賓·法拉科尼也認同這種“價格導向的”薪酬。她說：“如果你有一個好的CEO，那麼乘數效應將是巨大的。所以，從原則上講，績效平平，工資也一般，績效突出，工資也突出，這樣的結構是合理的。”

如履薄冰

但是，實際上，CEO薪酬的計算系統更加複雜。公司主要依賴薪酬委員會，而這個薪酬委員會由董事會成員和其他公司高管組成，他們每年聚在一起開一次會。

前首席執行官與“The CEO Pay Machine”一書的作者史蒂文·克利福德表示，除了對過去經驗和績效的傳統評估之外，委員會在評估薪酬時還有關鍵一步——基準比較，即確定CEO的薪酬跟其他相似公司CEO的薪酬相比，是怎樣一個情況。克利福德寫道，通常，這個總和會排在前50%，前25%或前10%，因此薪酬水平會持續保持或提高。

2010年發表在《金融經濟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總結稱，薪酬委員會體係正在加速薪酬膨脹，“因為這些同水平的公司為CEO的高水平薪酬提供了合理解釋”。

接著是獎金，大家一致同意使用獎金作為衡量績效的一種方式，要么根據財務指標提高獎金或在特定目標達成時一次性給予大筆獎金。

股東權力的增加後，他們對高股價的需求也促使CEO薪酬上漲。

但是在工人代表看來，基礎工資和獎金的計算流程都存在問題，因為董事會不可能冒險去惹怒一個可以隨時離開的公司領導者，所以他們會一再為CEO加薪。

英國工會聯盟的高級政策官珍妮特·威廉姆斯認為，薪酬委員會通常直接向CEO匯報，因而這個體系缺乏公正，需要改革。她說：“我們需要擺脫與績效掛鉤的薪酬體系，正是這樣的薪酬體系導致薪酬水平不斷上漲。”

事實上，佩普認為，經驗證據表明，薪酬與公司財務指標之間最顯著的聯繫不是財務績效，而是公司的規模——公司規模越大，錢越多。佩普說：“公司越大，CEO的工資越高。”

“CEO們是成功的關鍵”

CEO的高薪酬是否合理仍有待激烈討論。一方面，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如果高管薪酬與高管和股東的利益一致，那麼它就是合理的。他們認為，如果企業願意支付這些工資，那麼這就是市場對高管的價值認可。

自由主義智庫亞當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的項目主管丹尼爾·普萊爾說：“CEO們是成功的關鍵。很明顯，只有少數人才具備成為頂級公司CEO所需的技能、人格和性情，這些有限的人才當然備受青睞。”

普萊爾舉出的例子包括蘋果的史蒂夫·喬布斯、亞馬遜的傑夫·貝索斯和特斯拉及SpaceX的伊隆·馬斯克等。這些都是從零開始孕育出革命性技術的罕見人才。但是，許多研究人員強調，普通CEO們的貢獻被誇大了。這類管理人員既沒有創辦企業，也沒有特別的遠見卓識。相反，一家公司的命運，還取決於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

薪酬管理專家戴維·博爾切弗說：“公司表現良好的原因有很多。也許經濟或者他們所處的領域正欣欣向榮，而這些跟CEO毫無瓜葛，也許公司是壟斷經營。也許，公司的成就是員工的功勞。CEO對一家公司表現的影響通常難以衡量，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他們或許可以用’才華橫溢’為自己正名。但是，他們的才華真就這麼稀缺嗎？我覺得未必。 ”

博爾切弗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一個說明績效和薪酬並非總保持一致的典型例子。他說：“在金融圈裡，人們總喜歡用能力非凡、才華無雙，來作為他們高薪酬的藉口。但是在金融危機期間，許多銀行一夜倒閉，滿目狼藉。這時候，人們才開始發問：為什麼他們的工資那麼高，為什麼金融危機之後他們的工資還是那麼高？”

博爾切弗認為，股東、董事會成員和高管之間的“自利旋渦”是CEO薪酬不會下降的原因。他還認為，公眾越來越不滿的原因也在於此。

“一個巨大的進步”

儘管頂級CEO的工資一直在漲，但員工權益似乎截然相反。尤其是疫情期間冒險在一線的工人，他們的權益卻一直在下降。對於許多普通工人而言，CEO們的天價薪酬讓他們越來越難以接受。

本月初，英國天然氣公司成千上萬名員工上演了一場為期五天的罷工活動，以抗議公司的裁員計劃以及在新合同中給予員工權益更少的做法。緊接著，工人階級對這種薪酬差異的不滿迅速蔓延。事實上，矛盾已經在2018年爆發。當時，英國天然氣公司母公司Centrica的首席執行官提薪44%，獲得240萬英鎊的報酬。

在CEO收入甚高的大公司，員工對薪酬差距越來越不滿。

英國天然氣公司的32歲員工約翰（化名）說：“這是貪婪，是巧取豪奪。首相的工資都比不上他！他們要怎麼解釋？你獲得這麼高的薪酬，不是因為你有這個能力，而是因為你有背景。”（Centrica發言人在郵件中表示，公司當前CEO的基礎工資相比前一任CEO低19%，並且在2020年度，CEO和執行董事均未獲得年終獎金或年度加薪。 ）

不過，有跡象表明，CEO的薪酬增長速度至少在放緩。擔任投資顧問已有20年的保羅·李說，近年來，在英國，CEO的薪酬水平“趨於穩定”，但是“這些年，CEO的薪酬水平一直保持在400萬到500萬英鎊之間。 ”

李認為，近期CEO工資增長停滯的原因在於機構投資者和主權財富基金的觀念轉變。他們是投資了這些公司，但是他們的錢依舊來自公眾——養老金和投資基金。他們也越來越意識到這種不斷加劇的不滿情緒。他說：“這些工資合理嗎？客觀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問責情緒越來越高漲。一方面是由於大眾的輿論，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政府的壓力。”

例如，在美國，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提交的草案《負責任的資本主義法案》建議，對公司股票的出售限定時間，從而試圖將公司的重點從短期股東回報轉轉變為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長期目標。另外，舊金山和波特蘭等城市也逐漸推出一些措施，當公司的薪酬比過高時，公司將被徵稅，從而以明確的經濟激勵，來促進更高的社會平等。

在疫情期間，包括波音、萬豪國際和普華永道在內的一些頂級公司高管主動犧牲部分薪酬，以避免2020年的公司裁員，儘管很多人批評這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英國智庫高薪中心的主任盧克·希爾德亞德說，公司可以採取更加有意義的措施來減少薪酬差距，比如增加董事會會議室中的員工代表、改善公司薪酬數據報告以增強責任感等。接著，公司收入也可以更加均勻地分配給全體員工。

希爾德亞德說：“用相對較小的收入增加來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或許具有革命性意義。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希爾德亞德認為，高得令人難以想像的CEO薪酬是社會差距不斷擴大的“驚人”證據。“在發達國家中，英國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並且收入不平等也隨著高管薪酬的上漲而越來越嚴重。”他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研究表明，一個不平等的國家往往在社會凝聚力、公共健康和福祉、犯罪水平和教育等方面表現欠佳。不平等現象越是嚴重，社會越是混亂。

疫情陰霾下，全球經濟即將陷入衰退。希爾德亞德認為，人們對“不平等現象的監督”會上升到新的高度。他說，近幾十年來，金融行業的地位愈發重要、底薪工作的外包以及工會的減少等，導致不平等差距持續擴大。他補充說：“與此同時，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們不僅財富絲毫未減，反而增長加速。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保持下去的話，社會將更加分裂，工人的日子將更加不好過。”（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