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段子說，現在的年輕人“在上班和上進之間選擇上香”，上海、廣州、杭州各大寺院人滿為患也就罷了，北京雍和宮甚至一度在工作日都會遭遇香客限流，這甚至都上了當季「熱搜」。然而，最近有研究發現，喜歡去科技館的青年，往往也熱衷於占卜算命、星座命理、燒香拜佛等諸般玄學。對玄學的熱愛似乎並沒有妨礙他們擁抱高科技，並對科學表達高度信心。

科學知識了解越多越願意去算命

我們設計了一套問卷，用十幾個題項分別測度人們的玄學信念和玄學行為。當然，這裡的玄學是當下的網路流行用語，與具有特定指向的魏晉玄學有關係但並不局限於此。

我們也相應地用最常用的量表測算了科學素質、科學信任、科學態度（認為科學可以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或讓世界更加美好）以及去各類科普場館的意願。限於經費，問卷只是透過平台發給了1000 名青年。

調查結果讓人大跌眼鏡，願意去科普場館居然與玄學行為有顯著相關，但卻與科學信任及科學素質無關。相關數據也顯示，如果一個人對玄學的熱愛真的上升到了信仰、信念的高度，他們去科普場館的意願也會下降。

此外，收入、學歷較高人更願意去科普場館。這與通常的理解完全一致。

我們進行的研究及數據分析，並不能揭示因果關係，所以它並不能表明青年人參觀科技館是因為他們從事了占卜算命燒香拜佛等玄學行為，只能說明，參觀科技館與各種玄學行為，兩者有一定的關聯。

這與先前我國台灣地區的一項研究有點一致。2014 年發表於《大眾理解科學》上的論文表明，台灣地區大眾對科學事實的掌握與其從事算命行為呈正相關，也就是說，科學知識了解得越多，越願意進行算命。

研究者稱此為認知多語症，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認知，可以並行不悖並相互影響。他們特別提醒，科學傳播學者要基於文化敏感的視角重新思考科學在社會中的作用及其與其他形式的知識和信念的關係。

數據本身不會說話，但基於這種文化敏感的視角，我們更願意認為，從事玄學行為與參觀科普場館都可以為一部分青年人的迷茫焦慮情緒提供一種寄託感。

在感到焦慮迷茫的時候，很多人需要找到一種外在權威，既安慰自己也用來解釋這個世界，而像占卜算命所代表的對神秘命運的尊崇一樣，科學恰恰也提供了這種外在的可供崇拜權威。

美國學者的一項包含了兩次研究的研究表明，科學既透過其邏輯分析思維削弱對上帝的信仰，也透過其對權威的推崇強化對上帝的敬仰。去過科普場館的讀者對此一定不會陌生。

大型場館一定會有航太成就的展示，小場館也到處是慈祥又威嚴地俯視觀眾的科學大家的畫像。這些展示，與其說帶給我們天文知識，不如說讓我們更敬佩科學給我們上天入地的能力。

由於在中美這樣的大國，科學展示也經常承載著宣傳國家科技成就的功能，這也意味著科普場館中會有更多的凸顯科學權威的展品。

也就是說，至少就我們的數據而言，科普場館可能為青年人提供了一種外在權威來安慰自己和探究生活的意義。

從寄託權威到信任科學

當然說探究生活的意義，可能是一種過於理性化的表達。在我們的數據中，玄學信念，也就是相信占卜算命真的可以參悟命運的想法，以及宗教信仰，與去科普場館的意願都是顯著負相關（越有宗教信仰、越相信玄學，越不會去科普場館）。

也就是說，青年人去科普場館，可能跟他們擺弄星像一樣，都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焦慮失落的青年人們，既會隨手做點算卦或星象預測，又願意去科普場館感受一下科學的莊嚴偉岸。

我們的數據也表明，對科學的態度（認為科學可以讓世界更美好，以及科學可以解決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問題）與參觀科普場館的意願顯著相關，這也說明這部分年輕人雖然會占卜算命，但仍相信科學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解決方案。

儘管如此，青年對科學的信任（絕對值很高），以及他們的科學素質程度與參觀科普場館意願卻沒有相關性，這一點蠻值得人思考。

就前者而言，科學信任與科學態度在影響參觀科普場館意願上的不同效果，似乎說明，科學信任是長期形成的一種信念，人們不會因為信任科學而去參觀科學設施或參加科普活動，但會為了肯定自己的態度而這麼做。

科學素質高低與參觀科普場館意願沒有特別的關係，則與教育程度對參觀意願的正向預測形成對比，表明不是科學素質讓人們去親近科學，而更可能是教育長期施加給我們的科學高大上的信念讓人們這麼做。

對於科普場館的經營者，這個發現可能會告訴我們，在中小學生和帶娃家長這兩個主動或被迫的、當然也是主要的科普場館觀眾人群之外的參觀者而言，他們到科普場館不是為了探索知識或提升自己素質的，而是為尋求科學帶給自己感受。

多年來，世界各地的科普場館就發現，球幕影院或4D 電影是吸引人們去或延長在場時間的主要原因。

科學素質的多元認知

自從「科學傳播」這個學科誕生以來，提昇科學素質就成了它的主要研究目標，美國學者米勒最早發展出來的科學素品質表也被世界各國科學界廣泛採用。這個量表包含了基本科學知識、邏輯分析能力和對科學程序的熟悉程度。

我國到2022 年為止，已經利用這個量表進行了12 次全國公民科學素質測驗。調查顯示，2022 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12.93%，比2020 年的10.56%提高了2.37 個百分點，儘管絕對值仍然有待提高，但歷次的調查都顯示，增幅巨大，畢竟我們的起點很低。

然而，越來越多的發現表明，科學素質對人們態度和行為的預測，實際上是非常多元的。

學者研究發現，掌握科學知識（利用構成科學素質的量表進行測試）的程度可以預測對科學總體的正面態度，但對具體的科學議題的支持程度，則要根據環境因素。

例如，在處於爭議焦點的基因改造議題上，公眾整體的科學知識就無法預測他們對基因改造的態度，而遺傳學的知識也只能微弱地預測對基因改造態度。

然而，對科學程序的熟悉程度（構成科學素品質表的另一個環節）則可以正向預測歐洲大眾對基因改造的態度。這似乎說明，在基因改造這種激烈爭議的議題上，人們在決定自己態度時，更多不會調用知識這種認知資源，而更多會憑著自己的本能的認知習慣。即便真的調用科學知識，也不一定是真的知識，美國學者2019 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反對基因改造最激烈的人們，往往認為自己擁有最高的基因改造知識。

這結果，也出現在中國研究者的研究結論。基因改造作為一種被激烈爭議的科技，似乎體現出科學素質在處理涉及情緒和立場有嚴重對立的科學議題方面作用受到限制。這在上面的研究中得到證實。

但多項研究表明，掌握科學知識程度在預測不那麼有爭議性的科技，如奈米技術的態度時就很有作用。而在氣候變遷高度爭議的美國，科學素質的程度不但不能預測對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遷的認可，反而會導致極化態度，也就是說，科學素質較高的人群中，極為認同和激烈反對人為原因造成氣候變遷的人所佔的比例，就比他們在科學素質較低的人群中的比例更大。

我們蘇州大學科學傳播團隊的研究也正在呼應這些國際同業的發現。除了上述的科技場館參觀意願研究外，我們還發現，大眾的科學素質與他們願意接種新冠疫苗、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以及採納環保低碳行為等沒有關係。

相反，科學素質越高的人，在疫情期間反而越反對透過疫苗通行證（以接種疫苗的二維碼作為進入公共場合的許可）來推動接種。公民的科學素質只能微弱地預測他們對各種新冠起源陰謀論的抵制。

我們的研究，與國際同行的發現一道，指向了「科學素質越高，人們越會採取科學理性的行為」這種缺失模型的不足。

傳統的缺失模型在科學素質與科學行為之間劃上了等號，並因而把科普活動的目的等同於提升公民科學素質(而很多人理解的科學素質，其實還是各種科學知識)，這忽視了檢視科學認知的許多向度，例如科學素質越高的人，可能是有更多機會與科學打交道的人，他們對科學的主流意見（如認同轉基因的安全性，認同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認同接種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的遵從，可能是源於他們對科學家群體的信任或對科學有一種更強的依賴感，而非科學素質本身，尤其不是科學知識導致了他們的意見與行為。

區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說明，行為習慣或情感因素，而不僅僅是學習科學知識所帶來的理性認知，同樣容易使我們做出科學的決策或遵從科學權威的行為。

當然，儘管那麼多研究都表明科學素質不是促成我們科學與健康行為的唯一的萬靈藥，但這並不表明以提升公民科學素質為己任的現有科普工作沒有意義，而是說明，在互聯網讓獲取知識更加便利的數位化時代，科普工作要把重點從向大眾傳遞知識轉移到培養人們邏輯分析能力和批判能力。

傳授固定的知識，尤其是以僵硬的方式傳遞這些知識，很可能不會培養人們的批判分析能力，反而會弱化它們。此外，科普也應該更重視培養人們對科學的親近感。

大眾更多地以各種方式參與科學與科學家以更多方式走進社區，是培養這種親近感的必要條件之一。

國外的研究其實發現，讓大眾願意參觀科技場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看到並與科學家溝通。在這一點上，目前國內的科普界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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