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研究強調了從歷史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可以為我們應對氣候變遷提供借鏡。透過分析過去發生的150 多起事件，研究人員發現，透過社會經濟改革和文化適應，社會復原力是可能的。研究結果強調了社會凝聚力和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對於有效應對當今全球挑戰的重要意義。

圍繞氣候變遷的討論已經從僅僅試圖阻止氣候變遷轉變為如何與氣候變遷的影響共存。根據最近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的一項研究，我們需要探索我們的文化，以發現前進的道路。複雜性科學中心（Complexity Science Hub）強調了歷史事件如何為我們當前的困境提供指導。

目前，我們正努力應對全球危機的交織。從氣候變遷、經濟不平等到政治兩極化，各種威脅相互交織，考驗我們的集體應變能力。儘管這些挑戰的規模和全球影響帶來了新的障礙，但這些威脅在過去都曾面臨過，有時甚至克服。今天的社會幾乎沒有時間從一場危機恢復到下一場危機，但我們擁有一個重要的優勢：知識。我們可以透過新方法從歷史中獲取知識。

來自150 多場危機的數據

CSH 的研究人員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和丹尼爾-霍耶（Daniel Hoyer）開創了從歷史中學習的新方法。他們與來自不同領域的同事一起編制了危機資料庫（CrisisDB），作為全球歷史資料庫塞沙特（Global History Databank Seshat）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跨越不同時期和地區的150 多場過去的危機。

當當地震撼動大地、乾旱使土地乾涸、洪水肆虐時，一些社會屈服於社會動盪、內亂或徹底崩潰，而另一些社會則表現出韌性，透過促進福祉和增加民主參與的系統改革，維持基本的社會功能，甚至實現改善。

丹尼爾-霍耶說：「我們觀察到的是，並不是每一次生態衝擊或氣候異常都會導致崩潰，甚至是嚴重的危機，也不是每一次危機都涉及主要的環境壓力源。但是，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差異？是什麼導致了崩潰和積極的變化？”

不同時空的不同經歷

為了說明過去社會所經歷的不同動態，並突出其數據的全面性，研究人員提供了三個例子。墨西哥南部阿爾班山的薩波特克山頂定居點是該地區最重要的定居點。在西元9 世紀，極端的持續乾旱襲擊了該地區，曾經輝煌一時的阿爾班山遺址與中美洲的許多其他城市一起被完全遺棄。

然而，本文介紹的最新研究表明，這並不是”社會崩潰”的情況，因為許多阿爾班山的前居民重新定居在附近的較小社區，很可能沒有造成大規模死亡，而是透過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的重新定位，保留了他們社會的許多面向。

與此相反，在中國，全盛時期的清王朝在其統治初期對不利的生態條件–經常性的洪水、乾旱、蝗災–有很強的抵禦能力，但到了19 世紀，社會壓力不斷增加，使他們更容易受到這些挑戰的影響。正是在這段時期，發生了太平天國起義，這場戰爭通常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在經歷了250 年的統治後，清朝最終於1912 年徹底垮台。

在這兩者之間，研究人員重點介紹了奧斯曼帝國，該帝國在16世紀面臨嚴峻的環境條件，包括反覆出現的干旱和小冰河時期，導致社會動盪和由心懷不滿的地方官員和富裕家族領導的多次叛亂，但他們設法維持了關鍵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避免了崩潰，並在此後的數百年裡統治了大片領土。

可推廣到多個案例

“許多研究通常只關注單一事件或特定社會。然而，只有透過探究受特定氣候’制度’影響的所有社會，或至少是許多社會的反應，我們才能確定環境壓力的因果影響和整體效果，”彼得-圖爾欽說。考慮到這一目標，研究人員制定了一個方法框架，旨在得出可應用於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眾多案例的見解，幫助找出造成不同結果的根本原因。

“危機的進程取決於眾多因素。”Turchin 認為：”不可否認，環境力量是關鍵因素，但這並不像特定的氣候事件會觸發預先確定的社會反應那樣簡單。相反，這些力量與文化、政治和經濟動態相互作用。只有了解了這些動態因素，我們才能理解這些相互作用。”透過他們在CrisisDB 計畫上的工作，研究人員和同事們旨在揭示這些模式，並找出加強或削弱抵禦當代氣候衝擊能力的關鍵因素。

減少社會不平等

一個關鍵的初步發現是，緩慢演變的結構性力量，如不斷升級的社會不平等（目前也存在這種情況），會削弱社會復原力。霍耶爾強調：「應對大規模威脅需要相當大的社會凝聚力。他以大流行病為例。在COVID-19大流行爆發之前就表現出較高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的社會，能夠更有效地應對大流行，並成功實施必要的疏遠措施。

霍耶強調：”鑑於我們所處的時代，生態衝擊、經濟混亂、不平等和重大衝突與日俱增，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減少這些結構性壓力上，以建立這種凝聚力和復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