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蒂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獎官方對戈爾丁的貢獻描述為：「過去一百年，在許多高收入國家，職業女性的比例增加了兩倍。這是現代勞動市場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之一，但性別差異仍然很大。20 世紀80 年代，克勞迪婭·戈爾丁首次採用綜合方法來解釋這些差異的根源。她的研究讓我們對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歷史和當代角色有了新的、而且往往令人驚訝的認識。”

戈爾丁關於女性職涯發展的代表作是《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在這本書中，她按照「家庭」和「事業」在女性生命週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擁有大學學歷的女性分為五組。最早的一群女性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最晚的一組出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較年輕的一代還沒過生育年齡），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況，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具體分組如下：

第一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畢業於1900-1919（出生於1878-1897），她們在家庭和事業中二選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絕大部分曾經參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則很少就業。第二組女性則在1920-1945間大學畢業（出生於1898-1923）。這一組女性很多是一開始會參加工作，但當組建了家庭後則會退出勞動市場。第三組女性在1956-1965年間大學畢業（出生於1924-1943）。這一組女性是事業與家庭齊頭並進，許多女性即使在養育孩子期間會暫停就業，但在子女長大之後，依然會重返就業市場。第四組女性在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學畢業（出生於1944-1957）。這一組女性的特徵是對事業的重視程度超過家庭。第五組女性在1980年代及以後大學畢業（出生於1958-1978）。這群女性汲取了第四組女性過度重視事業而錯失家庭的教訓，力求兼顧事業與家庭。戈爾丁在書中描述了100多年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從事業或家庭的二選一到兩者兼顧的過程。其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導致的職業需求從體力到腦力勞動的過渡，以及避孕藥的出現使得女性有了延遲婚姻和生育的選擇。儘管高知女性兼顧事業和家庭的能力越來越強，她們的收入和事業成就仍然明顯落後於男性。戈爾丁認為造成這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非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貪婪的工作」描繪了這樣一種現象：願意全天候和在辦公室隨叫隨到的員工會獲得豐厚回報。這些回報往往與投入的時間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時間，收益卻遠遠超過一倍。而無法在工作上投入額外時間的人，其工資也會不成比例地縮水。如果一個人有孩子要照顧或其他家庭責任要負擔，就很難在工作上隨時待命。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選擇在時間上要求較低的職位，因此，即使按小時計算薪酬，所得的工資和那些「貪婪的工作」相比，也會更低。在這本書中，戈爾丁寫道：「如果女性不為家庭隨時待命，她們自然可以從事時間長、報酬高、時間安排不可預測、晚上隨叫隨到、週末偶爾加班的工作，事實上，許多女性已經身體力行。對於剛畢業的女性大學生和家庭負擔較少的女性，選擇時間長、要求高的工作未嘗不可。可一旦寶寶降生，優先事項就會改變。基本的照顧非常耗時，並且女性突然要為家庭隨時待命了。為了給家人更多方便，她們必須減少對雇主和客戶的服務。於是，她們往往減少工作時間，或者選擇靈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隨著孩子長大和日益獨立，這些責任會減少，而在這些時期，女性的收入相對於男性確實有所增長。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會在以後的生活中出現，慢慢取代孩子減少的需求。”戈爾丁等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女性未生育前與男性的薪資差距很小，但生育後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這通常被稱為是「母職懲罰」。由於女性比男性承擔更多照顧子女的責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後職業發展和收入成長都變得困難。中國也有類似的研究。2021年7月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發表於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一項研究表明，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從就業情況來看，在控制個人人力資本特徵、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徵等變項後，在妻子一方，孩子數與妻子就業幾率呈負相關關係，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就妻子而言，與沒有孩子相比，有一個孩子使得其就業幾率下降約6.6%；而有兩個孩子，其就業幾率再次下降9.3%（與一孩狀態相比）。具體到孩子數對母親工資的影響，既往研究給了數據。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使用CHNS（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調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調查數據，發現與沒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7% ，二孩母親的時薪率下降16.8%。此外，從家庭收入來看，研究發現，有一孩的家庭勞動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有二兒童的家庭其勞動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那麼，如何縮小男女在職場上的收入差距呢？戈爾丁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降低工作的“貪性”，如果貪婪的工作不那麼貪婪，而靈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麼每一個人都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會更平衡，就業市場上也會有更好的性別平等。戈爾丁的研究也顯示，女性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教育程度更高，結婚較晚，光是這一點就意味著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個簡單的時間機會成本模型會告訴你，如果一個女性的單位時間價值很低，也就是說，她們在外部勞動市場找不到收入豐厚的工作，那麼待在家裡，照顧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滿意的高品質工作，那麼她可能會盡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這一點，就會減少生育。撫養方面的情況也在強化這一點，因為在世界各地，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會給予的更多，這就意味著，養單一孩子要花更多的時間，孩子的數目就更少了。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也顯示，以教育程度區分的15-64歲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如下：小學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97個孩子，國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55個孩子，高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94個孩子，專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78個孩子，大學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碩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57個孩子，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上述統計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個例外，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稍高於碩士，與大學學歷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數持平。我在《人口戰略》第22章《生育減負與女性平權》提出了一些女性生育減負的建議：一是普及托幼服務。對女性的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是孩子的0~3歲時期，所以很多國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務，來緩解這方面的壓力。根據OECD Family Database的數據，OECD成員中3歲（不含）以下兒童入托率平均值為35%。有11個國家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超過50%，其中最高的盧森堡是63.3%，冰島達到了59.7%，荷蘭、法國、挪威、比利時等國超過了55%。在中國，嚴重缺乏針對未滿3歲孩子的托兒服務。根據美國國家衛健委2021年的數據，0~3歲嬰幼兒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5.5%，遠低於OECD平均。現在很多家庭還是靠老人家來帶孩子，未來的老人可能沒那麼願意帶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歲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二是推廣混合辦公室模式。隨著網路科技中遠距會議、協同工作軟體的成熟，遠距辦公在技術上已趨向成熟。亞馬遜、微軟、Google和蘋果都把遠距工作的模式常態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辦公的製度。2022年2月，攜程中國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萬名員工將實施混合辦公制，允許員工每週三、週五在家遠距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模式可以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減輕原本很大的育兒壓力。特別是對於有小孩的女性員工，透過混合辦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和分擔家務。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職業女性，她們可以更有彈性地分配時間，更多地陪伴家人，從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第三是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不可避免會導致企業不願意招募女性，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為了減輕職業母親生育小孩的後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成本。另外，建議推出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助於保障女性在就業和職涯發展上的權益，並糾正就業上性別歧視的現象。四是引進外籍保母。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和香港，透過引進外籍保母的方式來降低父母的家務負擔，尤其是撫養孩子的負擔，這些保姆可以做各種家務，接送小孩，參與一部分陪伴和監督的工作。這些保母大多來自低收入國家，如菲律賓、印尼等，普遍薪資約4000元左右，不到中國同類保母的收入的一半。引進外籍保姆可以讓許多家庭僱得起全職的保姆，可以降低父母在家務和培養孩子方面的負擔，降低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機會成本。上述生育減負也有利於提高生育率。那麼，提高生育率是否會導致女性地位下降？《人口戰略》一書認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關係不是單純的線性關係。如下圖所示，在發展程度比較低的傳統社會，女性地位比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女性地位和參與工作比例逐漸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這種下降不是單向的，當社會進一步發展，女性地位和經濟獨立性非常高時，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部分國家女性工作率與生育率的關係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18圖中的U形曲線，顯示了社會發展水準和生育率的非線性關係。很多低收入的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工作率比較低，生育率比較高。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率屬於中游水平，雖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結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北歐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參與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很高。例如，瑞典是當今世界公認的在確保性別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繼承法》賦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樣的繼承權，從而成為第一個宣布不論男女由長子（女）繼承王位的君主制國家。瑞典議會中，女議員的比例約佔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頒布了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係的法律效力，規範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近年來，瑞典生育率接近1.9，在歐洲國家僅次於法國。目前中國生育率和生育意願過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無法兼顧職業發展和養育孩子。當代大量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並參與工作，許多職場女性無法兼顧工作與養育子女，最終導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個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職場發展的機會，有利於提高生育率。擁有網路之後，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製完全可行。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一部分人可以在22歲獲得碩士學位，提早2—3年走上專業類職位。這不僅可以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又可以讓年輕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時間成家立業，從而提升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