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學說是現代醫學的重要基礎，如今恐怕就連小學生也都知道「不注意衛生就可能導致細菌感染」。衛生觀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在沒有微生物學說之前，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或解釋我們與世界與疾病的關係。你更加想不到的是，在150 多年前，醫生上一秒解剖完屍體，下一秒就接著做其他手術，中間不換衣服也不洗手消毒。

今天是世界洗手日，科普中國要講的這個故事，發生在人們尚不知微生物為何的時代。

老話說女人生小孩就是一腳踏入鬼門關，真的不是誇張。長期以來，人類的分娩讓母嬰都風險重重，除了人類的大腦袋讓母親的分娩遠比其他靈長類近親更為困難而外，即使分娩成功以後，也有許多母親很快就出現發熱而後死亡，醫學界將這致命的發熱命名為產褥熱。?直到十九世紀，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產科門診維也納總醫院第一產科門診的產婦的死亡率還高達30%。

而今我國的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 萬，這一水準與最發達的國家已相差無幾。根據《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我們未來幾年的目標是，這個數字還要降到12/10 萬以下。

孕產婦從九死一生到相對較為安全，這一切的發生，除了有賴於醫學技術的長足進步以及國家的繁榮富強，但首先我們得從洗手的故事講起。

1846 年，28 歲的塞麥爾維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成為維也納總醫院第一產科門診的主任助理。在當時，病理解剖已經非常流行，塞麥爾維斯就非常崇拜從事法醫病理學的科雷契卡（Jacob Kolletschka），甚至差一點兒就成為他的助手，但令二者都沒有想到的是，科雷契卡最後卻以非常特別的方式指導了塞麥爾維斯的研究。

Ignaz Semmelweis，圖源：Wikipedia

在研究產褥熱的過程中，塞麥爾維斯發現，自己所在的第一病區產婦的死亡人數居然是第二病區的10 倍之多，而兩個病區每年的分娩嬰兒數量是大致相近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在醫院內產褥熱流行的時期，那些在維也納城中家里分娩的產婦甚至包括在大街上生的，卻很少有死亡的，這又是為什麼？

當時醫學界對產褥熱的解釋是流行瘴氣或彗星的影響，如果這類猜想是成立的，那麼上述區別就不應該產生，塞麥爾維斯為此陷入了冥思苦想。

正當塞麥爾維斯的思考毫無頭緒之時，一樁悲劇忽然從天而降，法醫病理學權威科雷契卡在解剖屍體時不慎割傷了自己而引發了傷口的感染很快便去世了。

科雷契卡的意外亡故讓塞麥爾維斯悲痛欲絕，但這樣的傷痛反而給正在黑暗中思考的塞麥爾維斯帶來了靈光乍現的啟發，他忽然意識到，產褥熱的原因極可能同好友的死因是相同的，因為這兩者的病理變化極為相似，假如好友的死因是被屍體中的某種物質污染了，那麼產褥熱的原因也可能是這個！

他認為，殺死產婦的罪魁就是醫學院老師和學生的雙手：他們在解剖課上觸摸完屍體的膿瘡後，便又直接去檢查孕婦的產道，來自屍體的致病物質就通過醫生的手進入了產婦體內。

這在邏輯上就完美地解釋了為何兩個產科門診的死亡率差別那麼大，以及醫院之外的產婦死於產褥熱的不多，因為第一病區由醫生負責，他們會經常進行屍體解剖，而第二病區則由助產士負責，她們不做屍體解剖，醫院以外的分娩更是缺少專業人員的幫助，也就沒有因解剖屍體帶來的危險因素了。

因為當時還沒有微生物的概念，塞麥爾維斯也不知道那些「致病物質」究竟是什麼，但他憑直覺設計了徹底的洗手步驟並進行了試驗——他要求醫生必須用肥皂、清水和指甲刷清潔雙手，之後再用氯水浸泡，直到雙手變得再也聞不到屍體的味道，醫生在接觸每個病人之前都要按這個過程清洗一遍。

在採用這個方法之後的1848 年，該門診第一病區產婦的死亡率在一個月內就明顯降低到了1%。

很明顯，嚴格洗手這一方法奏效了，但這也帶來了一個令醫界非常尷尬的問題，這豈不是說明，在洗手措施推行之前，一個醫生做的屍體解剖越多，他導致產婦死亡的可能性就越大？?

可醫生最初進行屍體解剖的目的是為了了解病因從而更好地理解疾病更有效率地治病救人，而如今救人的初衷卻導致了害人的結果，這如何能讓人接受的了呢？

塞麥爾維斯曾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寫到：“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究竟殺死了多少年輕的女性，因為我所做的屍檢數量遠遠超過其他產科醫生。 ”

也許是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塞麥爾維斯急於推廣自己的洗手理論，希望減少產婦的無辜死亡。他給當時一些重要的醫生寫信，希望他們採納嚴格洗手的建議。

但不幸的是，理論在傳播的過程中受到了極大抵制，因為如果醫生接受了洗手理論，就等於承認了自己曾親手害死過許多產婦，相比之下，那還是把產褥熱的病因歸結為瘴氣和彗星更讓大家心裡舒坦啊。

在與眾多反對者的交鋒中，塞麥爾維斯也變得越來越悲憤，他曾經在一封寫給反對者的信中激烈地說：

你的教學建立在那些因為你的漠視而死去的產婦的屍體之上，我明明白白地記下了你在產褥熱上犯下的致命錯誤，如果你仍然繼續這樣教育你的學生的話，我將在上帝面前指責你這個兇手。

幾乎是孤軍奮戰的塞麥爾維斯只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和區域內推廣過救人性命的洗手措施，他在人生幾度沉浮，飽嘗挫折與憤恨之後，於1865 年8 月13 日在一家瘋人院裡與世長辭。

匪夷所思的是，包括其屍檢報告在的一些證據表明，他在死前甚至曾遭受過殘忍的毆打。直到死神降臨，他也沒有看到自己的理論被醫療界廣泛接受。

塞麥爾維斯無疑是醫學史上的一位悲情人物，而今，他的名字已經與產褥熱一起被許多人知曉，但除了極個別的情況而外，醫學的進步很少是由於某一個天才的靈光乍現而推動的。

很少有人提及的是，早在塞麥爾維斯出生前的幾十年間，就已經有醫生提出產褥熱可能是由醫生傳染的了。

1773 年，曼徹斯特外科醫生兼產科醫生懷特（Charles Whit）出版了《孕婦、產婦的處理》，指出清潔和隔離可以阻止產褥熱的蔓延，強調產房通風產婦隔離的重要性。

1795 年，亞伯丁的產科醫師戈登（Alexander Gordon）明確指出產褥熱是由產科醫生和助產士傳播的，按照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 DELL Holmes）的說法，戈登的作品表達清楚，他的經驗飽含男子的獨特性和無私的正直感。

戈登列舉了77 個病例的資料，許多病例的傳染方式都很明顯，他最後說：“這是一個我不願意提及的問題，我本人是把傳染病帶給許多婦女的兇手。”

類似的話，還有一位叫阿姆斯壯的醫生也說過：我有大量的證據來證實這種病常常是透過這種方式傳染的，讓我感到心痛的是，我必須坦誠地說許多病例感染是因我導致的。

德國的產科學教授古斯塔夫·阿道夫·邁克爾斯（Gustav Adolph Michaelis）甚至在意識到死於產褥熱的女人其實相當於是被自己害死的，尤其是他的侄女也是死於產褥熱，竟內疚得不堪重負以臥軌自殺收場。

1843 年霍姆斯發表了《產褥熱的傳染性》，作為一名主要因作家身份而被美國人記住的醫生，這部著作是霍姆斯在醫學領域唯一的作品，他列舉了足夠充分的證據證明了產褥熱具有傳染性，它常常由醫生和護士從一位患者攜帶到另一位患者。

他認為，醫生有責任採取所有預防措施，通過對護士或助手做適當的調查並及時對可能的危險來源發出警告，醫生的為所欲為和愚昧無知造成了諸多不幸，這些不幸應被視為犯罪，一位醫生對社會最重要的義務應該勝過他的專業職責。

從霍姆斯的這一番言論我們不難看出，他對主流醫學的批判之烈，並不在塞麥爾維斯之下，因此也必然會引起美國醫界的激烈反噬，費城兩位產科教授Meigs 和Hodge 對霍姆斯表達了嘲笑和訥諷，隨聲附和者更是不計其數。

面對同行的反擊，霍姆斯沒有戀戰，而是識時務地選擇了閉嘴，他明白這不是他一個人就能終結的戰鬥。於是他放棄了這個觀念，不再與傳統醫界為敵，過上了安逸的日子，可謂識時務者為俊傑。

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寫道：按照我們能力發展的普遍規律，我們的進步的每一個時代都是要產生某些偏見的，但是它們卻遠遠延伸到了它們的誘惑力或它們的領域至外部，因為人們仍然保留著自己幼年時的種種偏見，自己國家的和自己時代的偏見，哪怕是在已經認識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們的真理很久以後。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與之進行戰鬥的敵人，而且它往往只是在長期艱苦的鬥爭之後才能取得勝利。

塞麥爾維斯的悲劇在於，他在一個錯誤的時代提出了正確的理論，他的力量尚不足以改寫歷史。

改寫歷史的榮耀屬於另外兩個人。在他死後不久，近代醫學界兩顆最耀眼的明星巴斯德與科赫建立了微生物學，改寫了醫學史的進程。

英國外科醫師李斯特基於此理論，創立外科無菌術，使外科感染的發生率大幅降低。

1865 年8 月12 日，李斯特以抗菌法處理了一例開放性骨折的11歲患兒，成功地避免了截肢，這個日子正是塞麥爾維斯死於瘋人院的第二天。

直到這時，醫界眾人才如夢方醒，原來塞麥爾維斯的堅持是正確的，許多原本激烈反對洗手法的產科醫生也開始積極採用消毒法預防產褥熱的發生。

而今，術前外科醫生或接產前的助產士仔細刷手已成為醫療常規，可又有誰會想到僅僅是洗手這樣一個看似無比尋常的動作背後，卻有如此不尋常的由來呢？

1906 年，匈牙利政府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廣場上為這位悲劇的先知建立了一座雕像，雕像的基座上是一個懷抱嬰兒的婦女，她正仰視著這位天下母親的救星。

20 世紀初，由於在舊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家中分娩的傳統習慣，我國的產科仍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根據《中國博醫會報》所載，1900年前後，廣東、福建等地的接生人員都是一些無醫學知識的婦女，往往因為產婦衰竭或難產、產程長、子宮破裂、致使產婦死亡。

即使往家中請醫生也是在難產幾天后，不過在此之前，多數已經過多次穩婆的赤手操作，所以即使這些產婦最後僥倖經醫生解決了難產，仍可能在產後死於感染。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大力普及新式接生法，接生者剪指甲，洗淨手並消毒，產婦用具洗淨消毒並按規定操作，這些我們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措施，在上世紀50 年代的我國農村，其普及率尚不足2%，直至80 年代以後，新法接生才穩定在99% 以上。

也就是說，中國花了將近30 年才將這並不複雜的觀念普及開來，看來在固執程度這方面，全世界人民都如出一轍。

倘若沒有這些產科先驅及廣大基層助產士的努力，也許本文的讀者中有一部分人一出生就做了孤兒，或生後不就即死於“臍帶風”（破傷風），那就沒機會看到本文了。

在北京萬安公墓裡，有一處墓碑的背面寫著這樣一句話：「她的功績與日月同在」。

我國婦幼保健專業的創辦人楊崇瑞博士安息於此。楊崇瑞博士在我國婦幼保健領域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培訓了大量助產士並向民間接生婆教授新法接生。

這項事業雖不比當初塞麥爾維斯倡導洗手以預防產褥熱所遭遇的阻力那麼大，但也真的是困難重重。因為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從來都不容易，楊崇瑞所進行的事業，事實上乃是與千百年來積弊而成的愚昧和無知做鬥爭。

楊崇瑞無疑是塞麥爾維斯所開創的助產事業的偉大繼承者，但在鬥爭或做事方面，楊卻表現出了更出眾的智慧和韌性。她的工作思路不止惠及了千萬中國婦嬰，也影響了世界。

早在1932 年2月，國際聯盟衛生專員就曾派人到中國參觀楊崇瑞創辦的國立第一助產學校。直到90年代，墨西哥所引進一種國家的培訓制度(培訓接生婆），正是楊博士創立的。接生用的產包也是楊崇瑞早年創造的，至今仍無太大改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已經提供了成千上萬這樣的產包，在哥本哈根兒童基金會供應中心，這些產包仍然是訂貨單上的熱點。塞麥爾維斯是一位悲劇英雄，在醫界困於產褥熱的窘境中束手無策時，他成了第一位有智慧有勇氣撕裂苦難的突發者，他為當時絕望的產婦帶來了希望之花。

行百里者半九十，塞麥爾維斯沒有活著看到自己的理論被廣泛接受，殊為可嘆，但任何時代都需要攪局者，需要和保守者或既得利益者格格不入針鋒相對的愣頭青。

天才固然可貴，可天才不常有。如果說巴斯德、李斯特、科赫等人是最終推動了時代進步的天才，那麼懷特、戈登、霍姆斯、塞麥爾維斯等未能徹底改變潮水的方向人，就是履行了時代責任泛起死水微瀾的攪局者。

詩人說，哪裡有陰雲聚攏，哪裡就有閃電突破，塞麥爾維斯就是那劈開陰霾的閃電，雖然一生匆匆而過，卻曾劃破長空璀璨奪目。

哲學家認為，沒有誰能兩次渡過同一條河流，但在芸芸眾生的命運長河裡，塞麥爾維斯卻因重新被世人認識而獲得了兩次生存，雖然他在第一次生存的歐洲醫界只有被同道毀滅的悲劇結局，但曾短暫征服過產褥熱的塞麥爾維斯，終將在第二次生命中贏得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