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這片新興市場，中國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仍在不斷加劇。當地時間10月10日，有消息稱，印度金融執法機構逮捕了4名相關人員，其中一名為中國智慧型手機製造商vivo的員工。

vivo公司在回應媒體時表示：“vivo在印度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我們正密切關注近期的調查事宜，並將採取所有可行的法律措施進行應對。”

先前，外媒引述兩名消息人士指出，四名vivo員工已被逮捕，但在出庭審理高階主管的法庭聽證會上，律師表示只有一名vivo員工被捕，法律文件中稱其為中國公民。其他三名高階主管的姓名及其隸屬關係尚不清楚。

前述消息人士透露，這些高階主管因與2022年的一起案件有關而被捕。印度執法局當天突襲搜查了vivo的辦公室，聲稱要調查是否從事所謂洗錢活動。而對於所謂的洗錢指控，vivo方面已多次否認。

印度是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市場，也是中國智慧型手機廠商出海的重要陣地之一。隨著中國智慧型手機快速搶佔市場份額，相關中國廠商近年來成為印度官方重點限制和製裁的對象。

2014年，vivo、小米等一批中國手機廠商相繼進入印度，並響應政策號召在當地建廠。2019年時，小米、vivo、OPPO、Realme在印度合計出貨9,990萬台智慧型手機，佔整體出貨量比例的65.5%。

但自2021年12月以來，小米、OPPO、vivo、華為等國產智慧型手機廠商先後遭遇印度政府不同部門的稅務調查，並被指出有多重稅務問題。

去年7月5日，根據印度新德里電視台報道，印度執法局在印度44個地點突襲搜查中國手機廠商vivo及其他相關公司，聲稱要調查是否從事所謂洗錢活動。vivo當時曾表示，正在配合印度相關部門，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所有信息，並強調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在印度嚴格遵守當地的所有法律法規。

隨後，印度執法局發布聲明，指控vivo印度公司為逃避納稅，將6,247.6億盧比匯往中國等地，金額相當於該公司一半左右的營收規模。聲明顯示，印度執法局已凍結vivo印度公司相關的119個銀行帳戶，總額達46.5億盧比（約3.86億元）。

雖然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的處境艱難，不同品牌出貨量也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根據Counterpoint Research數據，今年第二季度，vivo仍位居印度出貨量第二大的智慧型手機品牌，佔據市佔率的17%，只略微落後於佔據18%市佔率的三星。

今年4月時，vivo印度曾表示將進一步投資印度市場，在2023年底前對印度投資350億盧比（約30億元）用於智慧型手機的生產。而在獲得印度當局的必要許可後，vivo在大諾伊達的新製造工廠將於2024年初開始生產，未來將具備年產近1.2億部智慧型手機的能力。

對vivo等中國手機廠商來說，印度無疑是一塊仍具吸引力卻越來越「難以下嚥」的市場。在本土保護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政策方面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正成為影響外企在印度市場發展的最大阻滯。

今年9月，霞光社曾撰文對印度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進行詳細探討。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正讓越來越多出海印度的中國企業提心吊膽。

以下為《印度，從出海熱土到「外企墳場」》，藉此機會希望讓更多出海企業體認到一個正在轉變印度市場。

印度，從出海熱土到“外企墳場”

一個快速成長的全球大型經濟體，正讓中國出海企業愛恨交加。

“印度是我們第一個發力的新興市場，占我們交易總量的90%。但2020年，印度封禁了我們的應用。”

某科技公司負責人告訴霞光社。

一紙禁令讓他們先前所有的努力幾乎化為烏有。「所以我們不得不把業務重心轉移到印尼，開始開闢東南亞市場。因為印度官方政策上的不穩定性，我不建議中國出海企業把印度作為核心市場。」他發出這樣的感慨。

今年，這種情況越發成為懸在出海印度中企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小米、比亞迪、富士康，甚至蘋果都吃過這個虧。

自2020年6月以來，因為地緣衝突，印度政府依據所謂“國家安全”，連續多輪封禁中國包括TikTok、WeChat、UC瀏覽器在內超200個手機應用程序，同時多家中企相繼被迫陷入稅務風波。

甚至這種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措施也逐漸演變為一種貿易政策──今年8月3日，印度推出政策，對進口筆記型電腦和個人電腦（主要來自中國的設備）實行新的授權限制。一週後，有報告指出印度官方正在考慮對相機和印表機採取類似措施。

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對印度2022-2023財年GDP成長預期為8.2%，同時預估今年將放緩至6.9%。儘管飆升的通膨率可能開始拖累其經濟活動，但其依然是全球少數高成長的大型經濟體。

過去，由於龐大人口紅利、廣大市場空間，以及高速發展的網路經濟，印度一度被視為中國出海公司尤其是網路公司的出海熱土。從2014年開始，智慧型手機、數位文娛、電子商務、本地生活等多個賽道眾多賽道眾多玩家紛紛下注印度，將中國成熟的網路發展模式遷移至印度，也帶動了當地的產業升級與投資熱潮。

但隨著地緣政治的急劇變化、營商環境的持續惡化，加之印度對外政策的朝令夕改，對外企和資本來說，印度市場，正在逐漸喪失吸引力。

印度孟買

01.印度，“外企墳場”

2014年，是中國智慧型手機出海元年。智慧終端品牌小米，將印度作為它的出海第一站。依托印度巨量的手機消費市場，小米在印度開疆拓土、快速崛起。僅僅兩年後，小米與中國製造商OPPO、vivo一起就累計佔據印度81%的智慧型手機市場。截至2019年，小米智慧型手機在印度的出貨量已達1億支。從2018年到2021年，小米穩坐印度第一大手機品牌。

一位印度科技記者對霞光社說，2010年左右，印度本來有Micromax、Karbonn、Lava這些本土智慧型手機製造商逐漸崛起，但隨著小米、OPPO、vivo等中國手機品牌，以更極致的性價比快速佔據印度市場，Micromax等本土品牌日漸衰退、跌出榜單。

也因為此，中國智慧型手機首當其衝，成為印度官方限制與制裁的對象。2018年，印度政府對進口智慧設備徵收20%的關稅。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於華為、中興、vivo、OPPO在內的多家手機廠商都曾遭到印度相關部門的調查。

雖然早在2015年，小米就積極響應印度總理莫迪所提出的「Make in India」（印度製造）倡議，在印度開設了第一家工廠，並不斷擴大在印生產基地，實現管理團隊、硬件製造、軟體生態的在地化，但它也沒能逃過來自印度官方的製裁。

2022年1月，印度稅務情報局（DRI）向小米印度罰了65.3億盧比（約 5.58億元）稅。5月1日，再凍結其7.25億美元（約48億人民幣）資產。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次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運營的中國手機品牌，應任命印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營運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高階主管職位。此外，印度政府也指示這些企業將合約製作工作委託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製造流程，並透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接連的製裁也讓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越發艱難。2023第一季小米在印度市場的佔有率為16%，排名第三，比2022年下降了7%。對此，小米印度業務負責人Muralikrishnan B 在7 月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小米計劃減少智慧型手機的發布量，將更多精力放在線下零售上。

除了直接封鎖和資產處罰外，提高關稅壁壘也是印度政府屢試不爽的舉措。

2018年，受阿根廷、土耳其爆發金融問題影響，資本開始撤出新興市場。這導致印度貨幣盧比貶值，兌美元匯率下跌13%。為了支撐不斷貶值的盧比，莫迪政府提高了19個類別產品的進口關稅，包括寶石、塑膠、家用電器和航空燃油。

而在全球新能源市場一騎絕塵的比亞迪，也在印度遇到挫折。8月2日，據路透社報道，印度稅務情報局宣稱，由於比亞迪在印度組裝並銷售的汽車進口零件，不符合印度的低稅率政策，判定比亞迪需補繳7.3億盧比（折合人民幣約6360萬元）的進口關稅。而自2022年開始銷售以來，比亞迪在印度共賣出了約1,960輛汽車。

不只中國企業在印度接連吃虧，全球跨國企業在印度都難逃官方不知何時落下的鐵鎚制裁。

例如亞馬遜2022年6月在投資零售集團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隱瞞，並被處以20億盧比（約1.7億元）的罰款。2023年3月，印度儲備銀行( RBI) 以不遵守預付支付工具規則為由對亞馬遜Pay 處以37.5萬美元的罰款。近年來，印度稅務部門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家外資企業都進行了稅務調查並開出了高額罰單。日韓不少企業也面臨同樣的狀況。

監管的不確定性是外商投資的重大障礙，以至於印度因此被稱為「跨國企業的墳場」。

印度夜市景觀

02.車輪開回30年前

印度的貿易政策轉向，有一個確切的時間點。

2020年11月15日，涵蓋東協10國及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15個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簽署。RCEP旨在建立統一的市場自由貿易協定，所有成員國將享有10年內降至零關稅的福利。

該協議原本應有16個國家參與談判，但最後印度決定退出。

印度《商業標準報》評論道，印度政府已轉向了尖銳的保護主義立場。此後印度政府公佈聯邦預算，全面提高進口關稅，這是印度於1991年開始向世界開放以來從未做過的事。

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由來已久。

在1990年代改革開放之前，印度以「許可證統治」聞名於世。關係國計民生的各行各業，無論是投資、工業、貿易，處處都要政府審核。企業運作的首要目標不是爭取獲得市場，而是爭取獲得審核。政治學家劉瑜曾在書中介紹她看過的關於印度改革前的報道：有一個印度企業家抱怨，在改革前，為了購買一台進口計算機，他花了一兩年時間，跑了新德里50趟，才獲得了批准。今天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當時的印度困難到不可想像。

機械的審批制度不僅造成政府效率低下，也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1991年，印度開始對外開放，將平均關稅從1990年的80%以上大幅削減至2008年的13%左右。而在2014年，現任總理莫迪上台後，發起「印度製造」運動，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捲土重來。

然而印度的戰略似乎事與願違。在推動「印度製造」運動8年後，2022年製造業增加價值佔印度GDP的13.3%，反而比2015年的15.6%下降了2.3個百分點，為1967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另外，中美的戰略競爭，也讓印度希望可以從產業鏈轉移浪潮中分一杯羹。但荒誕之處在於，無論專注於提升本國製造業能力的「印度製造」計劃，還是試圖在中美地緣競爭中坐享漁翁之利的投機做法，都加劇了印度從中國進口零部件和半成品。

對於這種看似產業鏈外溢到他國、但實際上未與中國真正脫鉤的現象，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施展在其《樞紐》一書的增訂版中寫道：「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電子技術產業，將會有一系列的產業環節（而非整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東南亞甚至是整個東南亞製造業集聚區加在一起，共同佔據樞紐地位；但中國在其中有較強的主導性，這根植於中國的供應鏈網絡的規模，以及中國在重化工產業上的優勢。”

為了「印度製造」而脫離整個東南亞製造業，勢必會顯得孤立無援。

除了發展本國製造業和中印地緣分歧外，民族主義，本來就是莫迪政府試圖重新建構印度民族的一種嘗試。

從歷史上來講，南亞次大陸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統一國家。在英國結束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後，遺留了「印度」這個民族國家概念。目前，印度國內有2000多個民族，分屬於28個邦和6個聯邦屬地及1個國家首都轄區，共有1652種語言和方言。如何將四分五裂、差距迥異的各個地域整合為一個同質性的“想像的共同體”，是印度歷屆政府急於完成的使命。

印度班加羅爾工業園區

而本身為印度教虔誠信徒的莫迪，選擇了「印度教民族主義」這個工具。在國內，莫迪政府在2019年推出《公民身分法》修正案，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進入印度的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三國並信奉6種宗教的非法移民公民身份，但唯獨排除了穆斯林。這項法案被廣泛視為“反穆斯林法”，雖然在國內引起穆斯林群體的大規模抗議，但卻因迎合了印度教徒的民粹主義，助力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在2021年贏得大範圍的地方選舉，從而主導印度政壇。

看到了這張大旗如此好用，莫迪政府在對外政策上也貫穿其民族主義決策。印度國內媒體充斥著對中國、巴基斯坦、歐洲、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負面報道，媒體觀察網站Newslaundry 的Manisha Pande表示，此類報道有兩個目的：將莫迪定位為讓印度名聲大噪的全球領導人，並宣揚一種全球陰謀壓製印度崛起的理論。

在這理論中，中國和中國企業首當其衝，成為印度旗幟鮮明抗衡的「對手」。例如，在經濟上頻繁地對「中國製造」和「中國投資」設置壁壘。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4—2023年，印度發起的涉及中國的反傾銷案多達127起，反補貼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產品涵蓋機電、化工、有色金屬、鋼鐵、紡織等行業。印度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對中國貿易救濟調查發起國，以及第一大對中國反傾銷案申訴國。

歷史的車輪，恍如開回了30年前──同樣是對電腦做出一些限制，只不過這次換了個馬甲。

03.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依然持續

情況的劇變，讓一些佈局印度已久的中國企業面臨兩難——繼續，則面臨更加不確定的市場風險；放棄，不僅損失巨大，還有可能錯過一個增長的市場。

一些企業在尋找折衷的方法。根據英國《金融時報》6月9日的報道，中國時尚電商巨頭SHEIN正透過與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合作，在印度重啟業務；騰訊出品的遊​​戲《PUBG MOBILE》則經由韓國遊戲大廠Krafton推出印度特供版本《Battlegrounds Mobile India》，今年6月於印度重新上線。

而屢遭印度稅務情報局製裁的中國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小米，除了繼續探索印度手機市場外，也多方下注其他賽道－小米創辦人雷軍創立的順為資本(Shunwei Capital)，透過在2020年成立的新加坡子公司SWC Global，投資了印度行銷自動化平台Web Engage和乳製品品牌Country Delight。

中企之所以如此難以割捨印度市場，主要原因是印度目前特別可觀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23年4月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數量近乎持平（14.26 億），但由於中國人口增長正在放緩，而印度人口仍在快速上升，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後者將很快超過前者。

除了在人口規模上位居全球首位外，印度年輕的人口結構也賦予它潛在的人口紅利與廣闊的消費前景：目前印度年齡中位數為28歲，25歲以下的人口有6.1億，65歲以上人口佔6.8964%；從百分比和絕對值來看，中產階級是印度人口中成長最快的主要群體，1995 年至2021 年間每年增長6.3%，目前中產階級佔總人口的31%，預計到2031年將達38%，2047年將達60%。日益崛起的中產階級，將拉動印度消費市場的突飛猛進。

不只中國企業，許多外國資本與品牌也看好印度、重資投入。2023年4月18日，蘋果公司在印度開設的首家旗艦店在商品中心孟買正式營業。根據彭博社報道，截至今年3月份，蘋果在印度的營收接近60億美元，年增近50%。投資公司韋德布希證券(Wedbush Securities) 的丹‧艾夫斯(Dan Ives) 預測，到2025 年，蘋果在印度的營收將達到200億美元。「印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市場，」蘋果執行長庫克在2 月對投資者表示。“本質上，我們正​​在吸收多年前在中國學到的經驗……並將其付諸實踐。”

誠然，印度市場的規模與前景極具誘惑力。但從另一個角度來客觀分析，印度真的能離開中國製造嗎？

雖然同為二戰後獲得民族獨立的後發現代化國家，但印度幾乎無法複製中國經濟起飛的路徑：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製造業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一。

正如施展在《樞紐》一書中以「全球經貿複合雙循環結構」這個概念來闡述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構成一個循環（第一循環） ，中國向西方國家出口製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各種高端服務業貿易；中國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構成另一個循環（第二循環），中國向發展中的亞非拉國家出口製成品，從後者進口原料等，兩個循環透過中國連結。中國由此成為全球經貿循環過程中重要的樞紐存在。

而印度，並不具備中國這樣的供應鏈網路優勢。這一方面是因為，從1947年獲得民族獨立後，印度在1991年才開始開啟對外開放步伐，在此之前，為了擺脫殖民主義影響，追求所謂“經濟獨立”，印度一直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而此時，中國已改革開放十餘年之久；並且在經濟體制上，印度高度借鑒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效率低下、管控嚴苛、缺乏活力，從而導致本國錯失成為「世界工廠」的機遇。

另一方面，根據美國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的理論，成功的國家建構來自軍事統一、政治改革和民族認同。從這個邏輯來看，印度很難說是一個完成了國家建構的國家，其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地理、種姓之間的異質性和複雜性，不僅導致了印度政府孱弱的國家能力很難集中力量完善基礎建設，也導致了印度的勞動人口往往固守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語言環境中，沒有湧現出像中國一樣逐資本而居的產業人口大遷徙。

另外，印度的人口紅利也沒有真正轉移成為經濟紅利，這源自於本國的教育資源的短缺與貧瘠。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2年印度的教育支出僅佔GDP的2.9%，只有23%的印度女性從事有薪工作，而孟加拉的這一比例為37%，中國的比例為63%。缺乏技能、未能充分就業的年輕人可能會讓印度的經濟提早停止發展。

這一切導致了，迄今為止，印度依然是一個製造業貧瘠的國度，它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並不會因為貿易保護主義的舉措就戛然而止。

根據路透社8月9日報道，印度政府當天向國會提交的報告顯示，2023財年，印度從中國進口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汽車零件和鋼鐵產品等至少25種主要大宗商品增加。同時，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在2023財年同比擴大13.5%，路透社稱，原因是「印度強勁的國內需求繼續支持從中國進口，而中國的疫情管控抑制了從印度的進口」。

談到印度未來的政策走向，欣孚智庫的創辦人、前歐盟政策顧問宋欣態度樂觀。她認為，隨著印度日益深刻地嵌入全球經濟體系，它也會以更開放的姿態對待外國企業與資本，目前嚴苛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只是階段性存在。

發展的規律，不會被階段性或局部的變化所打破。

而對中印兩國來說，如何超越狹隘的地緣政治思維，加強經濟聯繫和積極互動，從零和遊戲走向雙贏，是兩國未來應該關注的焦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