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三年半Uber 自動駕駛致死案“安全員”發聲：希望得到公正的審判
Uber 的自動駕駛致死案，至此已過去了四年。在常規的認知中，事故原因似乎也已定性——由於車內的安全員分神從而釀成大禍。如今，當事人Rafaela Vasquez 公開接受采訪，首次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或許，除了她自身，Uber 以及亞利桑那州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Rafaela Vasquez，她是全球首起自動駕駛致死案的安全員。
沉默了三年半時間，Vasquez 選擇現身談及她在那起事故中所經歷的一切。
在近七個小時的交談中，她積壓已久的情緒也終於得到釋放。只是，Vasquez 仍無法平靜地面對因車禍所造成的傷害。
她曾處輿論漩渦中心。
人類與技術的“博弈”以生命作為代價，她是自動駕駛時代第一個承擔這種痛苦的人。
一方面，這起事故給整個行業都敲響了警鐘；另一方面，這起事故也正不斷淡出人們的視野。
通過這篇文章，新智駕試圖去還原這場波及甚廣的悲劇背後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以下是外媒報導的原文，新智駕作了節選以及不改變原意的編譯：
飛來橫禍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但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司機。”
當警察找到Rafaela Vasquez，並詢問她是否是事故的肇事人時，她說：“我是一位安全員。”
當事人Rafaela Vasquez
2018 年3 月20 日晚，身為Uber 安全員的Vasquez，駕駛著一輛沃爾沃SUV自動駕駛車。穿過公司車庫時，牆上的一幅海報映入Vasquez 的眼簾，畫中的司機邊開車邊低頭看手機，旁邊印著一行字提醒著：It Can Wait（寧等三分，不搶一秒）。
21: 15 時，機械般的重複駕駛工作，已讓Vasquez 略感疲憊。
這條位於亞利桑那州區的路段，之前她跟著測試車已經反复跑了72遍。“不過是尋常的一天。”隨後，Vasquez 便開啟了自動駕駛模式。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車輛行駛到了城市中心區和沙漠區之間的荒涼路段。
此時，Uber 系統識別到前方5.6 秒外有一個不明物體，但報警系統並沒有向Vasquez 發出任何提示。計算機不知道如何定義前方的物體，在“車輛”和“其他”之間反复猶豫。
在距離檢測對象2.6 秒時，系統終於給出了識別答案：自行車！而1.1 秒後，又切換到“其他”選項。但剎那間，再次落回到“自行車”。
最終，系統在反復計算後作出了一個決策：嘗試讓車輛繞過它。
但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車禍已經發生了。
在撞擊前的0.02秒，車輛仍以62 km/h 的速度往前衝，Vasquez 此時絕望地抓住方向盤。
0.2秒後，系統終於有了反應，它提醒Vasquez：該減速了。
撞壞的自行車在人行道上刮出一道7 米長的划痕。一位穿著深色衣服的女性痛苦地蜷縮在地上。
Vasquez 立刻撥打了911。
漫長的兩個小時裡，Vasquez 大腦一片空白，她不斷地詢問傷者的最新情況，最終得到了讓她愧疚一生的消息：因傷勢過重，受害者去世了。
圖注：美國國家安全運輸委員會公佈了事故前10 秒圖像，暴露了Uber 軟件上的漏洞。來源：Wired
這次事故中Uber 的測試車處於完全自動駕駛模式，是世界上第一起自動駕駛汽車致死事故。
這場車禍，也被業內視為：本可以避免的悲劇。
自動駕駛汽車被研發的初衷，便是通過技術去解決各種不安全地駕駛行為。相關數據顯示，一個多世紀以來，自動駕駛技術已基本可以應對人類開車時會出現的常規失誤。
“這將是整個行業的滑鐵盧。”Vasquez提到。她也因為這起事故瞬間深陷全球範圍內的輿論漩渦之中。
她很焦慮。她無法界定責任歸屬、也不清楚安全員具體的職責所在。
“我對所發生的一切感到無力，” Vasquez 告訴警察，“ 這不是我所期望的。”
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溺愛”
“亞利桑那州歡迎Uber。”
該州州長Doug Ducey 一直希望引進一些高科技公司到他的轄區之內。
同時，他也及時下發了幾項利好政策，包含讓Uber 和Lyfts 得以進入鳳凰城最大的機場開展業務、允許相關公司在亞利桑那的公共道路上測試自動駕駛汽車等。
於Uber自動駕駛而言，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
當時，Uber 首席執行官Travis Kalanick 將自動駕駛出租車業務視為一場生存之戰，尤其是與Google的決鬥。
2015 年年初，Uber 業務增長已現疲態。為此，Uber 從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機器人部門挖走了40 名專家，創建了Ub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公司，希望它能為Uber 注入自動駕駛的生機。
2016 年12 月，在Uber 拒絕測試許可後，加州撤銷了它的測試車註冊。幾個小時後，Ducey 在Twitter上吶喊：“Uber，加利福尼亞可能不想要你，但亞利桑那永遠歡迎你！”
第二天，Uber 的沃爾沃自動駕駛SUV便開向了亞利桑那州。
在行業認知裡，自動駕駛車輛行駛的里程，是算法活力的關鍵之匙。
因此，在整個2017 年，隨著亞利桑那州逐步成為Uber 最大的測試站點，公司要求KPI 一再加碼—— 先是數十萬英里測試里程，然後是數百萬英里測試里程。
很快，Uber 的40 輛汽車便在亞利桑那數千英里的郊區投入運行。安全員每天輪班運行多達8 個班次，他們需要在自動駕駛系統有偏差時即作出糾正。
“完成這個KPI十分困難。”培訓安全員的前僱員Jonathan Barentine 表示，“但我們只能加速跑。”
到2017 年底，Uber 對外宣稱，每周自動駕駛車輛可測試84000 英里。
此外，監管機構當時幾乎是完全放任的態度。
自動駕駛政策的主要製定者Bryant Walker Smith 告訴媒體，亞利桑那州或將因為自動駕駛而備受關注：要么是非常成功的運營經驗；要么就是非常慘痛的車禍事故。
他一直發出提醒，“這種程度的放任是十分危險的。”
安全員減少至一個
一方面，亞利桑那州對Uber 放權太多；一方面，Uber 也在不斷給安全員放權。
在路測的頭幾個月裡，Uber 會安排兩個安全員一起工作。兩者分工明確，主駕駛位的人提示前方道路情況，而副駕駛位的人則在電腦上逐一確認系統對相關物體的檢測情況。
一旦預測到即將有碰撞發生，駕駛座上的員工也可以立刻接管車輛，後期再將行車記錄上交公司。
2017 年秋天，Uber宣布將改變測試計劃：每輛車只配備一個安全員。
有人提到是因為技術越來越好了。但業內人士認為，隨著自動駕駛部門每年的花銷遞增，Uber 當然希望將勞動力成本延伸到更多里程，儘管Uber 一直否認成本是其中的決定因素。
為此，業務部門只得跟著公司要求，急忙重新培訓安全員單獨管控汽車的能力。
負責人Jonathan Barentine表示，單個安全員的工作模式只適配於更成熟的系統版本，這樣可以盡量減少人類接管車輛的次數。
安全員卻對獨自看管汽車感到不適應。他們需要通過安裝在中控台的平板電腦輸入車輛的性能反饋，而整個工作期間，沒有同伴的提醒和交談來對抗機械性工作帶來的疲憊感。
並且，自動駕駛模式下，車上長時間沒有“第二雙眼睛”的監督，安全員們很難抵擋手機的誘惑。
但Uber一位主管卻表示，99% 的管理層希望這個“減員”計劃能繼續下去。
Uber的相關工作人員偶爾會追溯抽查，隨機挑出一些車輛的行車記錄儀查看。但由於日程安排繁忙和里程數急劇增加，抽查並不頻繁。
Vasquez 的主管後來告訴調查人員，他從未查看過Vasquez 在工作時的視頻。公司也沒有實時盯著安全員，“我們不希望他們認為自己是被監視的。”
Elaine Marie Herzberg的墓地
但是，無論是監管人員還是安全員，都面臨一場與自動化的西西弗斯式戰鬥：系統越智能，人就越不需要參與；但越少的人參與，就越難集中註意力。
包括之前因未能專注工作被解僱的Beltran 也認為，失誤部分原因是公司決策造成的。“如果車裡有第二個人，我們絕對不會在開車時開小差。”
2018 年3 月13 日，也是事故發生前五天，Uber 自動駕駛卡車部門的運營經理Robbie Miller 向公司高管和律師發送一封郵件。Miler 抱怨道，汽車部門的一些司機並非訓練有素，之前幾乎每隔一天就會有車輛損傷報告。
他敦促该公司，务必在每辆车上安排第二名安全员。同时他还认为，“大幅削减车队规模，将显著降低Uber 自动驾驶部门卷入事故的可能。”
五天后，Vasquez 從車庫出來，開始第73 次環遊斯科茨代爾環線。
那天晚上她在路上的39 分鐘裡，系統只要求她接管了車輛一次，持續幾秒鐘。“還是發生了，我們……殺人了。”如前文提到，之後車禍還是發生了。
“我不能給出法律評判。”警察告訴Vasquez，“但我知道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交通事故。”
他說，警察的記錄儀正在運行，一切都將“公開進行”。他同時警告，任何改變數據的企圖都是犯罪行為。
凌晨時分，Vasquez先是回到了Uber總部，而後開車回家。肇事車輛被拖到警察局。
警方和Uber 代表人的電子郵件
真相到底是什麼？
當晚的事故發生後，Uber 員工幫助警方拿到了事故車輛的行車記錄儀以及存儲卡，這在之後的調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根據錄像顯示，自動駕駛車輛行駛過程中，Vasquez 坐在駕駛座上但偶爾低頭凝視自己的右膝，視線離開路面的平均時間為2.56 秒。在事故發生前的一段路，她的視線離開路面最長時間超過26 秒。
在一次5 秒鐘的低頭分神後，由Vasquez 負責的這輛沃爾沃最終撞向了受害人Herzberg。
Vasquez 起初對警方的公開立場感到安慰—— 時任坦佩警察局長的Sylvia Moir 曾向《舊金山紀事報》透露，“任何方式（無論是自動駕駛還是人為駕駛）都很難避免這起事故。Uber 可能不會受到指控。”
隨後，Sylvia Moir 便收到了大量“極度憤怒”的郵件，指責警察局與“殺人犯”同謀。迫於民眾壓力，警方還公開了事故前的行車記錄儀錄像，這也為Vasquez 後來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困擾。
為了進一步調查事發當時的情況，警方要求Vasquez 上繳手機，包括一台黑色外殼的工作手機以及一台金屬外殼的個人手機。
調查結果顯示，事故發生前幾分鐘，Vasquez 並沒有接打電話或是發送短信，但不排除用Netflix、Hulu 和YouTube 看視頻的可能性。
Vasquez 強調，當晚工作時，她的個人手機放在身後的錢包裡，工作手機置於副駕駛座位附近；工作期間，她時常低頭關注安裝在中控台的Uber 平板，抬頭髮現受害人時已來不及剎車。
不過，警方調取了當晚Vasquez 手機中流媒體應用程序的信息，進一步發現：YouTube 和Netflix 在事故發生前後的幾個小時內均未檢測到動態。
但在兩個月後，Hulu 的法律團隊報告稱，事發當晚9 點16 分之後，Vasquez 的個人手機開始播放選秀節目The Voice。該節目於9 點59 分關閉，而事故發生在9 點58 分。
案件的調查持續了很久。去年夏天，Vasquez 的兩位新律師為其辯護道：Vasquez 當晚確實在用Hulu 播放The Voice——但她沒有看，她在聽。這是被允許的事情。
這讓警方感到迷惑，“如果她一直在看路，這次碰撞完全可以避免。”
此外，Hulu 僅安裝在Vasquez 的個人手機上，即帶有金屬外殼的手機，但行車記錄儀顯示，Vasquez 曾將具有黑色外殼的工作手機放置在靠近自己右膝的位置（也就是她時常低頭凝視的範圍），這部手機裡沒有Hulu。
儘管調查結果與當初Vasquez 的供詞有出入，但律師堅稱，Vasquez 低頭是工作所需，她是無罪的。
至今，也沒人知道當晚到底發生了什麼。
Uber 的“補救”
這場悲劇發生的第二天，媒體紛紛進行了報導，專家們則抨擊亞利桑那州寬鬆的監管環境，呼籲全國暫停自動駕駛測試，並表示“自動駕駛的發展一定會造成死傷”。
為推動自動駕駛發展付出良多的Doug Ducey 州長震怒，親自寫信給Uber 首席執行官Dara Khosrowshahi：“我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公共安全。”
由於公開的行車記錄儀錄像引起了大眾的恐慌，Uber 配合了Doug Ducey 的要求，暫停了自動駕駛汽車測試。
此外，Uber 還進行了技術反省，對車禍和Uber 的安全做法進行自我評估，並創建了一個安全顧問小組，其中包括一位NHTSA 的前任管理員。
那幾天，Uber 的領導層、坦佩警方和NHTSA（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NTSB（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聯邦調查人員聚集在一起討論事故調查進展。
期間，Uber 代表團聲稱，自動駕駛系統識別到了受害人，但事故的最終發生是因為Vasquez 工作出現了失誤。Vasquez 當時並不在場，但她很快察覺到，公司主管對自己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轉變，甚至不允許她出席公司的重要活動。
事故發生十天后，Uber 同意為受害人Elaine Herzberg 的丈夫和女兒Christine Wood 支付賠償金，大概是幾百萬美元。
Christine Wood 沒有自己的房子，她與母親Elaine Herzberg 常常在事故地點附近露營，她們在經常在那裡亂穿馬路，事故發生後，相關部門在該地區增加了更多禁止穿越的標誌。
Christine Wood 還透露，其母親曾因毒品罪在縣監獄服過刑。Elaine Herzberg 去世時，她的血液中檢測出含有甲基苯丙胺，這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為第一類精神藥品。
帶著Uber 給的和解金，Elaine Herzberg 的丈夫和女兒在梅薩的牧場裡買了一套房子，遠離那個危險的地段。
幾個月後，Elaine Herzberg 的媽媽和兒子也收到了來自Uber 的和解金。
隨著和解的達成，Uber 避免了承擔民事責任。至於刑事責任，事故發生一年後，亞利桑那州的一名檢察官宣布，該州不會對Uber 提出刑事指控。
事故發生兩年後，即2020 年8 月，馬里科帕縣檢察官將針對Vasquez 的證據提交給大陪審團。這就是有且只有Vasquez 被指控因自動駕駛汽車導致行人死亡而被起訴的原因。
Vasquez 的辯護團隊表示，通過協助警方進行調查，Uber 有可能對調查進行了引導，將責任推卸給Vasquez 。
這樣的結果也讓一些Uber 員工感到震驚和慚愧——大家欠Vasquez 一個更好的監督環境，“Uber 工程師應該要為軟件bug 負責，不能簡單把責任歸咎於方向盤後面的那個人。Uber 必須知道這樣的悲劇是有可能發生的。”
不幸的Vasquez
現在，只有Vasquez 處在法律的煉獄中。
Vasquez 曾與Uber 商量，要求公司支付刑事辯護律師費用，主管同意了，但這件事最後也不了了之。她也一直在等待律師做點什麼，畢竟，如果“使用危險工具殺人”的罪名成立，她將面臨四到八年的監禁。
Vasquez 不想再體驗那種噩夢一般的生活——她曾重罪入獄近4 年。
Vasquez 出生在馬里蘭州郊區，她的母親在她3 歲時死於心髒病，所以她由父親撫養長大。
不過，她的父親是一位嚴格的天主教徒，同時是曾在越南服役的海軍陸戰隊中士，他對自己兒子Vasquez 所展現出來的女性氣質感到憤怒，並嘗試了各種干預措施，比如“祈禱同性戀者和軍人遠離同性戀者”。
從天主教小學、到足球隊、到軍校，Vasquez 一路被欺負，甚至曾遭到兩名牧師、一名教練和一名治療師的性虐待。Vasquez 說，她曾在三年級時第一次嘗試自殺。
二十多歲的時候，Vasquez 遇到了自己的第一個男朋友，並參與了該男友策劃的一場搶劫案，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後來的十年裡，她的心理健康狀況日漸衰弱並投入到治療中。
2015 年，Vasquez 決定她需要強迫自己走向人群，所以報名為Lyft 和Uber 開車。兩年後，她看到了Uber 自動駕駛部門的廣告。
2017 年夏天，Vasquez 飛往匹茲堡參加為期一周的新兵訓練營，學員們需要學會將手和腳懸停相應的位置，同時也要學會迅速接管車輛，犯錯的人將在一周內被淘汰。
Vasquez 晉級了，並飛回坦佩市接受更多培訓，努力在公共道路上測試自動駕駛汽車。這讓她難得地高興起來，“感覺就像生活重新開始一樣。”
但如今，她卻因為這個選擇陷入了另一個泥潭。
事故的發生給Uber 帶來了不小的打擊，2018 年底投入使用自動駕駛出租車的計劃跳票，大量員工被解僱。Uber 表示，Vasquez 在2018 年也收到了遣散費，但沒有透露具體金額。
除了對法律最終審判結果感到焦慮，Vasquez 的生活也受到了嚴重影響。為了不讓人們認出她，Vasquez 已將頭髮拉直，也改掉了用彩繩織辮子的習慣；當不得不去便利店時，她會提前做好心理建設再直衝進去。
甚至，新冠病毒的來襲，讓她送了一口氣—— 可以名正言順地戴上口罩。
過去這沉寂的幾年裡，Vasquez 不是沒有試過去申請其他的工作，但結果不盡人意。
目前，她正在照顧正在接受癌症治療的父親，由於經濟壓力太大，她放棄了自己的寵物狗，堅持多年的心理健康治療也中斷了。
在鳳凰城郊區，Waymo 已經能夠提供完全無人化的自動駕駛運營活動，而Vasquez 正駕駛著一輛已經老化的轎車進入辦公園區——經過三年半的公開沉默後，Vasquez 與記者談論了她的經歷。中途她很擔心路人會認出她，她的腳踝處還佩戴著笨重的監視器。
就在採訪後的一個月，Vasquez 的父親去世了。她悲痛欲絕，也對案件審判感到更加絕望。
回顧一路走來， Vasquez 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被背叛了，因為起初每個人都站在她這邊，甚至警察局長。現在情況卻恰恰相反。
但當閱讀完網絡上針對自己的尖酸刻薄的評論後，她自問自答道，“我能得到公正的審判嗎？可能並不會。”
今年二月，最新的裁決下來了：案件即將進入審判階段，且沒有新的大陪審團（此前，Vasquez 的律師曾提議要該召集一個新的大陪審團）。
有專家表，Vasquez 的律師可以在審判中提出他們對證據的看法——除非Vasquez 選擇完全避免這樣做，“Vasquez 也有可能會尋求認罪協議，如果她被判有罪，可能會減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