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報導，關於2020年COVID-19大流行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的首次全球估計表明，由於大流行，全球新增5300萬例嚴重抑鬱症和7600萬例焦慮症病例。 2020年，女性和年輕人受嚴重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影響最大。 2020年，受COVID-19大流行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的病例增加最多。 作者呼籲各國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採取緊急行動，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心理健康系統，以滿足因該大流行病而增加的需求。

根據發表在《柳葉刀》上的關於COVID-19大流行病對心理健康影響的首次全球估計，2020年全世界的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病例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

在2020年，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的病例分別增加了28%和26%。 女性比男性受到的影響更大，年輕人比老年群體受到的影響更大。 在COVID-19感染率高的國家，人員流動大幅減少–這是封鎖和關閉學校等措施的結果–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流行率增加最多。

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嚴重抑鬱症和焦慮症（可能會增加自殺等其他健康後果的風險）也是全球疾病負擔的主要因素，影響著全世界各個年齡段的數百萬男性和女性。

研究主要作者、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昆士蘭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Damian Santomauro博士說：”我們的研究結果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加強心理健康系統，以解決全世界日益嚴重的重度抑鬱症和焦慮症的負擔。 促進心理健康，針對導致心理健康情況不佳並因大流行病而惡化的因素，以及改善對那些出現精神障礙的人的治療，應該是改善支援服務的核心工作。 即使在大流行病發生之前，大多數國家的精神衛生保健系統在提供服務方面歷來都是資源不足、組織混亂的。 滿足因COVID-19而增加的心理健康服務需求將是一個挑戰，但不採取行動不應成為一種選擇。 ”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究分析過COVID-19大流行對2020年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流行率的全球影響。 以前的大多數工作包括在短時間內對特定地點的調查。

這項新的研究是第一個評估該大流行病對重度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全球影響的研究，量化了2020年204個國家和地區按年齡、性別和地點劃分的疾病流行率和負擔。

研究人員進行了系統的文獻回顧，以確定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29日期間發表的人口調查數據。 符合條件的研究報告了抑鬱症或焦慮症的患病率，這些研究代表了普通人群，並且有大流行前的基線。 研究人員使用疾病建模元分析工具，來自合格研究的數據被用來估計基於年齡、性別和地點的COVID-19導致的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病率變化，包括在沒有合格研究的地點。 對COVID-19每日感染率和人員流動的估計被用作該大流行病對人口影響的指標。

研究人員系統回顧確定了5683個獨特的資料來源，其中48個（其中一個報告跨越兩個地區）符合納入標準。 大多數研究來自西歐（22）和高收入的北美（14），其他研究來自澳大利西亞（5）、高收入的亞太地區（5）、東亞（2）和中歐（1）。

薈萃分析表明，COVID-19感染率的增加和人員流動的減少與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患病率的增加有關，這表明在2020年受大流行病打擊最嚴重的國家，這些疾病的患病率增加最多。

在沒有大流行病的情況下，模型估計表明，2020年全球將有1.93億例重度抑鬱症病例（每10萬人口有2471例）。 然而，分析顯示有2.46億個病例（每10萬人中有3153個），增加了28%（增加了5300萬個病例）。 在新增的病例中，超過3500萬是女性，而男性則接近1800萬。

模型估計表明，如果沒有發生這一大流行病，2020年全球將有2.98億個焦慮症病例（每10萬人中有3825個）。 分析表明，實際上在2020年期間，估計會有3.74億個病例（每10萬人中有4802個），增加了26%（增加了7600萬個病例）。 增加的病例中，近5200萬是女性，而男性約為2400萬。

在2020年，年輕人受嚴重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影響比年長的年齡組更大。 這些疾病的額外發病率在20-24歲的人群中達到頂峰（每10萬人中有1118個額外的嚴重抑鬱症病例，每10萬人中有1331個額外的焦慮症病例），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

共同作者、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昆士蘭精神健康研究中心GBD精神障礙小組負責人 Alize Ferrari 說：”COVID-19大流行病加劇了許多現有的不平等現象，以及心理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可悲的是，由於許多原因，女性總是更有可能受到該大流行病的社會和經濟後果的影響。 額外的照顧和家庭責任往往落在女性身上，而且因為女性更有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這在大流行病的各個階段都有所增加。 ”

“學校關閉和更廣泛的限制限制了年輕人的學習和與同齡人互動的能力，再加上失業風險的增加，也意味著年輕人在大流行病期間受到嚴重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影響也更嚴重。 至關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應將諸如這些基本因素考慮在內，作為加強心理健康服務措施的一部分”。

作者承認，他們的研究受到了限制，因為在世界許多地方，特別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缺乏關於COVID-19大流行病對心理健康影響的高質量數據。 因此，他們說，對那些缺乏數據的國家產生的推斷估計應該謹慎解釋，並呼籲改善全球的數據覆蓋面和品質。 大多數可用的數據是基於自我報告的癥狀量表，這些量表只估計了主要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可能病例。 更多來自代表普通人群的診斷性心理健康調查的數據–其中只有三個覆蓋了研究期–將提高對該大流行病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理解。 其他精神障礙也可能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影響，作者說這些應該在進行新的精神健康調查時進行評估。

來自牛津大學的Maxime Taquet博士和Paul Harrison教授以及來自烏普薩拉大學和卡羅林斯卡學院的Emily Holmes教授（他們沒有參與這項研究）在一篇相關評論中寫道：”Santomauro及其同事對大流行期間抑鬱症和焦慮症負擔的首次全球洞察，鮮明地突出了大流行對全球心理健康的影響。 “他們回應研究作者的呼籲，採取行動加強心理健康系統，並說：”因此，該研究應緊急激勵更多的研究，以確定抑鬱症和焦慮症更全面的地理分佈，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病率，以及在全球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改善心理健康的基礎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