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3位美國經濟學家David Card、Joshua D. Angrist 、Guido W． Imbens共同獲得這一獎項。 其中，David Card因「對勞動經濟學實證研究性的貢獻」而獲獎，Joshua D. Angrist和Guido W. Imbens因「對因果關係分析的方法學貢獻」而獲獎。

值得一提的是，身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大衛卡德（David Card）還曾在哈佛大學的訴訟中出任經濟學專家。

幾年前，哈佛大學捲入了一場官司。 一批亞裔學生指控哈佛，在招生當中存在著歧視行為，因而要求哈佛進行賠償。 歧視這個問題，在美國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政治問題，因此面對指控，哈佛大學也不敢怠慢。 為了論證自己在招生中並沒有存在著對特定族裔的歧視，哈佛校方專門邀請了經濟學家撰寫了報告，作為呈堂證供。

我們知道，哈佛本來就是經濟學重鎮。 那麼，能在哈佛的訴訟當中出任經濟學專家的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令人意外的是，他並不是某位哈佛的校內職員，而是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大衛卡德（David Card）教授。

卡德1956年出生於加拿大，1978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83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就進入了芝加哥大學任教。 此後，他先後輾轉於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哈佛等頂尖學府，並最終”落戶”伯克利，隨後執教至今。

卡德的研究集中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其研究興趣包括最低工資、教育回報、移民，以及不平等等。

在卡德所有的論文中，最有名的一篇可能是1994年和克魯格共同發表的《最低工資與就業》。 眾所周知，最低工資是經濟學中爭議很大的一個政策問題。 儘管公眾普遍認為，最低工資法是保障職工就業條件的一項法律，但很多經濟學家卻對此大有異議。

例如，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就一直斥最低工資法為惡法，其邏輯也十分直接：當政府出臺了法律，保障了員工的最低工資時，企業雇傭員工的時候就會面臨更多的猶豫。 這樣一來，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需求就會下降，而這會使得勞動力市場上的失業出現大幅度的增加。

當然，無論是支援最低工資也好，反對最低工資也好，經濟學家的觀點也好，更多都是一種理論的推演，而實證的證據則相對缺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原因就在於，對一個政策進行評估就是比較難的事情。 從理論上看，要考慮一個政策的影響，就要對有了政策，以及沒有政策的”反事實”狀態進行一個比較。 但在政策已經實施了之後，「反事實」就已經不可見了，因此要進行類似的比較也就不可能。

那麼，怎麼處理這個困境呢？ 一個思路就是所謂的「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這個方法的思路十分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具體來說，它假設在現實當中有兩組觀察物件：一組是接受了政策的控制組，而另一組則是沒有接受政策的對照組。 在進行政策之前，兩個組在表現上有所差別，而在政策引入后，這種差別將會變化。 從統計上看，這個差別的變化就是政策的效應。 早在19世紀，公共衛生學家就把這個思路用來分析倫敦的霍亂問題。 而卡德等人則借用了這個思路，對最低工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具體來說，卡德和克魯格選擇了最低工資法發生變化的加州速食店作為控制組，而最低工資未發生變化的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新墨西哥州以及達拉斯市作為對照組。 通過構建工資與就業水準的倍差法模型的比較，他得到了兩個結論：

（ 1 ）該政策不僅提高了加州低收人群體的收入， 還提高了該州原本工資超過最低工資工人收入;

（ 2 ） 加州大部分的低工資人群的就業情況也沒有受到影響。 這意味著，最低工資法並沒有像很多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降低工作人群的福利，而是有助於勞工福利提升的。

這一篇論文一經發表，就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這種影響不僅是理論上的，更多是由於方法上的。 在此之後，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利用這些方法對很多勞動經濟學問題進行了研究。 在他們的推動下，包括「倍差法」在內的因果推斷方法開始登堂入室，成為了經濟學界的主流方法。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卡德的很多研究都是和艾倫·克魯格一起完成的。 遺憾的是，就在前幾年，克魯格已經因為自殺而身故。 如果他還在，他或許應該和卡德一起分享2021年的諾獎。

陳永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