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經過五年漫長的法律拉鋸，英國高法一致判定優步（Uber）司機屬於工人(worker)，幾萬名司機有望享受最低工資和帶薪休假，還可以追回之前平台少給的收入，這成為歐洲零工鬥爭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立法。

英國的立法進步，縱然抵消了全球零工待遇衰退的大趨勢，卻也暴露出目前零工運動過於強調爭取正式僱員地位的歸類鬥爭(Classification Struggles) ，而在其他層面陷入泥潭的窘境。同時，以優步司機為參照系所做的進步性立法，也難以覆蓋全球零工經濟下多元化的勞工，很多人的勞權問題並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回應。

英美零工法律定性的分化

與英國優步司機階段性勝利呼應的，是今年美國加州Prop22正式施行後低薪服務業勞工逐步惡化的處境。Prop22是以Uber和Lyft為主的矽谷公司主推的一項加州立法公投，用於推翻更早以前將所有零工視作正式僱員的AB5法案，去年11月在美國大選日得到了58.6%的多數票通過。Prop22將數字平台勞工定性為獨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適用於不同於正式工的勞動條款和保護政策。儘管疫情下的零工多被視為必需性勞工，零工平台卻以成本高企和保護零工靈活性為理由，拒絕將平台勞工納入普通僱員的範疇。很多平台勞工也堅信AB5會讓自己失去在多個平台靈活接單的機會，從而投票支持了Prop22。

圍繞Prop22的動員過程，顯示出Teamsters等傳統工會和NGO在平台巨頭組成的聯盟面前的絕對弱勢。在去年投票前，支持一方獲得了2億多美元的捐款，其中平台公司自己捐獻了四分之三，其餘由各種警察工會、少數族裔商會、甚至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 ）和散戶零工貢獻，這個金額是反對法案一方募款的十倍，也打破了加州歷史公投籌款數的記錄。當勞工組織者在疫情下一戶戶敲門試圖獲得更多居民對零工的同情，科技公司只需要通過app向所有勞工和顧客群發動員郵件，就能促成對勞工運動的降維打擊。上月，SEIU工會聯合四位平台勞工向加州最高法院遞交了起訴書，認為Prop22違憲，但此番努力暫時被法院擱置，未能力挽狂瀾。

Prop22於年初正式實施，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其對勞工的負面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零工領域，輻射到廣泛的服務業。連鎖超市Albertsons就決定解僱幾乎所有長期聘用的送貨員，改用合同工，而在有Prop22加持的加州，該超市索性不再僱傭送貨員，而是把業務外包給了去年剛上市的外送平台Doordash的勞工。同時，一些與硅谷有密切合作的遊說機構、諮詢公司和行業協會，比如由科技集團領導層組成的TechNet，和零售行業大佬起頭創辦的勞動力創新聯盟，利用風口遊說全國的傳統零售、醫療、教育集團來更多采用靈活用工的模式。Prop22背後的執行團隊則打算將新法條的原則發揚光大到其他州，去年末，他們獲得了紐約州NAACP官方的背書。

除了動員遊說組織抵消勞工運動的成果，回顧美國零工立法的鬥爭會發現，平台還十分擅長鑽法律漏洞。根據紐約時報的統計，全美地方法庭已經累計294次判決Uber司機在某個州是僱員，但是Uber通過上訴再迅速撤訴的方式，讓法庭無法做出最終裁決，以惠及平台其他司機。在沒法採用這招的情況下，平台則往往訴諸拖延大法。AB5原本於2020年初就應當執行，然而平台通過不停上訴和威脅撤出服務讓加州法庭不斷延後執行的死線，直到Prop22推出讓AB5停擺，而最終新公投的通過也讓平台幸運逃過一劫。對加州勞工極為不利的狀況還在於，立法修訂Prop22相當困難，需要加州議會八分之七的支持加上州長簽字，如此高的門檻需要一邊倒的公眾支持才可能實現。

零工“歸類鬥爭”的局限

加州和英國的立法都圍繞對特定零工勞動關係的定性，是一種歸類學的鬥爭。有中文分析文章已經指出，英國的判例並未把網約車司機和普通僱員畫等號，而是將其歸入第三類高於“自僱人士”（self-employed）、低於“僱員”（employee）的“工人”（worker）類別。“工人”類別是英國特有的勞動關係類型，和自僱傭人士比多了法定假日、年假和全國最低工資。享有這些固然讓零工的待遇得到了決定性的提高，卻也似乎給零工的法律鬥爭設置了一個隱形天花板，讓其他地區更容易施行妥協性的立法。

事實上，按照法條的內容來看，Prop22也並非就是英國判例的對立面，而是給了全職零工司機一些最基礎的勞動保護，包括保障按照駕駛時間計算的最低工資，根據工作時長提供四成到八成加州普通僱員的醫保和病假，和約兩年的工傷賠償，這些措施也構成了最近主要零工平台在加州大幅提高訂單單價的藉口。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被認為進步的英國立法，還是保守化的加州立法，都有著將平台勞工視為第三種勞工的傾向。從這個面向上說，英國的立法趨勢未必就能激勵到其他地區的零工鬥爭，反而可能讓輿論過於關注分類政治本身，而不是每一項零工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平台在法律層面的細微讓步，也會讓工會和NGO在這個問題上面臨巨大的道德壓力，與平台對峙更容易被解讀成過激的舉動。

英國立法相對加州Prop22最值得稱道的地方，反而是勞動關係外，對工作時間的重新定義。後者對勞工的保護標準極低，不僅表現在補貼數額不足，而且反映在法條並未將等待訂單和開車到接送點的時間算入工作時長，從而將實際的時薪壓縮到當地最低工資的一半不到。然而，此次英國高法判定，優步司機的工作時間要從打開應用那刻算起，因為即使在接單時間外，司機的勞動過程也是被嚴格調控的，長時間不接單的司機也會被強制下線。

這種思路並非英國人首創。紐約市的大部分網約車司機雖然還未爭取到僱員的地位，在2019年起已經受到當地最低工資的保護，其工資計算考慮到勞工車輛的空駛率。換言之，訂單之間的停頓加長，說明供大於求，勞工接單困難，平台應當給予司機更多的補貼。紐約新政實施後的數據也顯示，司機的工資有了普遍增長，平台的利潤也未有影響。受到紐約立法的啟發，今年1月開始，西雅圖的平台司機也有了最低工資的保護。

此外，平台勞工司機還在疫情下爭取新的勞動權益。去年3月，紐約上訴法庭判定Postmates必須為旗下勞工提供對標正式工的失業保險，推翻了下級法庭拒絕賠償勞工的決議。幾乎同時，Instacart在罷工威脅下做了妥協，承諾延長帶薪病假時間和更改小費系統。年中，紐約和賓州法庭又為部分平台司機爭取到了失業保險。

歸類鬥爭外具體的勞權鬥爭策略，還可以直接運用到其他服務業領域。比如在英國的居家照護領域，不論是正式工還是零工，護工在不同客戶家和加油站間奔波的時間，和在客戶處留宿的時間均不計入工時。而照護領域的私有化，又迫使勞工增加簽約的客戶數量，從而延長了其通勤時間。英國優步的判決，就有利於這些勞工開展後續的獨立訴訟，爭取獨立於自己勞工身份外的收入，特別是疫情下的防疫支出和工時補貼。2020年10月9日，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一名司機支持對22號提案投反對票。

優步化背後的多元零工

英美的零工判例都基於對本國平台司機勞動過程的解釋，這一定程度上讓案件更有指標性意義，卻無法顧及當代零工經濟在產業、地域和具體工種上的多元性。

相比依賴於大工廠的製造業，零工業態和從業者的內部差異更高。Prop22之所以能通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也恰恰是AB5立法者對零工經濟過於大而化之的想像。一些特殊的自由職業者，比如專欄作家、翻譯和髮型師因為AB5規定而面臨新的稅務和工時限制。比如媒體機構為了避免正式僱傭自由撰稿人，不得不將其工作量壓低到兼職的標準，導致勞工報酬減少。對這類情境的恐懼，是這些自由職業者支持AB5被廢除的關鍵原因。一刀切的法條激化了零工內部的矛盾，最終讓平台巨頭漁翁得利。

去年，《銷聲匿跡》中文版的出版（詳見澎湃“思想市場”對作者的訪談），已經讓更多中文讀者意識到零工不只是網約車司機和外賣騎手，而涵蓋了從家政工、客服、家教到醫療人員的一系列跨國工種，每個崗位都有自己獨特的處境。即使是同一個零工平台內部，勞工的境遇也往往大相徑庭，這和勞工的個體生涯息息相關。比如一些印度女性儘管被在線平台剝削，卻因為從事零工得以提升家庭地位。在線零工平台跨國特徵帶來的這種複雜性，也讓歸類鬥爭和傳統工會策略變得低效。傳統工會只在一國內部維護工人權益，並不能解決隸屬於在線平台的外國人的權益問題，而Upwork和Mturk這類平台恰恰是大量外國勞工的生計所在。

一些學者還指出，英文媒體慣用的“優步化”（uberization）並非零工經濟的普遍特徵，而只是反映了公共輿論對男性主導零工領域不成比例的關注，這使得在城市空間不被看到的、非體系化的或是完全在線的零工類型更加隱匿。研究家政零工化的Ticona與Mateescu就發現，網約車和外賣平台傾向用話術將旗下勞工視作夥伴和用戶，但care.com等公司卻反其道而行之，通過提供官方稅表，並強調家政工具備專業勞動者的素質和地位，從而吸引到中產用戶。平台控制的核心在於定義勞動邊界的權力，至於這種關係在法律和輿論中呈現出正式還是非正式的色彩，取決於工種、地域和勞工力量的漲落。

這次英國法官在判決書中，強調了標準化服務，比如統一定價是優步控制勞工的一大特徵。但標準化服務存在與否，並非直接決定工作的剝削程度。在需要提供大量情感和創意勞動的零工領域，對勞工的控制恰恰在於勞工提供的服務是不標準、無法被量化的，從而可以進一步壓低在社會經濟上弱勢群體的報酬。在幾乎所有在線零工領域，不統一的報酬和拍賣競標機制都讓全球南方的勞工面臨收入瓶頸。在筆者研究的遊戲零工領域，一定的自由調價權損害而非提升了勞工的權益，因為在顧客面前的絕對弱勢，讓大量勞工在同行競爭下主動打折而非提升單價，而新手和女性受此機制侵害尤其嚴重。

對於人們熟知的平台服務而言，看似更嚴酷和集中的算法控制，有時候反而讓零工有了統一的鬥爭矛頭，這在針對亞洲平台經濟的考察中都有所體現。研究者發現，直接隸屬於平台的中國騎手相比隸屬於配送站的全職工人更有抗爭意識，而印尼的線下交通平台化後也出現了更多的勞工抗議。相比之下，更隱形的零工平台多依賴零散和不統一的人工控制，容易消解掉平台勞工集體維權的動力。

因此，當“優步化”成為一種默認出發點滲透進立法的邏輯，它所能保護的必定只是某些工種下特定的個體，總有零工被代表和遮蔽。來自英國的喜訊，不該成為繼續“他者化”零工的推力，而應是理解其內在分化的契機。

文／夕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