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過了春節，朋友圈又一波新年flag 來襲了，比如我們常說的“早睡早起”“健康生活”。但一直以來，熬夜、晚睡似乎已經成為當代年輕人的常見標籤，年輕人因加班、玩遊戲、刷視頻、寫論文等而熬夜的現象隨處可見。

事實上，熬夜、晚睡、作息不規律對人體危害頗多，輕者會使人出現“熊貓眼”（也就是黑眼圈）、白天感到疲勞、皮膚乾燥等，重者則會使人的免疫力下降、肝功能異常、出現慢性疾病等。

如今，一項來自美國密歇根大學學術醫學中心的最新研究發現，長期不規律睡眠、晚上熬夜、晚上睡眠時間較少，甚至可能會增加一個人患抑鬱症的風險。

相關研究論文以“ Day-to-day variability in sleep parameters and depression risk: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training physicians ”為題，於2月18日發表在科學期刊NPJ Digital Medicine上。

（來源：NPJ Digital Medicine）

研究人員發現，相對而言，每天睡眠時間不規律的人，以及前一天晚上熬夜或早上很早醒來的人，第二天的情緒都比較糟糕。

該研究的第一作者、密歇根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專家Yu Fang表示：“先進的可穿戴技術允許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和更準確的方式研究心理健康行為和生理因素（包括睡眠），這為我們開闢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探索領域。我們的研究結果不僅旨在指導個人睡眠習慣上的自我管理，也可以為機構的排班結構提供參考。”

睡眠不佳，或增加抑郁風險

睡眠具有一個多維度的結構，睡眠的質量、持續時間、連續性、晝夜節奏、規律性等度量指標都是評價睡眠健康的參數。“晚上不睡，白天崩潰” 並非危言聳聽，生活經驗告訴我們，睡眠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了第二天的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睡眠不僅是一個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參數，人體“睡眠—喚醒” 時間表的穩定性更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但一些相關研究在評估各種條件下的睡眠所產生的作用時，往往會將睡眠健康降低到一個單一的、總結性的參數（如在夜間的睡眠時間），通過回顧性的、主觀的查詢獲得結論。

大多數研究都依賴於自我報告評估或傳統的客觀睡眠測量，僅限於橫斷面時間框架和小隊列數據分析。為克服傳統研究方式存在的數據可靠性問題，Yu Fang等人在該研究中招募了2100多名實習期醫生作為研究對象，使用腕戴式、多感官的可穿戴睡眠監測設備，實時監測了實習期醫生的睡眠、情緒和其他活動數據，保證了實驗數據的客觀性。

該研究還採用瞬時評估的方法，要求受試者在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上報告每天的情緒，以避免受回憶偏見影響對情緒評估造成的誤差。研究人員設計了9項患者健康問卷（PHQ-9）對實習期醫生的抑鬱症進行調查，受試者在每季度都會接受一次抑鬱症跡象測試，從而及時掌握他們的健康數據。

Yu Fang是由醫學博士Srijan Sen領導的“Intern Health Study”團隊的一員，該團隊對實習期醫學住院醫師的情緒和抑郁風險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研究，他們所進行的研究收集了醫生實習年開始前兩週的數據，並在實習年期間平均收集了近四個月的監測數據。

Sen 教授指出，他們團隊此前的研究發現新入職醫生具有很高的抑鬱症患病風險，而此次Yu Fang 等人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礎上，結合其他潛在因素進行的一項研究。研究人員假設，睡眠時間的減少和“睡眠—喚醒”時間的變異性增加將隨著受試者進入實習期而過渡，睡眠時間的縮短、睡眠持續時間的變化以及睡眠時間的變異性增加，會與情緒低落和抑鬱症狀相關。

結果發現，對於實習期醫生而言，總睡眠時間和喚醒時間的較大差異與抑鬱症的發生相關。具體而言，每天減少睡眠時間、推遲睡覺時間、提早喚醒時間以及總睡眠時間和喚醒時間的較大變化，都會對他們第二天的情緒產生有害影響，且個體不同的睡眠指標可能比由於晝夜節律紊亂導致的晝夜睡眠不足更不利於精神健康。

睡眠一個未被充分認識的因素

該研究的作者之一、密歇根醫學的神經病學副教授和睡眠障礙中心的醫生Cathy Goldstein 博士指出，現在有數百萬人在使用可穿戴設備來評估睡眠，包括研究中使用的Fitbit 設備、其他活動追踪器和智能手錶。

Sen 教授說：“這些發現突出了睡眠一致性是針對抑鬱症和健康問題的一個未被充分認識的因素，該研究還強調了可穿戴設備在理解與健康相關的重要概念方面的潛力，而我們以前無法大規模地研究這些概念。”

Goldstein 表示：“這些設備首次允許我們在不需要用戶付出任何努力的情況下，記錄長時間的睡眠數據。儘管初步工作表明，消費者追踪器的性能與FDA批准的臨床和研究級腕動儀（ actigraphy）類似，但我們仍對其預測睡眠的準確性存在質疑。”

該團隊指出，這項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研究所使用的可穿戴睡眠監測設備在睡眠監測方面還存在技術壁壘，研究中沒有評估多相睡眠模式對情緒和抑鬱的貢獻，實驗中還缺乏對於體力活動時間、咖啡因的消耗等潛在影響因素的分析。

然而，研究人員也表示，研究中相對年輕的群體平均年齡在27歲，同時擁有大學和醫學學位，他們並不能代表更廣泛的人群。然而，他們都經歷過類似的工作量和日程安排，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測試假設的群體，但希望今後的研究可使用類似的設備和方法，研究更加廣泛的人群，進一步驗證關於睡眠時間變化的研究結果在其他人群中是否成立。

Yu Fang 指出，幼兒的父母可能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群體。她開玩笑說：“我也希望我1 歲的孩子能了解這些發現，每天在8 點21 分叫醒我”。

我們正處於全球互聯的新時代，在享受隨時隨地工作、社交的同時，也往往會犧牲掉充足的、持續的睡眠。研究人員表示，即使在較小的效應範圍內，該研究結果也具有臨床價值。通過將睡眠時間和時間的變化確定為與情緒相關的潛在因素，這種可改變的行為可以被更廣泛地考慮，作為優化一般成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多種方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