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項模擬研究描繪了一幅令人安心的圖景——新冠疫情之後的未來，新冠病毒將在“幾年至幾十年”時間裡從危險的病原體轉變為另一種普通的感冒型冠狀病毒，研究人員強調稱，該模擬研究預測的新冠病毒毒性消失是基於該病毒的一種獨特性質，即它很少在兒童中感染。

儘管如此，許多專家一致認為，我們絲毫不應該對該結論感到驚訝，因為所有病毒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傳染性變得更強，致病性更低，從進化角度來看，病原體傷害它賴以生存的宿主是沒有道理的，依據這個推理，病毒攻擊性不過是暫時的進化失衡。

但是這個看似較合理的推理鏈遭到一項聲明的無情抨擊，該聲明指出，具有高度傳染性的B117病毒變種與“死亡風險的增加有關”，具有現實可能性。目前，英國新型呼吸道病毒威脅諮詢小組初步評估表明，B117病毒變種致死率比新冠病毒高30%左右。

但也許這僅是一個例外，我們仍然可以相信新冠病毒會慢慢淡出人們的視線，那麼這個觀點的證據是什麼呢？我們對預測進化將如何塑造病原體和宿主之間的關係有多大的信心呢？

毒性下降定律

細菌學家、比較病理學家西奧博爾德·史密斯（1859-1934年）在19世紀末開始提出“毒性下降定律”。

史密斯在19世紀80年代研究牛蝨傳播疾病時，開始意識到疾病的嚴重程度取決於之前感染的程度，與第一次接觸該病原體的牛相比，反復接觸這種病原體的牛再次患病概率明顯降低，從而史密斯推斷稱，這是因為宿主和病原體隨著時間的不斷磨合，形成了一種相互良性的關係。

之後關於“毒性下降定律”的故事發生了明顯逆轉，1859年，歐洲兔子引入澳大利亞，對澳大利亞當地動植物帶來了毀滅性災難，政府拒絕了路易斯·巴斯德提出的將家禽霍亂用於生物防治劑的建議後，農業部開始使用粘液瘤病毒，這是一種高度物種特異性疾病，兔子感染後會死亡率極高。

到20世紀50年代，粘液瘤病毒在兔子群體中迅速傳播，病毒學家弗蘭克·芬納認識到這個獨特實驗提供的機遇，記錄了該疾病的毒性如何在幾年內從99.5%的死亡率下降至90%左右，這被認為是強有力的經驗證據，支持史密斯的“毒性下降定律”，現在自然界也偶爾存在該定律現象。

挑戰毒性下降定律

大約在同一時期，才華橫溢的年輕澳大利亞數學家羅伯特·梅伊偶然發現擅長研究動物種群調節的傑出生態學家查爾斯·伯奇的研究成果，對此頗受啟發，隨後他與流行病學家羅伊·安德森合作，開創了數學模型在傳染病生態學和進化中的應用。到20世紀70年代，梅伊和安德森已開發出毒性演化的“權衡模型”——這是100年來首個挑戰史密斯毒性下降定律的理論模型。

依據“權衡模型”理論，病原體的毒性並不一定會限制病原體從一個宿主傳播到另一個宿主的容易程度，它甚至可能不斷增強，如果沒有假定的毒性進化代價，就沒有理由相信疾病的嚴重程度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降低。相反，梅伊和安德森提出，任何給定病原體的最佳毒性水平將由一系列因素決定，例如：易感宿主的可用性，以及從感染到出現症狀的時間間隔。

最後一個因素是新冠病毒流行病學的一個關鍵方面，從感染到死亡（如果發生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意味著新冠病毒在殺死當前宿主之前有一個重要的複制和傳播窗口。

目前，權衡模型被廣泛接受，它強調每種宿主-病原體的組合都必須單獨考慮，沒有普遍的進化規律可以預測這些組合關係將如何發展，當然也沒有理由喚起降低毒性的必然性。

很少或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毒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雖然最新出現的病原體，例如：艾滋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往往是高度致命的，但反過來卻不是這樣。許多古老的疾病，例如：肺結核和淋病，在現今可能仍與以前一樣致命。

環境的變化也可能將趨勢引導至另一個方向，登革熱至少從18世紀就開始摧殘折磨著人類，但有證明顯示，在過去50年左右的時間裡，越來越多、且不斷流動的人口導致了登革熱毒性顯著增強。即使是導致兔子死亡的粘液瘤病毒案例也不例外，在芬納的早期報告之後，粘液瘤病毒的毒性幾乎沒有下降，甚至可能略有上升。

有一定道理，但並非不可避免

當然，這些反面案例並不能證明新冠病毒的毒性不會下降，在這種權衡模式下，毒性下降作為諸多潛在結果之一，當然是可信的。

相反，突變可能增強病毒複製率，同時提高毒性和傳播能力，雖然我們需要更多的證據來確認，但事實上確切的機制可能很難確定，但目前關於B117病毒變異的最新證據，更多地指向了新冠病毒死亡率在不斷增大。（葉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