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點半，你從床上醒來，穿好衣服後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的攝像頭。一連十幾個小時，都在攝像頭前度過，對著攝像頭讀書，對著攝像頭做操，對著攝像頭做作業，再對著攝像頭看新聞。老師隨時會抽查，把你不小心走神的畫面截取下來，分享給同學、家長。

文| 金角財經周大錘

到晚上九點半，你關掉手機，從攝像頭前逃離，這樣的日子會在明天重演，持續整個寒假。

等假期結束，你終於可以不再自己打開攝像頭——學校的教室、走道、宿舍，甚至廁所裡，到處都有攝像頭全年無休地運轉著。

歡迎來到智慧校園。

監控孩子的大生意

誰都知道，這是一門效益巨大的生意。

根據教育部2012年發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各級政府在教育經費中，要按不低於8%的比例列出教育信息化經費。

2019年，國內的教育經費投入就已經超過5萬億，8%就是4000億，換句話說，智慧校園是個千億級別的巨大市場。

巨大的投入背後，是巨大的需求。

中國有近2700萬雙職工家庭，對於這些家庭而言，教育孩子所需要的時間、人力成本是巨大的負荷，而可以為家長提供“在場”和參與教育機會的智慧校園系統，被看作解決這個困境的關鍵。

目前，國內一二線城市基本實現了校園信息化，這股浪潮正在衝往三四線城市，而智慧校園，則是校園信息化的升級版。

在華東、華北、中部地區，已經開始進行整體化的智慧校園建設，但放眼全國，智慧校園的覆蓋範圍依然有限，換言之，這種新型教學模式的建設規模還會持續擴大。

2017年，水滴直播平台上湧現出大批校園監控的直播間，從幼兒園孩子們在教室午睡，到中學的課堂，甚至學校的食堂、操場、宿舍，學生們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到攝像頭下。

在直播間裡，有人提醒老師多關註一下自家孩子，有人詢問兩個名字相似的學生是什麼關係，有人指出畫面左下角的孩子在玩手機。

在部分家長看來，直播可以讓他們“看到孩子成長的點點滴滴”，也能通過這種方式監督老師的言行，避免孩子遭到傷害，但這種簡單的公開直播方式，同樣蘊含著危險。

由於直播間對所有人開放，不止學生家長可以看，所有點進頁面的人都能看，並通過直播，掌握孩子們的就讀學校、年級、班級、長相、姓名等個人信息。

面對潛在的風險，有家長擔憂“孩子的一舉一動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從法律角度來說，學校和網絡平台通過直播的形式，讓學生的個人信息毫無保護地對社會公開，已經涉嫌侵犯隱私權。但在實際生活裡，幾乎沒有家長會在和校方溝通時發表反對的聲音。

有的家長不僅支持校園直播，還在自己的家裡裝起了攝像頭。楚天都市報曾經做過一個抽樣調查，422個家庭中就有33個家庭表示，為了監督孩子做作業，他們會在家裡專門安裝攝像頭。

2020年底，南京14歲少年小宇報了警，希望警方可以幫忙拆除家裡的攝像頭——由於工作原因長期不在家，他的家長只能通過監控的方式執行家長的職責。

小宇的父親趕回家後，當著警察的面質問兒子，“你有多少隱私？我是你什麼人？我不可以監控你？”

腦機接口和智能校服

監控並不是智慧校園唯一的形式。

2019年，國內智慧校園行業產值有584.46億元。其中，智慧校園硬件規模為402.25億元，佔智慧校園市場規模的71.33%。

這是片廣闊的市場，涉及手寫板、投影儀、計算機、答題器等產品方向，教師及其他教職工人員等應用對象，但無論百度、曠視、商湯這些企業，還是校方，都更傾向於把目光聚焦在如何監控學生身上。

金華市孝順鎮中心小學，上演了魔幻一幕。教室裡稚嫩的孩子們帶著頭箍，頭箍上一盞小燈變換著顏色，紅色是專注，藍色是走神。

這個頭箍採用腦機接口技術，通過採集大腦中的生物體徵信號，把生物體信號和人類的意識進行連接和解讀，從而通過外界設備來讀取大腦，從此進行專注力評分。

“注意力分數”，就是對學生課堂表現的直接量化，這個分數就像考試成績排名一樣，以每10分鐘一次的頻率被發到老師電腦和家長微信群裡，以供他們掌控孩子的上課狀態“好不好”。

這只是“智慧化”課堂管理的形式之一。

就在小學生們戴上頭箍的同時，杭州的中學生們，正在被人工智能分析，成為大數據不斷學習的資料來源。

杭州第十一中學，引入了“智慧行為課堂管理系統”，通過安裝在教室裡的組合攝像頭，收集學生的課堂表現，包括閱讀、書寫、聽講、起立、舉手和趴桌子6種行為，以及害怕、高興、反感、難過、驚訝、憤怒和中性等數種表情。

這些肢體動作、面部表情數據會匯總進入後台，通過大數據分析，計算課堂實時考勤、行為記錄等數據，以此來考評課堂效果。

無論頭箍，還是面部表情識別，背後的底層邏輯都是把學習效率和專注程度簡單掛鉤，通過“優化”掉與學習無關的動作，從而提高學生的課堂效率。

根據使用這些系統的學校反饋，引入系統後，學生的專注程度和課堂紀律確實有所提高，但形式上的專注，未必就可以轉化為有效學習。

更嚴肅的問題是，長期面對監控，孩子們可能不得不進行“自我表演”，進而引發心理和精神問題。

不斷迭代的智慧校園設備，塑造了一個全景敞視的廣場，在這個廣場裡，孩子們近乎赤裸。

2019年，廣州廣雅中學計劃拿出480萬，給學生們都帶上手環，手環的功能包括監測學生出入校行為，記錄考勤、定位學生在校內外的位置，並在地圖中顯示，提供學生查詢和定位。

在校內，這個手環可以統計學生課堂上活躍程度、舉手次數，並且記錄校內消費情況，由家長進行遠程干預。而校外，學生的步行和睡眠數據會被離線緩存，在學生進入校園後自動上傳。

所有這些學生的行為甚至生理指標，都會受到老師、家長和管理人員的實時監控。

貴州省仁懷市第十一中學，則採購了更高級的智能校服，除上述那些手環可以實現的功能，還能做到校服、指紋、指靜脈，人臉識別和攝像頭協同配合，多維度捆綁確定學生身份，並且通過極高的靈敏度，實現對學生狀態的準確管理。

按廠家的宣傳，只要穿上這套校服，學生打個瞌睡都會觸發警報。

學生們真的只是個機器嗎？

沒有人懷疑這個市場，以及它的想像空間有多大。

但把學生們當做一個個需要監視與控制的人，引來學生以及輿論的抵觸，也是必然的。

這甚至是決定著監控式“智慧校園“這門生意能不能持續推進下去，鋪滿大江南北的關鍵因素。

1月28日，一份河南鶴壁高中“違紀情況通報”在社交平台流傳並引發巨大爭議。該通報公佈的是學校高三年級學生1月18日-1月24日的違紀情況，內容這樣寫到：3班XXX上課睡覺、4班XXX在抹護手霜、5班XXX考試睡覺、7班XXX向別人傳爆米花……

更為荒誕的是，“頭髮像窗簾一樣擋住臉，手也不動，好像睡著了”、“在紙條上羅列明星”、“坐姿不端”、“腿上蓋棉襖”、“哈欠不斷”、“認真摳手”、“上課5分鐘還沒有進入狀態”、“閉目養神，未聽課動筆”……這些內容也被列入違紀行列。

這份通報引發人們對於學生在校被監控這個話題的熱烈討論。

預設學生是一個個會犯事的犯錯的人，然後360度無死角加以監控。這些被預設為壞孩子的學生，並沒有從學校和家長處，獲得基本的信任和尊重。

不過，“尊重”在很多家長眼裡似乎並不值錢。

除此以外，這些長期收集學生個人數據的設備，一旦出現安全風險，會造成嚴重的後續問題。

2016年，科大訊飛員工張麗因為倒賣學生信息被捕。她曾任安徽全省學籍管理系統的管理、維護人員，利用工作便利，通過網絡搜索到蕪湖市學志教育諮詢有限公司負責人，並開始向對方倒賣安徽全省學籍管理系統裡的學生信息。

被賣出的數万條在校生信息，來自蕪湖、馬鞍山、六安市、繁昌縣等多地中小學，涵蓋學生姓名、所在學校、班級、父母姓名、職業、聯繫方式等內容，而售價，僅僅0.1元每條。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信息洩露後不斷轉手，從蕪湖市學志教育諮詢公司流入其他教培機構。

這只是暗流湧動的隱私風險中，最不那麼危險的一種。

洛陽理工附中，攝像頭光明正大裝進女生宿舍的走廊裡，這些攝像頭的事實畫面，校方說是由專人負責，需要報備才能查看，而一位男性班主任則告訴他的學生們，自己每晚都能用手機查看。

在家長群裡，對於監控裝進宿舍走道的做法，家長們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我只知道，老師一定是為了我的孩子好”。

北京的清華附中台路校區，以及徐州的賈汪區陶聖中學，則乾脆把監控攝像頭裝到了男廁所，兩所學校給出的理由，都是為了防止學生吸煙，也都承諾攝像頭只會對部分教職人員開放權限，且並不會拍到隱私區域，但學生們依舊感到恐慌。

害怕被拍到的學生們，只能跑到廁所最裡面方便，坑位有限，課間總是排著長隊，無奈之下，有的孩子乾脆不上廁所了。

“一進廁所就被拍了下來，不僅心裡覺得怪怪的，萬一隱私被洩露，誰能受得了。”

不過，種種質疑和擔心，並不會撼動這個需求巨大的產業。

2700萬個雙職工家庭，意味著父母能夠傾注在孩子教育上的時間有限。即使按照955來計算，親子之間的相處時間也只有下班後到入睡前的四五個小時，實際情況是，國內超時工作率高達42.2%，家長們連這四五個小時的時間都未必能夠保證。

時間成本，是家庭教育的一大難關。一份《2019國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調查》顯示，近三成的家庭每周有接近2-4小時都消耗在接送子女的路上，出於時間成本考慮，六成以上的家長傾向於使用“在線教育“等輔助手段。

經濟成本是另一重困難。

許多家庭面臨的是一道單選題，抽出時間陪孩子，收入就要受到影響，而維持收入，則陪伴孩子的時間必然不多。根據艾瑞諮詢發布的《2019年中國親子陪伴質量研究報告》，那一年，國內父母陪伴孩子的平均時長只有3.2個小時。

通過各種手段監控孩子在校情況，從而滿足家長參與感，並且一定程度上實現“提高學習效率”、“保障學生安全”等作用的智慧校園硬件設施，正是這部分需求塑造出的產業。

結構性困境和傳統管教思維，為這個行業提供了基礎，而那些匪夷所思的技術手段，以及涉嫌侵犯學生隱私的行為，不過是巨大的需求催化下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