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垃圾處理產業鏈正被越來越多的業者和投資者看到，但是否所有種類的垃圾處理都可以賺到盆滿缽滿呢？第一財經記者採訪了解到，目前而言，幹垃圾的處理產業比較成熟，收益也比較穩定，而濕垃圾和危廢垃圾的處理還相對不夠成熟。

2020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固廢法》為垃圾處理產業帶來了更大的機遇，威立雅華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下稱“威立雅華菲” ）方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近年來，隨著國內相關政策法規的出台，威立雅華菲一直加大在危廢（包括醫廢）處理、資源循環利用等方面的投入，例如在工業服務領域，威立雅華菲在河北、山東和東北一些省份等新建了一些危廢項目；在固廢處理領域，除了繼續投資運營傳統的垃圾焚燒、垃圾填埋氣發電等項目，威立雅華菲近年來還在多地管理運營廢棄電子電器設備回收、塑料回收、船舶回收利用等項目。

“《新固廢法》的亮點很多，尤其在推動醫療廢物監管、生活垃圾分類管理、限塑以及危廢監管等方面對行業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我們認為，相關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將推動國內固廢處理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同時，《新固廢法》的實施也會給行業帶來一些新的挑戰，需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實施細則，需要產業鏈上下游盡快調整和佈局，做好相互銜接和協同。”威立雅華菲方面表示。

塑料製品的回收和處理目前相對成熟，此前國家相關部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為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製品明確了具體的退出時間表。根據該文件，我國將在2020年底率先在部分地區禁止、限制部分塑料製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目前市場上關注度較高的可降解塑料主要為PLA（聚乳酸）和PBAT（聚己二酸）。中糧科技（000930.SZ）、金發科技、金丹科技（300829.SZ）、萬華化學（600309.SH）、瑞豐高材（300243.SZ）等多家公司都已有了PLA和PBAT的項目規劃，預計2021年～2022年將是投產的高峰期。

作為垃圾處理的幾大模式——焚燒、填埋和可循環處理等，其中乾垃圾的焚燒處理產業頗為成熟，收益也比較穩定。比如乾垃圾燃燒中產生的熱能可以為垃圾處理廠帶來營收。相對而言，可循環處理需要一定的技術含量，而濕垃圾的處理則有待成熟。

中信建投公用環保分析師萬煒認為，《新固廢法》在法律層面確定國家推行生活垃圾分類製度，我國濕垃圾分離量將迎來明顯增長，從而推動後端處置需求快速落地。中信建投針對46個重點城市測算其潛在濕垃圾處置市場，結果顯示，如果2023年底46個重點城市全面完成垃圾分類體系，對應總的濕垃圾處置產能有望達14.65萬噸/天，年化複合增速高達33.8%，濕垃圾處理產能缺口為8.54萬噸/天，對應總投資規模為512億元。

濕垃圾處理的產能存在缺口，但背後折射出垃圾處理企業在進入該市場時的猶豫和觀望心態。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秘書長張大勇認為，餐廚垃圾處理補貼拖欠、餐廚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等都是垃圾處理產業鏈面臨的問題。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實行乾濕垃圾分離以後，垃圾的入爐量大概減少了30%左右，一方面垃圾處理量減少了，另一方面處置費用卻居高不下，進入處理廠之後，濕垃圾的焚燒處理價格達到了普通垃圾的3倍。高昂的處理費用和技術路徑的不確定性，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處於觀望狀態。

“現在濕垃圾處理上馬的項目不多，因為全國很多城市都在觀望上海的濕垃圾處理能不能做起來，現在上海的終端處置設施都還沒完全建起來，所以其他城市也在觀望中。”上述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關於濕垃圾的處理路徑，目前業內仍有多種爭論的聲音，主要的處理方式有幾種：第一，將濕垃圾擠壓、脫水之後，剩下的垃圾渣到爐子裡一起燒掉，擠壓出來的滲濾液液則進入垃圾電廠的滲濾液處理系統，通過水處理的方式進行處理。在上海電氣環保集團副總裁張學林看來，這個方法最簡單直接，但可能和實行乾濕分離的終極目標是有差異的。

第二種處理方式，則是濕垃圾通過厭氧發酵產生沼氣，沼氣就是一種資源，可以用來發電。在厭氧發酵之後，又會產生一個技術路徑的分水嶺，一種簡單的做法是將產生的沼渣繼續焚燒，另一種方法則是對沼渣再進行耗氧堆肥，然後產出營養土或者有機肥，實現資源化利用，而不是簡單燒掉。“現在資源化的方式，大家都還在探索，我認為是濕垃圾最理想的處置方式還是堆肥。”張學林認為，要促使濕垃圾堆肥處置模式進一步推廣，需要國家在肥料指標和政策上向有機肥更多地開放。

另一方面，商業模式也決定了垃圾處理企業更多地在紅海中“廝殺”。

張學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垃圾處理企業的費用主要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垃圾處置費用，不管是BOT項目還是PPP項目，在招商引資的時候，政府都會根據投資總額和收益率計算出補貼費用，例如生活垃圾處理費從50元/噸～200元/噸，各地的費用有所不同；而針對工業危廢垃圾，產廢單位也需要付費讓垃圾處理廠進行處理。其次，上網發電也會帶來一部分收益，目前國家對於垃圾發電的上網電價有新能源補貼政策，通常高於當地的脫硫燃煤標杆電價。總體而言，垃圾處置費用和上網發電收益兩個部分，組成了垃圾發電企業的收入。

“目前危廢處理的利潤和投資收益率會高一些，垃圾發電項目則相對低一些。”張學林強調，垃圾發電是一種剛需，只要城市在、人口在，那麼垃圾量是一定會存在的，因此對於企業而言，這部分的收入相對穩定。在垃圾發電項目中，政府一般會和企業簽訂特許經營協議，區域內的垃圾都要送到協議垃圾廠來處理，因此有了特許經營協議後，一家企業在當地基本就不再面臨市場競爭的壓力。

而危廢垃圾處理則是直接面對市場，不經由政府支付，一方面市場競爭激烈，另一方面危廢垃圾產量不穩定，如果危廢產量減少，企業收益也會隨之減少。張學林透露，一些地方的危廢處置價格和兩年前相比，下降了約40%，一些危廢處置企業甚至處於虧損邊緣。

與此同時，穩定的生活垃圾處置市場空間也在不斷縮小。“現在一共有300多座地級市，這些城市的垃圾發電項目基本已經做完了，只剩下西部地區的少量城市還有市場空間，做一個少一個，這個市場就越做越小了。”張學林說。

但這並不意味著垃圾處理市場將會萎縮，相反，張學林認為，未來3～5年行業將會出現一個新的爆發式增長，從前的增長是在大中城市，接下來的增長點則可能是農村。

“全國縣和縣以上的城市大概有1800多個，現在真正有終端處置能力的城市只有300多個，剩下還有1500多個城市實際上是沒有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終端處置能力。”張學林認為，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為什麼這個巨大的市場目前還沒有得到充分開發？

業界認為，主要原因仍然是經濟賬。這些縣或者縣級市的人口區間通常在10萬～30萬人，生活垃圾產量有限，如果垃圾處置企業沿用傳統的焚燒發電，將會存在技術上的不適應，熱利用效率難以提高。此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儘管垃圾產量小，但企業還是要建設所有的配套設施和運營系統，單位投資成本會顯著增加，但單位投資收益會顯著下降，因此未來還需要有關部門加大相關補貼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