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與大眾認知不同的是，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裡其實對健康頗為有益，即便在疫情期間也是如此。紐約在疫情爆發後初次封城時，紐約州長安德魯•科莫在推特上發文稱：“紐約的人口密度已經達到了毀滅性水平。人口密度必須停止增長，而且必須立即停止。紐約必須立即制定減少人口密度的方案。”

在此之後，對城市人口密度的擔憂、以及對降低密度的呼籲一直不曾停歇。據新聞報導，有些城市已經出現了“空城”現象：為了躲避新冠病毒，不少居民紛紛從人口密集的市中心逃離，遷往郊區和鄉村地區。今年五月由國際購物中心協會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受疫情影響，有27%的美國成年人正在考慮搬家。在千禧一代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驚人的43%。

有些言論稱，疫情會導致大城市變成“空城”。但這種預測有聳人聽聞之嫌，因為研究並未發現新冠疫情與人口密度之間存在關聯。

雖然有諸多論斷稱，新冠疫情印證了城市人口密度高的危害，但近期研究的結果卻恰恰相反。由世界銀行在中國284座城市採集的數據顯示，城市人口密度在新冠抗擊戰中的危害也許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大。事實上，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這些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每萬人確診人數遠比人口密度低的城市少得多。

另外還有一項研究發現，在全球36座主要城市中，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數）與新冠患病率或死亡率之間並不存在關聯性。另一項對美國913座大型市郡的研究發現，人口密度與較高的新冠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聯，並且相較於人均空間大小，個人行為模式也許與感染的關係更大。

“我們發現，人們對人口密集場所的威脅越謹慎，採取保護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助理教授希瑪•哈米迪指出。

哈米迪的研究顯示，人口密集地區的居民往往更加謹慎，更傾向於服從社交隔離建議，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活動，盡可能待在家中。新加坡、香港、東京和首爾等人口密度超高的大都市的感染率的確相對較低，似乎可以證實這一發現。

雖然其中還涉及了其它變量（如亞洲國家戴口罩的比例更高、以及不同種族和少數民族受新冠的影響程度不同等等），但這項研究似乎可以支持“人口密度與感染率無關”這一理念。

“最關鍵的不是人口密度，而是人口密度得到了怎樣的管理。” 世界銀行城市、災害風險管理、恢復力和土地全球主管薩邁赫•瓦巴指出。

瓦巴以曼哈頓和孟買為例。這兩處地區的人口密度相差無幾，但曼哈頓的建築面積相當於孟買的四倍。

“在孟買，每個人可用於自我隔離的空間只有每個曼哈頓人的四分之一。”瓦巴指出，“儘管兩地人口密度相當，但就因為建築面積不同，孟買人的生活空間比曼哈頓擁擠得多。”

瓦巴解釋道，關鍵在於怎樣將一座過度擁擠的城市轉化為“宜居程度的擁擠”。

“從我們對病毒傳播的了解來看，擁擠的室內場所的感染風險更高，比如酒吧、肉類加工廠、工業倉庫、養老院、監獄和遊輪等等，但城市並不在其列。”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環境規劃助理教授迪普提•阿德拉卡指出。

事實上，較高的人口密度對我們其實是有利的，有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健康與環境益處。

一項研究發現，與佈局較為分散的地區相比，佈局較為緊湊、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的居民預期壽命或可多出兩年半。例如，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卻擁有全世界最長的居民預期壽命。

科學家認為，這主要與人們選擇的生活方式有關。“生活在高密度地區的人進行體育活動的可能性更大。”哈米迪指出，“較高的人口密度讓我們不得不動起來，比如走路、騎車、跑步等等，開車的機會則比較少。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都與較為分散的地區佈局有關。”

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也往往擁有更好的醫療、設施和專業服務，應急響應的速度也更快。事實上，有一項研究發現，空曠地區居民的車禍死亡率高達人口密集地區的三倍。

人口密集地區的肥胖率也更低。由牛津大學和香港大學合作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在22座英國城市中，居民的肥胖率均比郊區居民要低，鍛煉得也更為頻繁。

這依然與城市居民動得更多、開車更少有關。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發展經濟教授克里斯•韋伯斯特指出：“人口密集地區的公共交通往往更為發達，而要乘坐公共交通，就難免要步行。”

從中受益的不僅是我們的身體健康。城市設計與精神健康中心主任蕾拉•麥凱指出：“頻繁的步行與熱鬧的街道可以讓人們進行更多的社交互動、減少孤獨感。”

瓦巴也指出：“在工作機會、便利設施、宜居程度、文化和多樣性等方面，沒有哪裡能與城市相比。”

哈米迪也熱愛城市生活。自從搬到巴爾的摩市之後，他有了更多步行、騎車和跑步的機會，可以更方便地搭乘公共交通，並且只需五分鐘便可走到超市、餐廳或咖啡館。

不過，城市人口密度要想達到宜居水平、能夠為這些福利提供支持，必須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空間進行認真規劃、提前製定相關條款。否則擁堵、污染、犯罪和暴力行為等城市化的弊端很快便會失控。

“若當地政府不具備規劃和提供服務的能力，城市就會無序發展，逐漸變得貧民窟化或空城化。”瓦巴指出，“假如沒有良好的住房條件、缺乏適當的基礎設施、缺少規劃、公共空間和便利設施，人口密度就會變成一種有害因素。”

收入水平也會對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造成重大影響。低收入人群更難以獲得健康食品、以及使用公共或私人設施，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並且缺少帶薪病假或健康保險。低收入家庭的住所也往往人滿為患，更容易染上新冠肺炎之類的傳染病。據一些研究報告，貧困社區的死亡率可達最富有社區的兩倍以上。

在缺少個人空間的擁擠環境中，人們幾乎不可能遵守社交隔離要求。例如，新加坡的整體新冠感染率雖然不高，但大多數都發生在人滿為患的農民工宿舍中。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另一大不利因素便是住房價格。“城市中的稅收、地稅和房租一般都比較高，住房面積通常也比郊區要小。”哈米迪指出，“這些都是人們搬進城市之前會再三考慮的因素。”

伊娃•李是香港一名金融從業者，她並無離開城市的打算。“這裡是我的家，”她說道，“我需要的一切都就在家門口。我可不想住在去哪兒都得開車的地方。”

事實上，伊娃甚至認為，此次疫情或許能帶來一些更積極的變化。“香港有些地區的居住環境十分擁擠，人們不得不住在群居房中。”她指出，“我希望這些傳染風險較大的區域可以得到更多關注。這些區域的不平等現象十分突出，並且如今更甚於從前，急需公共醫療設施。”

拋開利弊不談，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此次全球疫情的確讓許多人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狀態。那麼，這對城市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呢？

“城市不太可能就此發生巨變，”韋伯斯特指出，“城市、經濟發展、居民幸福指數、以及社會的文化豐富度都是攜手並進、共同發展的。人們聚在一起，才能蓬勃發展、生生不息。城鎮居民數量越多，文化、休閒、醫療等服務就越豐富、質量也越高。在這些方面，小鎮生活終究無法和城市生活相比。”（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