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2020年，科技行業的基調談不上“突飛猛進”，但是在疫情、國際形勢的影響下，絕對是存在感最強的一年。有人不斷切換媒介追逐流量，也有人被擋在數字世界的高牆之外。而談及“科技公司”，不再只有顛覆、創新、進步，而是多了隱私、異化和壟斷，人們面對新興科技的態度也從最初的陌生、崇拜，到尊重、警惕和審慎。

文／盧潔萍王亮

科技源於人，協助人，影響人，但是從不理解人。唯有人方能理解人。

歲末年初，我們選取了內容創業、數字鴻溝和機器人三個微觀切片，它們折射的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科技浪潮的淘金者、局外人和創業家。以下是年終特輯的第二篇，他們是一群追智能手機的人。

安徽智能手機公益課堂老師黃鎮在講課。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63歲的合肥人劉紹敏不會用智能手機，他隨身攜帶的是一款帶按鍵的老人機，口袋裡總裝著現金。

有一回，他的皮夾不知是被偷了，還是丟了，這讓劉紹敏備受打擊。看著年輕人用手機支付，還能用手機預約做各種事，他一度有點消極，覺得自己老了，快要被“淘汰”了。

他不服老，但又不想給兒女增添麻煩。今年8月，聽說有人開了個專門針對老年人的免費智能手機培訓班，他開始每次走上半小時或坐十幾分鐘公交到這個班學怎麼用智能手機。

學習班每週六上課，內容從智能手機的拍照到發微信、發紅包、導航定位、健康掃碼、網上訂票、App下載等，一節課一節課的上。開班4個多月，學員從30人增加到50人。如今，班上老人平均年齡是70歲，最大的91歲，他們都掌握了智能手機的基本操作。

安徽智能手機學習課堂。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像這樣的培訓班，全國各地都開了不少。今年疫情爆發後，老年人在數字經濟前的無力感被放大。今年8月，哈爾濱老人因無法出示健康碼被公交車拒載；11月，為了激活社保卡，行動不便的老人被抬到銀行進行人臉識別；11月23日，湖北宜昌一位老人獨自冒雨交醫保，因工作人員拒收現金而低頭無措……

迭代飛快的科技與數字經濟讓各行各業煥發新的生命力，但同時，作為數字弱勢群體的老人卻開始因無法融入而陷入焦慮和邊緣。截至2019年底，我國共有2.5億老年人口，但在我國9.4億的網民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僅有9700萬，這意味著還有1.5億多老人尚未“觸網”。

深圳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周裕瓊把這稱為社會排斥中的“數字排斥”，她多年來關注老年人的數字鴻溝問題。而開辦上述智能手機培訓班的劉麗，也長期關注老年群體，她是全國人大代表、麗行公益慈善會會長。促使她們嘗試幫助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的都是自己的父親。

“它在精神上給我補充了維生素”

劉麗的老家在安徽阜陽潁上縣，一直以來，跑三輪的父親使用的都是老人機。但在2018年春節返鄉時，劉麗父親發現，不會用手機收付款的三輪車，被很多人拒絕了。

“閨女，啥是手機付款？”劉麗費了半天功夫給父親打印好了收款碼，貼在車上。但她的父親對智能手機一竅不通，甚至連基本的接打電話都不熟練。

劉麗開始有了開個“手機公益課堂”的想法。今年8月初，她遇到了家住合肥的退休老人張曉健，對方正好聽朋友說，有人想在小區開個老年人智能手機學習班，於是跑來問詢。

知道劉麗的想法後，張曉健趕緊在身邊做了一次“民調”。“結果好多人都願意來，8月10號劉老師就組織成立了這個班，我們跟著一起學習。”張曉健對時代財經回憶道。

張曉健今年65歲，退休前在一個事業單位，是後勤行政幹部。在上智能手機培訓班前，張曉健不會用微信支付，微信裡有了紅包也不會收，疫情期間需要出示的健康碼，他還是不會弄。

劉麗班上的志願者教課老師黃鎮說，教老年人學習使用智能手機，看起來簡單，但教會一群老人卻沒那麼容易。

“老人們掌握智能手機應用的水平不同。比如我們在開第一期課的時候，有的老人已經會用微信和人交流了，而有的老人用的還是老年機，不知道流量為何物，連微信賬戶都沒有。”黃鎮說。

另外，老人們年齡不一，學習領悟能力也存在差異。65歲以下的老人明顯比70歲以上的老人接受能力強，再加上年長的老人視力、聽力、記憶力較差，差距會更明顯。

“還有就是學習態度不同”。黃鎮說，有的老人學過一兩次之後，認為學不會，就放棄了；有的老人學過以後，沒有學以致用，時間一長又忘記了；還有的老人認為學習很枯燥，沒有唱歌跳舞有趣，就沒興趣學了。

忘得快也是老人們學習時遇到的最大難題。“學了幾次都不太會，實踐也多，一個禮拜後再去上課，有的基本上就忘掉了。”張曉健說。

黃鎮漸漸摸索出了適合的教學路子：第一招是耐心、耐心、再耐心；第二招則是堅持、堅持再堅持；第三招是上課形式的變化，第四招則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通常每堂課近兩小時，一個星期一次，每次只講一個內容，稍微複雜的內容則分幾期講，比如用手機拍照講了三期，玩抖音講了四期，也就是八個小時。必須長期堅持才有效。”黃鎮強調。

黃鎮去安徽大學老幹部處學習，發現還是一對一指導效果最好。“所以我們採取的措施是先花點時間講一下操作流程，然後到台下一對一指導。”不過，隨著學員的增加，教學人手開始不夠。“現在手機班只有我和同事，人多了，就要分班教學。”劉麗表示。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經過四個多月的學習，現在張曉健除了會用微信的基本功能，還會用高德地圖坐公交、發抖音、拍全景照片，用手機在醫院掛號也漸漸熟悉。接下來的課程，他還將開始學怎麼用拼多多、淘寶買東西。

張曉健和老伴都加入了培訓班，但因為要顧及家裡，一般輪流上課。老伴比張曉健小三歲，喜歡拍照，學得也快，她常常發抖音小視頻，於是兩人除了家事，也開始互相討論用手機的經驗方法。

和張曉健相比，劉紹敏有更多的時間用來學習新東西。他曾經在廠裡打工，工廠破產後，他就失業退休了。現在他會用手機備忘錄、拍照錄像、交話費，出門可以用支付寶、微信買東西，有時候去上課出門晚了，還會用打車軟件叫出租車。

“它在精神上給我補充了維生素。” 劉紹敏形容，學會用智能手機之後，他覺得自己不光心態、體態年輕了，還更加樂觀了。

破除數字鴻溝有三道坎

2008年的一天，周裕瓊去醫院，到了早上8點排隊時，她發現很多老年人已經在凌晨四五點鐘就起來把號排完了。幾天后，醫院推出一個便民措施，把號放到網上，讓大家不用現場排隊。等她再去時發現，一個老太太因為不會上網拿號，沒法看病。

那一刻，周裕瓊覺得，對老年人很重要的社會資源，僅僅因為不會使用互聯網，就被年輕人搶走了，看著自己在網上搶到的號，她感到有些慚愧。

之後幾年，她觀察到，數字強勢群體的年輕人對數字弱勢群體的老年人的掠奪愈演愈烈。和劉麗類似，促使周裕瓊走向研究的也是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退休前是高中數學老師，退休後每年冬天都會來深圳過冬。2011年10月，70歲的父親來到深圳，準備把自己的自傳寫完。

周裕瓊給父親買了一台iPad，讓他可以手寫又方便保存，但他經常寫著寫著就忘了保存，導致內容都找不到了。即便父親是60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使用智能設備時也會不斷遇到問題，向她請教。而她在反复講了很多遍後，難免會生起父親的氣：“怎麼講了半天，你就是聽不懂？”

每次講完，她都覺得自己在扮演父親的角色，而父親在扮演孩子的角色。

經過這幾年的調研，周裕瓊發現，老年人破除數字鴻溝有三道坎：第一道是數字設備，即便給了他們智能設備，依然不會用；第二道是數字技能，老年人機能退化，需要反复練習還不一定能掌握；第三道是數字思維，也是最難的一道。

周裕瓊觀察到，這一代老年人的成長背景與思維方式習慣了簡單機械、命令式的灌輸，而數字思維需要的自我探索恰恰與前者背道而馳。

在周裕瓊幾乎所有關於老年人與數字化的調研中，是否會用微信是一個重要的分析樣本。

2018年7月，周裕瓊團隊與騰訊研究院合作開展的調查報告《吾老之域：老年人的微信生活與家庭微信反哺》中，就以微信為支點，通過問卷調查與行動研究，描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現狀。

調研發現，在1399位老年人樣本中，近半數的老者已經接入微信。而他們在功能掌握上，出現了“社交>信息>支付”的“三級跳”現象，即越靠後，會的比例越低：85%、65%、50%。

每一天，教父母（祖父母）使用微信的場景都在每一個家庭中發生。有50.3%的老年人對微信的使用是由兒女或孫字輩教會的，其中年齡小、學歷高、住在家中的女性往往更可能教導父母。

另外，調研發現，青年人會教老年人工具類功能（如聊天、支付、紅包），而信息類功能（如閱讀公眾號、搜索信息）主要靠老年人自學。

但是，越是這類“與生活相關的信息需求（如養生，烹飪）”，越難通過簡單的學習獲得，往往需要更加深度的反哺，如跟長輩一起探討哪些公眾號有價值、有營養，在朋友圈中發布個人信息需要注意些什麼等等。而限於老年人在數字知識、技能上的有限，這往往讓他們成為謠言和詐騙的主要對象。

幾個月前，江西的黃阿姨正是通過抖音小視頻遇到了“假靳東”，認為遇到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一束光”，短視頻裡的電子男聲機械地念著直白的思念與愛意，無差別的噓寒問暖讓部分中老年女性深陷其中。

從性別角度去看，周裕瓊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受新鮮的事物，特別是新技術。但在中國老年人群體裡，性別正好逆轉過來，女性比男性更先使用微信。背後原因是一般老年男性比較喜歡待在家裡，更喜歡社交的是老太太。

社會的歸社會，家庭的歸家庭

周裕瓊覺得，越來越多社區智能手機培訓班的出現雖然是好事，但最終的解決還是要回到家庭內部來。

她在2014年發表第一篇論文《數字代溝與文化反哺》時就指出，家庭內親子兩代之間的數字代溝問題越來越常見。此後她越來越多的調研顯示，年輕一代對老年一代的數字反哺成為改變老年人數字鴻溝問題的可行路徑。

2013年左右，周裕瓊在國外訪學，父親在老家，當時微信還不算普及，她想讓父親用微信與她溝通。她嘗試自己遠程在電話裡教學，但父親聽不懂。她只好托朋友去家里當面教父親。把微信下載好，再教他怎麼操作。父親受過高等教育，但還是需要很多引導。

父親學會使用微信後，周裕瓊發的所有朋友圈，他都會點贊和留言。最開始，父親的微信頭像是周裕瓊挑選他年輕時最帥的照片。父親病重後，他自己換了一張被病痛折磨的自拍照，周裕瓊看到立刻很想哭，“在他心目中，微信是他在這個廣袤的宇宙中留下的一個痕跡。”

父親去世後至今，他的微信依然留在周裕瓊的好友列表裡，有時候她會用父親的微信看一看他曾經留下來的痕跡。她也漸漸明白，父親換頭像是因為並不想沉溺於過去的美好，而是要直面生老病死帶來的改變。她覺得，數字化生活雖給老人帶來很多不適應，但也帶來很大的可能性。

2017年12月，周裕瓊組織團隊到汕尾，嘗試把老年人和小孩的面臨問題一起解決，小孩愛打遊戲，而老人不會用智能設備，正好可以互補。

他們招募了4個3代同堂的家庭，從17年12月開始，加入為期2個月的工作坊。每兩星期上一次課，祖孫三代來上課。團隊成員在上面講，什麼是智能手機，有哪些功能，老年人怎麼去識別網上的謠言，怎麼在網上使用支付等等。

課下，他們給家庭的孩子佈置作業，在這一周要教會爺爺奶奶哪一個功能，讓他做成什麼事情，如下載一個本地戲曲的App。這樣維持了兩個月，結業時，一家三代人都很感動，也有了更多互動。

他們團隊也發現，對於經驗越豐富的老人，對後續掌握新技能的態度更樂觀；而缺乏相關技能的老人，更容易自我懷疑，信心不足，對自我評價能力很低，引起惡性循環。

64歲的小安奶奶是小學畢業，過去是傳統的家庭主婦，從來沒有用過微信，她就常說：“我頭腦蠢，學不會。微信太難了，記不住的。忘記了就不敢點了，萬一按錯了怎麼辦？”

春節之後，團隊又去做回訪，但卻發現這樣的外部刺激並不如想像中有效，很多效果又消失了。周裕瓊覺得，他們雖然從外部去幫助家庭做反哺，但並不是從老人真正感興趣的角度出發，因此集中時間培訓的技能很快就會忘記。

老年人和年輕人是差異，不是差距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疫情充分暴露了老年人對數字時代的不適，也加速了老年人觸網速度。

數據顯示，從2020年3月到6月，60歲以上網民群體佔比從6.7%上升到10.3%，短短三個月增加了3600萬人。互聯網中的老年用戶實現了最初十幾年都沒能達成的年齡層跨越。

龐大的潛在老年用戶受到了互聯網公司的關注。周裕瓊說，有一些互聯網公司的人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向她諮詢，怎麼幫助農村老年人。她說，這個想法是好的，但要認識到科技不是萬能的。

“有一些老年人與其花錢去教他怎麼用新媒體，還不如就他現有的生活方式給他足夠的便利。比如他喜歡聽歌仔戲，與其教他在網上聽，還不如真正做好文化下鄉，因為他們可能更喜歡那種氛圍，不一定所有的問題都要用互聯網解決。”

根據公開報導，在國務院發文前後，各地已有一些地區出台便於老年人生活服務的政策，時代財經不完全統計，已有北京、大連、西安、武漢以及河南、江西、四川等地都出台了相應針對老年人看病就醫、政務服務方面的綠色通道，包括增設老年患者無健康碼、線下可現金支付等措施。

“國家頂層設計，其實也在提倡我們必須要做到兩條腿走路，要給一個不上網的選項。”在周裕瓊看來，在數字化面前，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是差異，不是差距，前者是“我們有不同，但不是我比你差”，後者是“我要去追趕你”。

12月25日，工信部宣布，將於明年1月起進行為期一年的“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著力解決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在使用互聯網等智能技術時遇到的困難，首批將優先推動8大類115家網站、6大類43個App進行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這些App包括騰訊新聞、新浪微博等新聞資訊類產品，也有微信、QQ等社交通訊工具，還有淘寶、京東、抖音、百度等生活購物類產品，以及支付寶、百度地圖、滴滴出行、叮噹快藥等金融、出行、醫療領域App。

“老年人沒有必要去追趕年輕人，年輕人也沒有必要居高臨下覺得我比你強。大家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數據化社會而已。”

年輕人們主宰了網上世界，看多了後浪滑雪、蹦極、跳傘的畫面，便常以為世界上的人都是這樣。

但偶爾也是可以看到，穿著豹紋胖乎乎的大媽在街頭打架吵嘴，自覺輸了就狂奔而去；頭髮華白的幾位老奶奶開著巨大的拖拉機，在馬路上享受風吹，神態是安然自若；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選擇在無人的羽毛球場，挺著肚子插著腰試用他新買的代步車，姿勢婀娜地放飛自我。

互聯網當然不是老年人們生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