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體空間:到底多近算“太近”?
據國外媒體報導,作為20世紀瑞士知名生物學家和動物園長,海尼·黑迪格爾很清楚,動物一旦感到不安全便會逃走。但動物在接近彼此時究竟會有哪些表現呢?為弄清這一點,他決定對動物的逃跑反應展開系統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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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迪格爾發現,動物周圍的空間可以被劃分為若干區域,這些區域呈同心圓狀,最小的測量尺度可達厘米級。最外圈叫做“逃跑距離”:假如一頭獅子離得足夠遠,斑馬只會警覺地盯著它而已;但獅子一旦再靠近些,斑馬就會試圖逃跑了。再近一些的距離叫做“防禦距離”:一旦越過這條線,斑馬就會發起攻擊。最後是“極限距離”:若捕食者已經近在咫尺,被捕食的動物便別無選擇,只能靜靜裝死、祈禱幸運之神降臨。雖然不同野生動物的距離範圍有所不同,但黑迪格爾發現,同一物種之內的距離範圍卻是驚人地一致。他還為“被馴服的動物”提出了新定義:動物被馴服後,便不再將人類視為一種重大威脅,因此針對人類的“逃跑距離”減小到了零。換句話說,被馴服的動物允許你靠得足夠近、足以碰觸到它們。
和動物一樣,人類也會通過保持距離來避免潛在威脅。等社交隔離結束後、我們與朋友重聚時,都能體會到這一本能,想要在對身體接觸的渴望與風險意識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一旦我們將某種事物視作一種潛在威脅,哪怕這種威脅只是由公共政策或專家指示告知我們的,我們也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在身體周圍留出一個緩衝空間。
這種緩衝意識其實是生物進化的副產品。借助這種機制,我們的大腦學會了辨認和追踪周邊環境對自己的影響。這種機制名叫“近體空間”,指人體內部與身體周圍的區域(peri一詞來自古希臘語,意為“關於”、“周圍”、“封閉”或“附近”)。從魚、果蠅到野馬和黑猩猩,近體空間在動物界有多種存在形式。其背後的神經科學原理為我們對人類和動物對於自身和自身邊界的感知提供了重大啟發。你與世界之間的分界線是什麼?你也許認為這個問題很淺顯,答案也再簡單不過——以皮膚為界,內側是你自己,外側是全世界。但近體空間理論顯示,“自我”與“世界”的劃分其實很混亂,二者之間的界線可以延展和變化,比你想像的模糊得多。
近體區域是空間、時間與生存緊密聯結在一起的產物。保留近體空間這一緩衝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給受到威脅的動物留出了一定的反應時間。捕食者與動物之間不僅存在客觀距離,還會使動物產生不同的主觀距離感,要么離得太近、讓動物感到不適,要么離得足夠遠、讓動物安心。所以近體空間的重要性取決於對你而言重要的事物、以及你的心理狀態。這套理論還可以解釋,為何我們在備感壓力時說“我需要一點空間”不只是一種修辭手段,我們如何在上下班高峰期擠進擁擠的地鐵裡,或者敲釘子時怎樣不會砸到自己的手。說到底,近體空間是一套神奇的神經機制,讓我們能夠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實現自我保護。
黑迪格爾的同心圓狀分區理論抓住了威脅升級的邏輯:某樣東西離你越近,你的選擇就越少。一條蛇如果離你尚有一定距離,你還有時間思考自己該怎麼辦;但如果蛇已經到了你腳邊,你就得當機立斷、採取行動了。“野生動物的首要任務便是追求安全。”黑格爾指出。
對生物的存活而言,最要緊的事就是逃跑。飢餓和愛情都只能居於其次,因為肉體和性的滿足感都可以延後,逃命則容不得片刻拖延。
換句話說,在應對威脅時,物理緊迫性與時間緊迫性之間是存在密切聯繫的。雖然大多數人遭遇捕食者的可能性很小,但人類也遵循這一原則。假如你走進一間擁擠的教室,你總能自動避開一路上的障礙物;假如你走在狹窄的山路上,也總能和懸崖邊緣保持一定距離;你穿過旋轉門時,也會不假思索的彎曲身體、防止撞上門框。我們的生活中充滿這類為了保護身體所做的微小調整。哲學家們總是很關注疼痛感在身體保護中的作用,但疼痛其實是身體的最後一搏,因為等你感到疼痛時,往往為時已晚。
留出緩衝空間並不需要你有意識地規避危險。身體的許多微小調整都是自動進行的,我們幾乎意識不到。不過有時候,我們也會有意識地感覺到他人的接近。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愛德華·霍爾等社會心理學家與人類學家指出,他人靠得過近往往會令我們感到不適。假設你正獨自坐在等候室裡的一張空長椅上,這時有一名陌生人坐到了你旁邊,他對你空間的入侵肯定會令你感到不適。這種現象可以這樣理解:你的感知系統預見到了這名陌生人會碰觸你,而根據你的經驗,這種社交接觸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令人厭惡的。
前面討論了這麼多關於邊界的話題,但科學家其實花了很久才意識到,空間中“近”和“遠”的區別對大腦而言格外重要。神經科學家賈科莫·里佐拉蒂及其合作者率先發現,大腦會對近體空間進行特殊“編碼”。他們在獼猴身上開展實驗時發現,神經元不僅會在獼猴皮膚受到碰觸時被激活,當獼猴看到身旁出現閃光時,也會激活神經元。可見這塊敏感的空間區域是與身體本身鎖定在一起的。假如在手邊出現威脅時、某個神經元會被激活,那麼當手移動時,該神經元負責監測的那部分空間也會隨之移動。
神經科學家邁克爾·格拉齊亞諾則直接在獼猴大腦中植入鎢微電極,進一步揭露了這些神經元起到的作用。用電流刺激這些腦區時,可以使獼猴產生受到威脅時的表現,如畏縮、扭動身體、舉手遮眼等等。相應地,如果對這些神經元進行抑制,則可以讓獼猴在面對明顯威脅時毫無反應。
這種機制在人類身上同樣存在,並且似乎從小就有。經驗告訴我們,凡是靠近身體的東西很快就會觸碰到身體,要么是因為物體的移動,要么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發生了移動。因此,看到或聽到附近的物體也會對我們的觸覺造成影響,就好像該物體真的碰到了我們的身體一樣。例如,神經學家安德里亞·塞利諾和他的團隊發現,如果聽到身體某部位附近發出聲音,即使在黑暗中,也會干擾我們對身體受觸碰位置的判斷。因此格拉齊亞諾將近體空間稱作我們的“第二層皮膚”。當我們聽到有人咳嗽時,即使咳嗽者離我們相對較遠,但在我們聽來確是近在咫尺,因為我們覺得咳嗽會對自己造成影響。
為進一步弄清近體空間的神經心理學原理,伊麗莎白·拉達瓦斯和亞歷山德羅·法爾內等人對一種叫做“視覺-觸覺消失”的奇特現象展開了研究。在大腦右半球中風後,有些病人仍能正確感覺到左手受到的觸碰,但如果右手的相應位置同時也受到了觸碰,左手就感覺不到了。最神奇的是,無論他們的右手是真的受到了觸碰、還是僅僅看見手邊有東西,都會發生這種現象。
該現象揭示了神經系統的一條根本組織原則:感知系統不僅會對已經存在的事物做出反應,還會對我們預測即將出現的事物產生反應。由於神經元反應速度不夠快,只能通過“預測”加以彌補。從腳趾發出的信號要過半秒至兩秒才能傳到大腦,因此大腦必須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提前預測,才能及時做出反應。近體空間也是如此,因為預測可以加快反應速度、提高感覺處理水平。
事實上,身體的這些保護反應不僅僅是反射性行為,還會由我們對潛在威脅及其所處情境的認知所影響。黑迪格爾的動物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斑馬看見附近有獅子時,便會逃之夭夭,但看到自己的同類則不會逃跑。詹多梅尼克·蘭內蒂及合作者開展的一項研究也顯示,當手腕感受到震動時,人們往往會出於自衛而下意識地瞇起眼睛。但如果用一塊薄薄的木質遮板將手腕與面部隔開,就不會發生這種現象。也就是說,只要知道手腕上發生的事情不會影響到自己的臉,身體就不會產生保護反應。
近體空間不僅可以用來保護自己不受外部世界傷害,還是我們展開探索、採取行動的出發點。隨著你的能力變化,這一區域也會相應縮小或擴大。你用耙子清掃落葉時,儘管落葉離你還很遠,但由於耙子擴展了你的近體空間,落葉便會成為你周邊環境的一部分。相反,如果你的手臂被石膏固定住、動彈不得,你的近體空間就會縮小,更加貼近你的身體。
因此,近體空間與吸引力和排斥力之間存在一種雙重關係。例如在切番茄時,你既借助工具擴展了自己的近體空間,又要保護手指不被近旁的刀刃割傷。但這個世界中並非只有危險或工具,還有巧克力、漿果、書本、手機、朋友和寵物等等,這些都是受我們喜愛的事物,不想避而遠之。我們難免要與他人發生親密接觸,或者要親手採摘漿果,或是把杯子放到嘴邊喝水。生活中許多美好的事物都發生在近體空間之內。如果硬要在自己周圍打造一圈緩衝帶、不讓任何外物進入,我們將根本無法存活。
對於我們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正面或負面互動,近體空間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事實讓我們對大腦的演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近體空間取決於我們對接觸的預測,而無論這種接觸是好是壞,我們都需要預測到它的發生。不管你是在躲球還是接球,運用到的機制都是相同的:你都需要為此做好準備;而要想做好準備,你就要預測到有什麼東西正朝你飛來。
近體空間最初是為了自衛演化出來的,但這一機制後來顯然得到了“重新利用”,讓生物能夠更好地利用周邊環境提供的機會。這種功能的轉變與進化的作用機制是一致的,都是對現有資源進行循環使用、使其發揮新用途。用諾貝爾獎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的話來說:“進化並不會從零開始創造新事物,而是以已經存在的事物為基礎,要么對某個系統進行轉化、賦予其新的功能,要么是將幾個系統結合在一起、創造一個更加複雜詳盡的系統。”
這個過程的學名叫做“擴展適應”(exaptation)。“適應”指的是為了提高生物適應能力而選出的新性狀,而“擴展適應”則是指對已經存在的有用結構進行重新利用、為其設定新的用途。鳥類的羽毛便是擴展適應的一個典型例子。鳥類進化出羽毛最初只是為了體溫調節,後來才出現了輔助飛行的功能。大多數認知能力都可以視作對大腦現有資源的擴展適應:各個腦區並非只針對某項特定任務,而是會不斷被循環利用、為各種認知能力提供支持。這從進化角度是完全說得通的,因為與發育出全新的神經系統相比,循環使用的效率肯定更高。
不過,這種“一物多用”的做法並不是毫無代價的。機制的複雜程度、對控制力的需求、以及造成混亂的可能性都會增加。並且在社會環境中,這也許會導致人們更難以找到“太近”與“太遠”之間的平衡點。
人類對近體空間內人或物的反應也涵蓋了我們對其社會意義的評估。例如,脖子常被視作一處“性感帶”,有助於喚起性慾。但脖頸的皮膚其實是全身最不敏感的部位之一,至少觸覺判別能力很差。不過,格拉齊亞諾指出:
“脖頸在動物的求偶舞中發揮了一種特殊的作用。在捕食者面前,脖子是全身最脆弱的部位,氣管、頸靜脈、頸動脈和脊髓都集中在此處,因此很容易被捕食者把控。動物往往都會下意識地將脖頸保護起來,如低頭、縮肩、舉起雙臂阻擋進攻等等。”
我們的脖子之所以“敏感”,是因為我們有保護它的強烈本能。因此,讓他人觸碰你的脖子是一種很冒險的行為,對方需要有足夠的吸引力,才能讓你克服畏縮和想要保護脖子的原始衝動。
相比之下,能夠忍受距離感的人更容易在必要時遠離他人。19世紀哲學家亞瑟·叔本華用一個比喻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一群豪豬緊緊擠在一塊兒取暖。但這樣一來,它們就會被同伴身上的刺扎到,於是不得不散開。然而天氣太冷,迫使它們又擠到了一起……如此反復多次之後,它們終於發現,如果彼此之間保持一點距離,大家都能舒服得多。”
叔本華提出,能夠忍受寒冷的人根本不會去和別人擠在一起,這樣就“既不會扎到別人、也不會被別人扎”。因此,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最冷漠孤高的人對新冠疫情的忍耐力也最強。
在社交隔離期間,我們很容易將自己想像成社會中的一個個“原子”,彼此之間有著清晰的邊界。但對近體空間的研究顯示,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的近體空間會像氣球一樣,隨著自身感受與身邊人群的變化、不斷擴張或收縮。
2020年就像一次全球性的距離保持實驗。即使在那些比較守規矩的群體中,也有人並未嚴格與他人保持兩米距離。人們對保持距離的感受也不盡相同。越是焦慮的人,往往覺得身邊環境越危險。此外,每個人對他人接近自己的忍耐程度也有所不同。有些人只要一有人靠近自己就驚恐萬分,而有些人則能若無其事地和其他人擠在一起排隊。
另外,人們對距離的接受程度還存在方向之分。我們在社交隔離早期便已發現,人們排隊時都會與前後的人保持一定距離,但在左右兩側則無此顧忌。動物福利倡導者坦普·格蘭丁在牛身上開展的研究顯示,動物的“逃跑區”形狀往往是不對稱的,因為假如威脅來自側面,動物就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轉身。也許我們對病毒的空氣傳播途徑較為關注(如咳嗽、擤鼻、噴嚏等),所以我們才會格外注意與他人的面部保持距離。
近體空間並不是一個有著穩定、清晰邊界的客觀空間,而是一個與你直接相關的主觀空間,充滿了你經歷過的事件或人物所留下的痕跡。允許他人接近是需要信任的,與在你看來道德低下的人相比,你更容易接受行為正派的人接近你。因此,近體空間的邊界是由“信任”與“警惕”之間的微妙平衡所構成的。
反過來,長期待在你身邊的人也會對你的近體空間造成影響。因為除了自我保護之外,我們還需要與他人共事和合作。例如,由認知科學家娜塔莉·塞邦斯及其團隊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工作搭檔的差異會影響你心中對身邊環境的感知。如果你是獨自一人、或是與某個不靠譜的人一起工作,你就會覺得,身邊那些你正在著手處理的東西都處在你的近體空間之內。但如果你在與身旁的人一起工作,並且他/她正在留意周圍所有的視覺刺激,這些物體似乎就不在你的緩衝帶之內了。
這一研究結果說明,人類的進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合作的影響。這種合作既體現在身體上,又體現在精神上。例如,用石製工具獵捕大型獵物就是一項高難度的活動,你既要盯著獵物不放,又要時刻關注自己的同伴,因為後者會不斷向獵物投擲銳器。用石頭製作工具也是一件很危險的工作,製作過程中很容易受傷。但人類又需要將這種技術傳承下去,於是學徒制度應運而生。學習這類技術難免要與他人打交道,這進一步凸顯了擁有精確的近體空間意識是多麼重要,否則很容易在合作時弄傷手指。
在解釋近體空間這一概念時,人與物、吸引和排斥、身體危險與社會威脅之間的區別似乎很容易分清。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因素都是相互結合、密不可分的。與其說像氣泡或氣球,近體空間的邊界也許更像圍巾邊上的流蘇:鬆鬆地掛著,在微風的吹拂下不斷改變形狀,讓自己更好地適應這個充滿威脅與機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