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註：人類史上發生過多次瘟疫，其中最可怕的莫過於中世紀的鼠疫，它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黑死病”。黑死病曾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難逃厄運，可謂“瘟疫面前，人人平等”。這些瘟疫的記載只能讓我們了解其嚴重性，卻無法了解人類在疫情下的生活。但是17世紀的一份疫情日記或許可以讓我們有所了解。

早在四月初，《紐約時報》的一位作者珍•米勒就敦促讀者們通過日記記錄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她在文章中寫道：“誰知道未來會怎樣呢，或許有一天你的日記可能為這一特殊時期提供一些寶貴的線索。”

事實上，用日記記錄疫情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17世紀的另一場疫情期間，英國海軍官員塞繆爾•佩皮斯就是這麼做的。他一絲不苟地通過日記，記錄了那段時間倫敦爆發的一場嚴重鼠疫，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黑死病。

1665年至1666年間，爆發疫情后的倫敦街道

雖然此類瘟疫一直困擾著人類，但我們很少能詳細地了解曾經人們是如何在它們的籠罩下生活的。雖然17世紀的倫敦沒有Zoom會議，也沒有免下車檢測和試劑盒，更沒有呼吸機，但佩皮斯的日記顯示，人們對疫情的反應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居民們對暗藏危機的一無所知

1664年末至1665年初，倫敦城外的貧民窟聖吉爾斯教區爆發了鼠疫。然而，缺乏今天這樣發達的網絡和媒體，消息封閉的佩皮斯和倫敦居民並不知道城外爆發了瘟疫。

佩皮斯第一次意識到瘟疫的存在是在1665年4月3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鼠疫給這座城市的人們帶來了恐慌，據說已經有兩到三所房子被封閉了。願上帝保佑我們大家。”

佩皮斯的生活並未受到任何影響，直到6月初的時候,他第一次親眼看到了被封閉的房子。房門上畫著紅十字標誌，而且寫著“主保佑我們。”此後，佩皮斯的生活也越來越多的受到疫情的困擾。

不久之後，他就在街上看到了準備埋葬的屍體。他的許多熟人都死了，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醫生。到了八月中旬，他已經寫好了遺囑，“如果上帝在這個危難的時候把我帶走，我希望能夠保持更好的精神狀態。”八月底的時候，他在日記中描述了街道的荒涼，還聲稱自己遇到的行人都像是準備與這個世界告別。

17世紀，倫敦黑死病爆發後的情景

不太準確的死亡人數統計

倫敦教區的工作人員印製了一份“死亡名單”,統計的是每週舉行的葬禮。但由於這些名單記錄的是葬禮次數而非死亡人數，因此死者數量毫無疑問被低估了。佩皮斯則通過日記記錄了越來越多的瘟疫受害者。

8月底的時候，他發現死亡名單上的周死亡人數已經達到了6102人，但他猜測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接近1萬人，因為貧民窟的死亡人數並沒有計算在內。一周後，他注意到官方公佈的“週死亡人數為6978人”，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他同樣為那些不顧官方禁令參加葬禮的人感到擔憂。佩皮斯抱怨說，儘管瘟疫死者應該在晚上埋葬，但一切道德底線似乎都消失了，埋葬死者都是在白天進行的。死亡的威脅與恐慌似乎已經讓人們變得異常凌亂。

五花八門且令人絕望的措施

發生疫情，當然不能聽之任之，人們試圖尋找一些可靠的治療方案。對於COVID-19患者來說，目前的有效治療方案很少。但對於那些遭受病毒折磨的人而言，任何希望都不可能放棄。野韭菜、花崗岩、恒河水、牛糞、消毒水紛紛上線，而事實也證明那都是病急亂投醫。

17世紀的那場鼠疫是什麼情況呢？儘管佩皮斯生活在科學革命時期，但是沒有人知道瘟疫是由跳蚤攜帶的鼠疫桿菌引發的。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們提出的理論是，鼠疫是通過瘴氣傳播的。簡單來說，瘴氣就是有機物腐爛產生的腐爛氣味。因此，當時最流行的措施就是通過吸煙或者將藥草、香料放在鼻子前來“淨化空氣”。

而煙草也是佩皮斯在鼠疫爆發時使用的第一種方法。他在日記中寫道：“6月初，不斷封鎖的房子讓我產生了一種不好的預感，所以我被迫買了一些捲菸來聞和咀嚼。”後來在7月份，一位高貴的女士送了他“一瓶瘟疫之水”，就是用各種草藥製成的藥水。

但他不確定這些方法是否有效。於是他參加了一個咖啡館的聚會，探討的主題就是“小鎮蔓延的瘟疫以及該如何應對”。最終他發現大家也都是各持己見。

黑死病期間醫生為防止感染髮明的面罩

疫情期間，佩皮斯也很關心自己的心態。他說他一直在努力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這不僅是為了擺脫瘟疫的困擾，也源於當時的一個醫學理論。該理論稱,血液、黃膽汁和黑膽汁等體液的失衡會導致疾病發生。

據醫生說，黑膽汁過多引起的憂慮可能危害人體健康，所以佩皮斯試圖抑制這種負面情緒。例如，在9月14日，他寫道，“朋友和熟人死去的消息讓我陷入了巨大的憂傷。但我盡可能地把那些悲傷的想法拋之腦後。”

如何在恐慌和風險之間尋找平衡？

人類是群居動物，因此避免不了社交生活，所以在冠狀病毒疫情期間，許多人發現保持社會距離頗具挑戰。多近才算太近？我們怎樣才能在保持理智的同時避免感染並保護我們家人的安全呢？當我們家裡有人咳嗽時，我們該怎麼辦？

在鼠疫期間，這種手足無措的恐慌情緒也很普遍。佩皮斯發現，當他離開倫敦進入其它城鎮時，當地居民明顯對遊客的到來感到緊張。他在7月中旬寫道:“我們的到來讓他們擔心不已，這讓我很不安。”

佩皮斯自己也不例外。7月下旬，他的僕人威爾突然出現頭痛。佩皮斯擔心如果有僕人染上了瘟疫，他的整個房子都會被封鎖，所以他發動其他所有僕人迅速把威爾送了出去。結果威爾並沒有感染瘟疫，第二天他又回來了。

9月初，佩皮斯開始克制住自己戴假髮的慾望，因為那是他在倫敦的一個疫情重災區買的。其實他也很想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會害怕戴假髮，因為那些假髮很可能是由鼠疫患者的頭髮製成的。

然而，他還是願意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險來滿足自己的某些需要。比如十月初，他就無視危險前去與情婦幽會。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認為肆虐的瘟疫並不重要，如何哄好艾拉才最重要。”

人們迫切期望的疫情拐點

世界各地的人們通常把疫情死亡人數的下降視作疫情的拐點，並且急切地等待著拐點的出現，佩皮斯也是如此。9月中旬首次出現了死亡人數的下降，佩皮斯從中看到了希望。一周後，他注意到死亡人數下降了超過1800人。疫情終於開始出現轉機，這或許是當時最令人欣喜的消息了。

無論是疫情的發展還是人類對於疫情的反應，我們似乎都能從17世紀的那場鼠疫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場景。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像佩皮斯一樣，期盼著希望的曙光出現，直到戰胜新冠病毒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