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棉花糖打而不痛
華為對外公開任正非於3月25日再次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紀要，上一次採訪時間是2019年11月5日，當時任正非對記者說，歡迎你們一年後再來華為，居然不到半年就來了，這次，任正非送別記者時說：“如果華為還活著，歡迎你們再來！”
同時，華為還公開了2020年1月10日回复《華爾街日報》的13個問題，其中透露了任正非對外的溝通策略——棉花糖策略，即打而不痛。
這些都一併貼出來給大家。
任正非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紀要
2020年3月25日
1、NeilWestern，亞洲商業編輯：任先生，非常感謝您抽出時間再次跟我們交流，很遺憾這次我們無法到現場跟您面對面交流。由於新冠疫情，很多人只能在家遠程辦公或在家隔離，希望您一切安康。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這次疫情對華為的業務造成了哪些影響嗎？
任正非：這次疫情對我們的生產、銷售、交付是有一定的影響的。我們公司是從2月1日開始上班的，工期上沒有耽誤，員工陸陸續續到達，從最初70%、80%、90%……逐步到達了一定比例。主要是有些地區還在封閉隔離中，部分員工不能完全到齊。當我們復工能力達到90%的時候，有些配套廠家生產數量還是提升不上來，疫情對他們有影響。很多小公司、小工廠沒有衛生防疫條件，當地政府不允許他們開工。我們就幫他們解決防疫問題，幫助他們說服當地政府，在確保健康安全的情況下，讓他們開工。此外，國際物流也有影響，現在國際航班數量大幅度減少，空運費用上漲3-5倍，這對我們有影響，預測一季度計劃有適當下降，估計年度計劃不會有影響。
DanStrumpf，駐香港科技記者：您剛才提到華為下調了一些目標，您指的是收入目標還是其他財務指標？能具體說明一下嗎？
任正非：是一季度收入目標。
DanStrumpf：收入目標下調了多少？能提供一些具體信息嗎？
任正非：下調數字的統計估計到4月中旬才能出來，實際下調是很微小的。原因是一些配套的部件、以及有些國家的發貨通關受影響，另外，人們還處在家裡自我隔離狀況下，工程也會受到一些影響。但是對我們來說，總體影響不大。
DanStrumpf：針對您剛才提到的隔離、通關等問題，華為是一家全球化公司，但在當前局勢下跨境通關難度大幅提升，很多國家實施了旅行禁令。在這種情況下，華為如何在全球市場開展競爭？另外，目前的局勢對您的個人日常生活和公司管理有何影響？
任正非：首先，管理公司就像現在遠程採訪一樣，工作也可以採用遠程辦公、遠程會議的方式。第二，我們減少員工的流動，本地員工在本地流動，跨境流動減少。第三，現在一部分國際合同都是擴容項目，在機房完成，通過軟件提升來實現，並不需要在野外作業。所以，現在我們的合同銷售還可以繼續增長。
DanStrumpf：這一局勢對您的個人習慣以及華為的日常工作有何影響？你們的工作發生了哪些變化？
任正非：沒有不同的習慣。我們高層領導過去就是開會、改文件，把文件發出去，大家按文件辦事。過去是這樣，今天也是一樣，沒有太大改變。現在是遠程視頻開會，基本不影響。過去一定要飛過去面對面，現在不需要飛過去，因為即使飛過去，也需要隔離，只能視頻，那何必要飛過去呢？
DanStrumpf：等一切恢復正常後，您覺得你們目前做出的一些調整，如召開更多的遠程會議、減少國際出差，未來還會繼續保持下去嗎？
任正非：我想，人類社會將會走向信息社會，IBM形容它是一個村，叫“地球村”。當然，也包括飛機很快抵達一個地方，也是地球村的一種形式。以前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我們需要坐輪船好幾個月，更古時期先輩只能坐木帆船跨洋漂過去，是相對比較來說。現在先進的通信網絡條件下，我們通過視頻會議聊天就如坐在旁邊一樣，只是說喝杯咖啡，不能用舔屏幕的方式來完成。除了需要親身體驗的方面，遠程信息交往會增加，比如中國疫情期間，有幾億孩子是在家里通過網絡教學的，特別是美國、歐洲這些國家很多學生都在接受跨國網絡教學。當人們形成習慣以後，不會隨便拋棄這個方法，當然可能減少或縮減，但不會拋棄。我們作為設備廠家，就是努力去滿足客戶對這方面的要求。
NeilWestern：任先生，我知道您經常在世界各地跑，與華為的基層員工面談。現在，您怎麼跟他們保持溝通，並從他們那裡獲得反饋？
任正非：正因為我過去跑遍了艱苦貧困的國家，了解他們過去是怎麼工作和生活。今天進行視頻溝通、網上發表的意見，能想像到他們今天怎麼工作和生活的，要改進哪些環境和條件來支持他們工作。我們過去的經歷對今天帶來影像上的貢獻。如果你沒有去過世界，你是不能夠感知世界的。現在我們雖然各自隔離在不同國家，實際上我們的聯繫和溝通沒有改變。
2、NeilWestern：我們能聊聊過去18個月美國政府給華為帶來的諸多困難嗎？上次見面時，我們聊到了您的女兒。您最近有沒有聯繫她？通過什麼方式聯繫？大概聊些什麼內容？
任正非：就是打個電話，給一些生活上的問候。她的媽媽和丈夫在加拿大陪她，她不是很孤單。
NeilWestern：她面臨的刑事案件目前進展如何？您個人在這方面採取了什麼行動嗎？
任正非：我們沒有刑事犯罪，已經在美國抗訴了，還是通過在紐約東區法院官司的進展來確定這個問題。
NeilWestern：您覺得加拿大政府要在這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嗎？
任正非：因為加拿大是一個法治國家，首先它的法律要公開、公平、公正，是一個透明的體系，加拿大司法體系會做出正確判決的。
NeilWestern：所以，華為並沒有直接遊說加拿大政府？
任正非：不需要。
3、DanStrumpf：我想聊一下你們在美國面臨的刑事案件。您應該也知道，美國政府擴大了針對華為的起訴書範圍，提出了新的指控，包括有組織的敲詐勒索指控。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基本上把華為描述成犯罪型組織。您是否想直接就這些指控作出回應？
任正非：我們肯定要在法庭上進行抗辯，不能美國司法部說什麼就是什麼，它說的並不代表最後的結果。
DanStrumpf：我想問一下華為過去一年所採取的策略。很感激您去年接受我們的採訪，當然您也接受了其他媒體包括電視台的採訪。去年，華為針對美國提起了多項訴訟。相比之前，華為過去一年在跟美國政府打交道時，採取了更加激進的策略。鑑於美國對華為還是和過去一樣強硬,您覺得過去一年採取的策略有效嗎？針對華為狀告美國政府的其中一項訴訟案，法庭已經做出了不利於華為的判決。現在，美國政府又提出了針對華為的新起訴書。您覺得華為過去一年採取的策略奏效了嗎？
任正非：不是美國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還是要通過法院的判決，還是要通過美國司法系統的公平、公正、公開，來一個個解決。
NeilWestern：您剛才提到，華為相信美國的法院會作出公平的判決。針對這些指控，華為的抗辯策略是什麼？
任正非：我們還是通過美國律師與美國法院去交涉。
4、NeilWestern：在過去15個月中，華為採取了一系列高調的舉措，例如您接受媒體採訪，華為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採取的法律舉措，並在很多國家針對美國試圖說服當地政府禁用華為的行動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現在來看，您覺得過去15個月華為的策略有沒有起作用？如果起了作用，能不能舉一些例子，具體起了什麼作用？
任正非：作用肯定是起到了。最初天空是一片漆黑的，美國說什麼是什麼，因為美國是強勢的國家、強勢的政府，一般大家對美國政府是很信任的。隨著時間推移，真相越來越多被披露，天空逐漸變成深灰、中灰，我們希望逐漸變成淺灰色，讓社會知道華為是什麼樣的公司，增強對我們的信任。我們還是在美國的西方盟友國家做生意，因為我們與這些國家的客戶往來幾十年了，這幾十年積累的信任是寶貴的，他們不會輕易被施壓一下就放棄選擇華為。
再過幾天，我們將公佈經過審計的2019年財務報表，我們去年的銷售收入增長接近20%，利潤大幅度增長，就證明了客戶對我們的信任並沒有因為美國對我們打擊而產生影響。今年我們在計劃上比去年還有一定規模的增長，今年的研發經費比去年將增長58億美元，去年研發經費150億美元左右，今年可能超過200億美元。我們克服困難的能力越來越強，面對的困難和遇到的挑戰會越來越少，我們有信心實現今年的銷售目標和利潤目標。這場瘟疫過去以後，人們更加體會到先進的信息技術在應對瘟疫問題上也有很大價值，人們可能會加快網絡建設。我們擔心的是，我們沒有那麼多設備供應世界。這都證明我們這十幾個月以來努力的結果是正確的。
NeilWestern：我想追問一個問題，稍後再回到研發方面。您剛才是說，在您看來，您提到的很多國家都不再相信特朗普政府有關華為的說辭，而是相信華為給出的保證，是這樣嗎？
任正非：我不清楚人們為什麼不相信特朗普，他在美國選民中的支持率不是很高嗎？美國人民是很聰明的呀。
5、DanStrumpf：順著您剛才說到的幾個問題。您提到，今年華為碰到的困難會越來越少，您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對華為而言，哪些方面的工作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另外，您還提到您有信心達成今年的財務目標。能具體說說你們有哪些財務目標嗎？
任正非：第一，我們投入了這麼多研發經費，也收縮了一些不夠健康的產品線，把那些減下來的優秀工程師調到主產品線來，我們今年會把產品和服務做得更好。財務成績還是取決於產品的質量、服務的優良以及客戶的信任，從這點來說，華為全體員工都奮起努力去實現目標，我們相信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也歡迎你們明年一月份來採訪我們，那個時候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的生存狀況。
NeilWestern：我們也非常願意明年再來採訪您。剛才您提到2020年華為研發預算會增加58億，能否具體介紹一下這筆預算會用在哪些產品上？您最看好哪些業務？
任正非：與我們過去產品的方向完全一致，沒有出現新的東西，只是增加了投入強度。
6、NeilWestern：回顧2019年，在您看來，華為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麼？是不是英國允許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的決策？如果是的話，華為在決策達成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任正非：2019年我們取得很大成功，首先要感謝特朗普先生。因為他在全世界有那麼高的威望，他那麼重視華為，本來很多人不知道華為，或者將信將疑，特別是中國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華為，覺得華為是不是在忽悠。特朗普“舉棒一打”，別人就覺得華為原來還這麼厲害，還不趕快買華為的設備，還等到什麼時候？應該是特朗普先生幫了我們大忙，這一點我們要感謝他。
我們公司本來也是散趴趴的公司，因為幾十萬人很難凝聚得起來。戰略部起草了公司的願景和使命：“把數字世界帶入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希望統一員工的意志，這些口號其實華為員工也不一定都相信，也不一定都足夠努力。但是特朗普一打我們，所有員工都知道死亡快來了，如果不努力我們一定會死掉的，嚇得每個人都很努力。基層太努力了，導致這個“車子”跑得太快了，我總是覺得要踩剎車，不能允許他們跑太快，否則會把這個公司拉斷的。這樣基層有很大的干勁，我們高層有很大的冷靜，這就是我們勝利的基礎。
NeilWestern：您認為經過特朗普的打壓後，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是否意識到了華為的實力？相比打壓前，他們是否更加認可華為是一家技術巨頭？
任正非：應該說是有影響，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並不相信我們，他們的一些運營商可能也受到影響，但也是博弈。有些客戶還是信任、了解我們的，因此我們有穩定增長的信心。
7、DanStrumpf：我想問一個具體問題。華為去年對美國提起了一系列訴訟，我也曾前往華為園區出席華為起訴美國政府的新聞發布會，對這些訴訟進行了大量報導，並密切關注其進展。我想知道，對美國政府提起一系列訴訟是不是您的決策？我知道華為內部關於這項決策有著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您是怎麼處理這些不同意見的？
任正非：第一，我們在美國是被迫應戰，不是主動開戰的，美國“棒子”已經打下來了，不能左邊挨了打，然後右邊又伸過去再挨一棒。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被迫在法庭上起訴。關於這個問題，你應該採訪我們的律師，讓律師告訴你們。對這個問題，我們內部是比較一致的，沒有矛盾。
但是，這不涉及到普通員工，因為他們就是多產糧食和增加土壤肥力，公共關係和法務的問題由專業部門去解決。普通員工有什麼思想，我們不清楚，並不需要去了解，他們的主要責任是搞好生產。我們內部沒有分歧，不需要協調。
如果美國政府撤銷對我們的訴訟，我們也可以撤銷對美國政府的起訴。但是，美國現在沒有表示，所以我們還在積極準備。如果美國還有什麼“棒子”再打下來，我們還要準備再接這根“棒子”。總不能什麼都沒有準備，一棒打到“天靈蓋”上，我們就死掉了。因此，還是要用手擋一下，要努力準備防禦性手段。
8、NeilWestern：在無法使用谷歌安卓系統的情況下，華為推出了自研操作系統和應用生態系統。這方面華為已經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前景如何？
任正非：我們的操作系統已經開源、開放，HMS將隨著P40走入市場。當然，與老牌的蘋果、谷歌相比，我們還是有差距的，但也有一些特色，所以我們還是決心要走入市場。我們做這件事情是被迫的，因為沒有安全感，如果還用別人的東西，下次再被別人斷供怎麼辦？是斷供把我們逼上樑山的，我們必須努力去把耽誤的功課補好，否則無法再立足在這片土地上。
NeilWestern：華為近期有沒有跟谷歌直接溝通？
任正非：不知道。
DanStrumpf：今年到目前為止華為在中國和海外的智能手機銷量如何？
任正非：應該是增長的，但是增長的數量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現在中國市場的銷量每天大概在45萬部左右，國際市場是有衰退，這樣大致判斷。四月後開始增長，每個月的銷售量預計大概是2000多萬部。但是由於這次瘟疫出現，我們的平板、電腦……有關業務的銷售量是5-6倍的增長，這些平板已經預裝了我們HMS操作系統。
DanStrumpf：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海外智能手機銷量下滑？華為怎麼做才能扭轉下滑趨勢？
任正非：對於海外市場，我們眼前還沒有更好的增長手段，但是我們正在彌補這些問題。
9、DanStrumpf：任先生，我想稍微轉變一下話題。我讀了您這些年撰寫的很多關於華為的文章。很多內容是關於您的過去和您對美國各地的訪問。在美國的所有技術企業家中，誰對您的啟發最大？我知道您寫了很多關於IBM的文章，如關於郭士納的文章。您也曾多次訪問這些公司。誰啟發了您，或者說誰引領了您？
任正非：整個美國的科技界都是讓人感到振奮的，矽穀不滅的燈光，這種奮鬥精神都給我們注入了巨大力量。不僅是喬布斯、比爾蓋茨、郭士納，也不僅是谷歌、Facebook、亞馬遜……，很多中小企業的創新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給了我們很大鼓舞，美國的創新土壤還是非常肥沃的。美國在未來人類信息社會中還會擔負最重的責任，因為信息社會的發展速度很快，美國有這麼強的能力，特別那麼多名牌大學，而且大學的教育質量也非常高，這些都是美國振興的重要基礎。
美國這個國家是高度注重教育的。一個生病的年輕人用幾十英鎊創辦了哈佛大學；美國的鐵路大王創辦了斯坦福大學，因為斯坦福大學的開放、開明，才造就了矽谷。我認為，美國這種科技創新精神，這種踏踏實實努力奮鬥的精神，都是我們長期要認真學習的。
10、NeilWestern：據我所知，您創立華為時擔心中國在創新方面遠遠落後於全球水平。如今，與美國和全球相比，您認為中國的創新能力處在什麼水平？
任正非：中國這七十年來，從一個主體是文盲的國家到今天幾乎很少有文盲，教育有很大功勞。中國現在教育上還是沿著工業時期的道路在走，對孩子的創新精神鼓勵和表揚不夠，幼兒園裡調皮的小孩總是挨批評的，媽媽總是在努力把他們教育成乖孩子，而且太多的考試把他們的天真給埋沒了。孩子是最富有想像力的，而且孩子的想像力沒有邊界，如果沿著窄窄的一條路往上走，越走邊界越清晰，創新的動力越被抑制了。現在衡量一個學生好不好，還是看考試成績，中國偉大的數學家華羅庚如果活在今天，他可能是考不上大學的。中國教育未來要像美國一樣，更加多元化，更多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讓他們在不同的方向上獲得突破。
美國把不同學校分成不同類型，有不同的教學方法。比如非常名牌的大學，功課非常重，晚上兩點能睡覺是功課輕鬆的時候，他們在上算法課的時候，晚上四、五點睡覺也是常事。而一般院校最主要是學習遵紀守法，在此基礎上主要培養他們謀生的手段，比如學學划船、騎馬、打高爾夫球、滑雪……，他們認為這些人將來要走入社會做買賣，交朋友要有共同愛好。當然，他們還要完成基礎課程，但是沒有名牌大學、常青藤大學的課程負擔那麼重。
常青藤大學在入學考試時就要考核他們，比如去沒有去過孤兒院做過貢獻，給孤寡老人做過貢獻沒有？做領袖最重要的宗旨要愛這個社會，為社會服務。因為美國的名牌大學培養的是領袖，政治的、商業的、科學的……。他們的責任重大，必須愛社會，奉獻社會。越是重點大學，越不能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社會才能振興。總的來說，美國現在的教育是領先中國的，否則為什麼會有幾百萬中國青年到西方去留學呢？
11、NeilWestern：中美關係會直接影響到華為，所以我相信您在領導公司的同時肯定也在關注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
任正非：首先，人類歷史發展本來就是崎嶇不平的，“世界是平的”只是一個理想，無法實現。最理想的狀況，世界就是一個丘陵地，雖然有挫折，這個坡我們還是能爬過去的，可是現在這個坡太高了，是高山了，阻力太大了。但是還沒有高過喜馬拉雅山，所以現在世界還在溝通著。我們只是希望這些障礙能逐步解決、逐步改善，從而促進世界生產的發展和人類財富的增加，才能根本解決衝突問題。
12、NeilWestern：您如何看待未來幾年華為的發展？您將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顯然，很多人在猜測您的繼任計劃。您對此怎麼看？
任正非：華為未來幾年的發展只會比2019年、2020年更好，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哪個地方痛，要在哪個地方醫治，相信未來幾年會變得更加健康。華為經歷了這些教訓以後會總結，像爬坡一樣在緩慢爬。公司在爬坡的時候，由於生理原因，我在下坡了，陪不了他們爬高山了。求一個平均數，最後這個世界就是平的。
如果華為還活著，歡迎你們再來！
【延伸閱讀】
2019年11月5日，深圳
1、《華爾街日報》總編MattMurray：任先生，謝謝您！非常高興今天能有機會接受邀請到華為看一看,並採訪您。我們剛剛在您歐洲風格的園區還有俄羅斯風格的走廊轉了轉。所有建築都非常宏偉。在當前的形勢下，您是不是想藉此傳遞關於華為實力，或者深受商界影響的中國在全球舞台所展現出的實力的一些信息？作為一位美國人，我在來到華為，看到這些宏偉的建築以及您向我們展現的其他所有東西之後，很難不這麼想。所以這裡面是不是想傳遞出一些什麼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謝你們來採訪我，你們可以尖銳提問，我會坦誠回答。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築群和機加中心展廳建築都是日本人設計的。我們每個產品線都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展廳，展廳一般設在地下一層，參觀完以後到地面上來喝杯咖啡、開個小會；兩個白色、黃色的大廳是為開大會用的。所以，這些藝術設計都是建築師促成的，與我們的文化宣傳沒有關係。
我們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個研發基地，大概有2600畝地，由5個西方著名的建築師公司設計。他們參照芝加哥湖邊建築群景觀設計，帶有現代經典建築氣息，和上海十里洋場環境結合起來，容納外國科學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築本身與華為文化沒有關係，與建築師的欣賞與投標、中標有關。
MattMurray：你們的員工在引導我們進展廳走過一個走廊時，說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載什麼特別的信息？
任正非：沒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個俄羅斯著名畫家畫的。因為他們國家受美國製裁，生活困難沒有著落，由於經濟困難而來為我們畫畫的。他們說“沒有川普制裁，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畫家為你們畫畫的”。他們休息喝咖啡的時候，戲稱這條走廊叫“川普走廊”，說你們要感謝他，連克里姆林宮也沒有這樣漂亮的走廊。
MattMurray：你覺得特朗普總統會到這裡來看一看這個走廊嗎？您沒有想過他會親自過來看一看嗎？
任正非：非常歡迎他來。如果他在任期間不方便，可以退休以後過來，我們會很熱烈地歡迎他。退休後的卡特總統在多年前就曾經來過我們公司。我們歡迎美國的總統、議員、高官、記者……，有機會來華為訪問，我們會很熱情接待，畢竟美國是偉大的創新型國家。
2、MattMurray：現在，我們來聊聊美國。其實從很久之前，在特朗普總統上任前，奧巴馬總統在任期間，也就是說在特朗普和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華為和美國之間就存在問題。您覺得美國政府和華為之間長期存在對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任正非：我認為，美國政府和我們沒有根源上的對抗。我們公司一直是比較崇拜美國的，大量學習美國文化與管理。從華為創業開始，“不眠的矽谷”這種美國精神就銘刻在全體員工心裡，我們一直努力在向美國學習。矽谷有很多公司在車庫裡創業，我們那時候沒有車庫，就在城中村農民房裡創業，也是一步步走過來的，美國公司走過的歷史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過去二十多年，先後有幾十個美國的諮詢公司給我們提供了管理諮詢。這些顧問公司都十分清楚我們的組織結構與流程，流淌的都是美式文化；我們的財務審計十幾年來都是KPMG，如果想了解華為的財務狀況，只要在KPMG看十多年的底稿，就可以知曉華為真實的財務狀況。
因為三十年來我們都是困難重重的，習慣了困難，所以我們沒有感到奧巴馬時代帶給我們多大困難，特朗普時代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激勵，逼迫我們不能惰怠，為了生存下來就要努力“划船”。大家如此努力地“划船”，把今年的銷售收入劃多了，利潤也劃高了。如果今年年底公佈的利潤高了，我會很擔憂世界怎麼看我們。華為被打壓，怎麼利潤還高了？其實就是因為全體員工更加努力了。因此，我沒有感到和美國之間有多大衝突。
3、MattMurray：既然是這樣，您又怎樣解釋美國現在對華為展現出的敵意？考慮到美國政府現在對華為的態度，您覺得華為在歷史上有哪些事情是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呢？
任正非：我認為，主要還是美國對我們缺乏了解。美國公司也是從小變大的，在我們後面成立的公司有亞馬遜、谷歌、Facebook……，它們現在的發展比我們還厲害。我們還跟在他們的後面。我們比較保守一點，成長時間比它們長。
總而言之，美國公司走的道路是商業模式創新與技術創新兼容的高水平道路，在產品還沒有完全成長起來時，已經構建了一個世界級、全球化的商業計劃。而我們公司因為眼界低，從山溝溝裡出來的，沒有見過世面，都是從技術創新開始做，研發人員都自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等產品出來才想到做商業模式，發展速度相比美國公司就慢一些。至今為止，我們公司還是沒有商業領袖，還只是在技術創新，經常是產品做出來一、兩年了，還不知道怎麼賣。現在我們學習得還不夠，都是先想著怎麼做產品，做出來才會想怎麼賣。
4、MattMurray：現在華為業務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您們在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是領先的電信設備提供商。另外，華為在5G領域已經取得了領先地位。在您看來，是不是華為的成功讓美國感受到了威脅？
任正非：我認為，美國不會因為這個問題感到對它有威脅，因為美國科技創新的能力非常強。你們可以去華為心聲社區看一看，昨天我們還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美國這一百年來到底有多少發明，講美國多麼偉大。美國有極好的創新機制，不會因為某項技術短時間落後一點就感到壓力。我也看到羅斯部長在印度講話中提到“美國用三年時間就可以領先和超越華為”，我相信完全有可能。
美國在5G上有判斷失誤的問題。美國選擇6G，認為6G帶寬更寬、意義更大，美國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很好。它選擇了毫米波的高頻段，它認為5G時代不會這麼快到來，6G覆蓋距離短的理論與技術問題還有時間突破，沒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來了。華為選擇的中頻段，也有賭博成份。當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走中頻段，都選高頻段，因為他們認為5G不會那麼快投產，沒想到十年時間，5G從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數學論文會發展成一個產業。他們認為世界的發展會緩慢一點，6G還會有機會突破。如果能解決覆蓋發射距離的理論發現和技術創新問題，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現在理論發明還沒有，技術創造還沒有突破（相控傳送體積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寬的帶寬，傳輸距離非常短，還沒有達到實用化的時候，5G已經開始在世界普及。
所以，不是美國真正輸給華為，而是選擇時押錯寶了，我們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從這點來說，如果美國轉過來追趕，我們相信它是沒有問題的，不會因為華為短時間領先就要打我們一棒。
5、《華爾街日報》記者DanStrumpf：我的問題和美國與華為之間的長期合作與對抗有關。在今年的採訪中，您多次提到可以把華為的5G技術許可給一家西方公司，更具體地說，是一家美國公司。您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目前的進展？有沒有美國公司表現出這方面的興趣？華為有沒有聘請投資銀行或者其他中介機構幫忙出售這項技術？您認為5G技術許可這件事情將如何發展？
任正非：首先，我們是真心誠意地許可給美國公司，而不是玩什麼花招。為什麼我們希望美國公司強大起來？因為這樣世界可以構築三角平衡，如果美國缺失5G技術，我們可能長期有麻煩，歐洲也會麻煩。因此，我們是真心誠意許可，並且許可是全面的，它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不會有所保留。許可以後，我們可以並肩前進，相信我們還是可以跑得快的。這是我們的動機和目的。
第二，美國不能躍過5G去走6G，通信行業每一步都要走，跨越式地跳過這步以後，後面的路可能會有很大問題。如果從頭再做起來，需要漫長的時間。美國最多的是錢，我們最大問題是沒錢，美國給了我們錢獲得我們的許可，我們可以在5G及新技術上更大開發、更快前進。美國有了基礎以後，可以發展更快，因為美國有龐大的科學技術基礎。開展和平發展與競爭。
目前還沒有任何美國公司與我們接觸，如果有了需求，我們才會找投資銀行幫助我們做交易。
MattMurray：美國公司或者中介機構可以給你們打電話？
任正非：是的，但是沒有啊。是不是他們也害怕？害怕與我們接觸有嫌疑。
DanStrumpf：您覺得為什麼目前沒有一家公司對此表現出興趣呢？華為被公認為是5G方面最先進的公司。美國公司至少應該對這項交易表示感興趣，但是為什麼現在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跟華為接觸？
任正非：我也不清楚他們為什麼不接觸。可能是擔心有政治上的嫌疑，跟華為接觸後被懷疑。或者是他們不想做這個市場，不一定有這個需求。我們也不能主動去聯繫，美國實體清單禁止我們與美國企業接觸。
6、MattMurray：在華為發展歷程中面臨了很多關於盜竊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個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華爾街日報》有過一篇這方面的報導。為什麼這樣的指控一直存在？華為有沒有解決或者曾經解決過在技術竊取方面面臨的挑戰？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實，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們還多。我們從來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識產權，美國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給我們交非常多的知識產權費，但我們交給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費更多。我們這麼多年累計收了14億美元的專利費，付出了60多億美元左右的知識產權費。而且，華為的科研經費每年投入150-200億美元左右，研發人員將近八、九萬人，領先世界不可能靠偷來的。好人也會蒙受指責，我們還是相信美國法庭的判決。
7、《華爾街日報》記者EvaDou：前一段時間去過您的老家貴州，想了解一下您小時候的背景和成長的歷史。我父母是山東濟南人，在濟南趵突泉附近。
任正非：我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很閉塞，對我的成長沒有多大影響，就是頑皮一些，讓天性沒有受到壓抑。我不可能在那種閉塞的環境裡產生對我後半生多大影響的抱負。我到大學後才有圖書館，如飢似渴地廣泛閱讀，也對我的人生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家庭政治條件不好，不會有大的前途，不悲觀就不錯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隊在濟南，當年在濟南郊區窯頭，山東師範學院上去一點，我們算半個老鄉。
EvaDou：那個年代大家都是部隊的，我家那個年代也有很多參加部隊的，看您之前寫的一些研究報導，看到濟南這個字，1979年到1984年在濟南00229部隊，能否介紹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簡歷不太清楚前期的經歷，1944年出生，一直跳來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裡。
任正非：在遼陽化纖廠建設結束以後，國家決定搞十大工程。我們奉命調去建設儀征化纖廠，但是在隊伍調遣過程中工程下馬了，我們就停留在濟南了。據說是中央有人批評這是十大洋躍進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馬了。當時，我就留在濟南機關，做了一個二十多人建築研究所的副所長，研究建築機械等東西。
EvaDou：好像主要研究壓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遼陽用數學方法推導了一個儀器，用於化工自動控制系統。後來我在這個研究所允許我繼續做延伸的研究實驗，因為我那時是名人了，是英雄標杆，所以可以做一些與本部隊無關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為我那時年輕氣盛，受到國家的重大表揚後，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難以實現的目標，又想夢想一定要達到，日夜加班。後來幾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軍，我被集體裁掉了，項目結束了，人也離開了，那五年實際上做了很多沒用的事情。那時山東大學的計算機內存只有16K，怎麼也算不出方程和實際的東西，最後不了了之。這段青春應該是虛度了。
EvaDou：那時我老爸也在山東大學讀書。
任正非：我們很近，我們在山東師範學院往上一點，就是我的駐地窯頭，我小孩讀的小學就是馬家溝小學。
EvaDou：你最開始工作是不是在貴州011基地？你在那邊主要做什麼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兒參加承建的建築公司工作，做廠房建築。
EvaDou：您不是工程師嗎？
任正非：那時我連技術員都不是。那時大學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農民再教育。我曾當了兩年炊事員，後來當了幾年工人，74年才調到東北；在部隊過了一段時間才當了技術員；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才當上工程師。
EvaDou：貴州離越南非常近，那時美國在越南打仗，貴州那個年代部隊不是也在開始建軍隊的通信設備嗎？有參加嗎？
任正非：那時我與通信沒有關係，純粹是普通的建築工人，與今天的農民工差不多；到了東北部隊以後，我與通信也沒有關係，在東北從事遼陽化纖總廠自動控制系統工程建設，是模擬的控制系統，就是使用比例、積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統管理，和現在的通信計算機無關。自動控制是我在當炊事員和工人的時候開始自學的，到東北因為沒人比我懂，這“半壇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創業後，才開始接觸通信行業的。
8、MattMurray：您剛才提到浪費了五年時間，也從事過不同的工作。後來是如何創立華為的？您是如何找到投資者並在您之前的基礎上支持您創立這家公司的？
任正非：大裁軍以後，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棄兒。因為國家體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模式，我們並不知道轉折意味著什麼，就到深圳來了。對市場什麼都不懂。我們到了深圳，每月工資200多元，當時團職幹部200多元挺榮耀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們就要求國家把轉業費發給我們，不要保留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了。國家給發了1800多元轉業費，我們夫妻總共領了3000多元。後來我到國有企業工作，也是什麼都不明白，沒有經營好，做錯了事，最後只能離開這家國有企業。
當時，要么出國，要么在國內乾，我們家里人不想出國，就留下了。剛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個文件，87（18）文，允許個人創辦民營科技企業，我們就冒險做了民營科技這行。當時註冊公司需要2萬元人民幣註冊資本、五個股東，我就找了另五個人集資2萬1千元，實際還是我一個人開始乾。後來，那五個人要求退出公司，就跟我們打官司，退了很多錢拿走。這個公司變成我一個人的，我有權力把股份分給大家，就形成今天員工持股的模式。
當年如果不分股份給大家，我們可能就是一個小公司，乾一乾就散了，重新又去乾一個行業。怎麼知道我不會去搞房地產呢？我最應該的是去搞房地產，不應該搞通信，這麼傻，又苦又累又不賺錢。那五個人退股的法庭判決書還在檔案室，你們可以去看看原始的檔案。
DanStrumpf：您是怎麼認識幫助您創立華為的五個投資人的？我們在華為股權室看到他們五個人的名字，發現他們的背景是非常多樣化的。您是怎麼認識他們的？是您的朋友還是軍隊的熟人？
任正非：過去不認識，來深圳以後才認識的。創立公司時，對公司擁有股權、擁有未來還完全沒有想像，就是為了湊夠這麼多人、籌夠這麼多錢，他們沒有在公司上過一天班。如果我們關係很好，就不會分家，他們也會到公司來上班。
華為公司前十幾年完全是風雨飄搖，就如蠟燭火一樣搖搖晃晃快要熄滅的那種感覺，天天處在危機和生存掙扎狀態，大多數人都是沒有信心的。我沒有退路，沒有信心也要有信心。還有一些傻傻的人跟著我們，相信我給他們講的話，以為真能夠實現。大家都相信，抱成一團，果然實現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錢，不是投機，而是太傻了跟著跑，沒有離開。
9、DanStrumpf：順著時間軸往後，1992年您曾經訪問美國。此行從紐約開始，在訪問矽谷公司後結束了您的這次行程。那次美國之行您學到了什麼？當時為什麼要去美國？是誰組織了那次行程？今天的美國和您當時看到的美國是否已經有所不同？
任正非：那次是美國波士頓一家賣電源模塊的CP公司邀請我們去考察，因為我們要買它的電源模塊。我們很好奇，想看一看美國，因為我們從來不知道美國是什麼樣。我們以為美國是高消費，所以帶了很多美元現金，那時中國還沒有信用卡。後來我們發現美國什麼東西都便宜，很長時間都不理解，才覺得現金帶著是負擔。最初一起去的有一個人吵著要管錢，就把錢大部分給他了，結果後來他嫌錢裝在口袋太重，求大家花他的錢。所以對美國的第一個印像是，美國的東西怎麼會這麼便宜。
當時我們乘坐灰狗巴士走天下，巴士怎麼會這麼漂亮？我們坐著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飛馳的時候，覺得中國永遠不可能有這麼好的車了，中國永遠不會發展到像有灰狗巴士這種狀況。我們坐火車到了矽谷，也不知道矽谷在哪兒，問別人，沒有一個人知道矽谷為何物，因為“矽谷”是中國人喊的，外國人不知道。結果莫名其妙下了車，問一個出租車司機，剛好是聖塔克拉拉，就是“矽谷”。到了矽谷，我們找不到地方可參觀，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認識一個人鐘培峰，想辦法去交流參觀一下，因為我們還要買一些器件。
我們看到美國的先進、美國的偉大，很震驚。美國公司到底有多大？不知道。我們曾租了一個出租車，穿過IBM做存儲器的一個廠，給出租車司機講“絕對不能轉彎，一定要直走，打表，看里程多少”，走了直徑是6公里後，司機迷路了，才兜出來。我們感慨美國的工廠這麼大，感慨至今。今天我們仍然是這樣崇拜美國，沒有改變。不因為美國打我們，就不愛美國了，這是兩回事。
10、MattMurray：您可能也知道，《華爾街日報》今年早些時候發布了一篇報導，稱華為在非洲有個項目是幫助幾個非洲國家的政府監視政治對手。該項目是智慧城市項目的一部分。您如何評價這一項目？這個項目是否還在進行？報導出來之後，當地政府作何回應？
任正非：首先，這不是事實，《華爾街日報》要承擔責任。我們已經給你們出了律師函。《華爾街日報》是一家偉大的報紙，你們要反思，你們的信息來源是否真實？沒有這回事，因此當地也沒有什麼反應。
11、EvaDou：我知道您一直喜歡歐洲的文化。
任正非：不是，我最喜歡美國的文化，很奔放、很創新，我是一個不安份的人，喜歡美國年輕人的瘋狂，他們的好大喜功，我太太說我，你們是一丘之貉。歐洲保守一點，舒服了一點，我家人非常喜歡歐洲，我太太今天還在米蘭。
EvaDou：您知道HBO有一個關於電信行業的電視劇嗎？
任正非：不知道。
EvaDou：您可以看一下，這是關於電信行業的電視劇，講的是關於西班牙國王和美國CalvinCoolidge的第一次跨洋通話，也是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原因也是監控。那時西班牙政府也想監控很多他們的敵人，就支持了這個公司。歷史上一直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想支持一個電信行業，不就是因為監控嗎？中國難道不也一樣嗎？華為公司在這種歷史和政治環境下怎麼運營？
任正非：汽車製造廠把汽車賣給了用戶，車裡裝什麼貨物是司機說了算，汽車廠並不知道裝什麼貨物。我們就像汽車製造廠一樣，賣給電信運營商是裸設備，網絡是由電信運營商管理，我們並不管理這個設備，根本不知道電信運營商是如何運作的。電信運營商做的是管道，疏通信息流，我們做的是管道外面的鐵皮，鐵皮能知道什麼呢？
12、MattMurray：我知道這是敏感事件，但華為已經成為了一家擁有十幾萬員工的大型全球化公司。您有信心說在全球各地的華為員工都沒有參與到我們所報導的活動當中嗎？
任正非：我們有內外合規的監管系統，有道德遵從委員會，在管住員工要符合公司對商業行為的要求。我們不允許違規的事情發生，如果誰有這樣的事情，他會受到嚴處。
13、《華爾街日報》亞洲商業編輯NeilWestern：您剛才說華為是賣鐵皮的，事實可能不僅如此。因為華為在網絡安全上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且過去幾年在這方面的投資仍在不斷增加。特別是“斯諾登事件”之後，大家知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華為的設備進行竊聽。從您的角度來看，威脅來自哪裡？華為應如何預防這些威脅？
任正非：如果我們在網絡安全設計上不投入力量，運營商可能就不會購買我們的設備，很多國家會禁止我們進入市場；如果我們不遵守GDPR，就不能進入歐洲。所以，網絡安全、用戶隱私保護都成為商品中很重要的一環。就像汽車一樣，所有汽車都是四個輪子，名牌汽車比普通汽車貴一點，就是因為它在安全保護上投入更大，給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如果我們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一是我們不可能銷售，二是不可能賣好一些的價格，因此我們必須滿足客戶這方面要求。網絡是掌握在運營商手裡的，運營商是受主權國家控制的，我們只是一個賣“卡車”的公司。
14、DanStrumpf：Matt剛才也提到，華為發展到今天已經是有著十幾萬員工、業務遍及全球的公司。面向未來，華為在管理方面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未來您真正退出華為舞台後，您希望華為成為一家怎樣的公司？
任正非：華為公司三十年來從小公司走向大公司，走的是中央集權管理的道路。這樣的做法會使機關總部越來越龐大、越來越官僚主義，那麼公司遲早會由於不堪重負而垮掉。我們阿根廷會議叫“合同在代表處審結的試點會議”，改革的要點就是把決策權力交到最前方，逐漸讓前方的人員職級、能力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前端確實有很多能擔負起責任的高級幹部，那麼往公司後端的流程就可以大幅度縮短，機關就不需要這麼多幹部。機關就會精簡，減少官僚主義，減輕供養負擔。為在代表處完成合同審結這樣的改革，我們計劃用五年或更長的時間來改變。機關會變小，辦公室裡沒有那麼多高級幹部，多數是一些職員。這樣把頂上重重的帽子卸下來，華為公司的管理倒轉180度，就會獲得新生。
這是向美國學習的。美國軍隊就是這樣，到五角大樓的人可能沒有前途了，到前線的升官很快。我們也要走這條道路，否則谁愿意到艱苦地區去奮鬥？
MattMurray：您希望未來華為的員工都不待在深圳？
任正非：是，現在非洲工作的員工雖然價值創造沒有廣州的員工大，但是他們的工資待遇是廣州員工的數倍。
15、MattMurray：像華為這樣的公司，要找一個能替代創始人的人難度有多大？您提到跟美國公司類比，許多美國公司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的，不知道華為怎麼樣？
任正非：有些美國公司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把命運系在一個人身上。他的安全關係股市價值，他們走哪裡，認為不能坐民航機，因為民航機不安全；還要帶保鏢，因為他的“腦袋”就是華爾街的錢，“腦袋”沒有了，華爾街就垮了。
在我們公司，我實際是一個傀儡，我在與不在對公司沒有那麼大影響。當年我們向IBM學習管理變革時，IBM顧問跟我講“管理變革最終就是把你“殺”掉，讓你沒有權力，你有沒有這個決心？”我說我們有。十幾年內，IBM數百位專家在這裡幫助我們變革，華為今天走成這樣，IBM給我們奠定了很重要的組織結構和管理基礎。
權力到哪裡去了？按流程配置了，反而基層幹部權力很大。比如，服務員權力大，說“要瓶可樂”，他們就可以拿瓶可樂來；我要瓶可樂，沒有流程支撐，只得自己掏錢。所以，我們向西方學習變革中最成功的一條是我虛位了，下面有各種組織，他們都被賦予了不同權力在循環著，誰都會挑起公司發展的擔子來。我們現在把權力的改革倒過來，讓基層更有權力，如果這點穩定下來，後繼者無法重新改回中央集權。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會比較穩定。
16、《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鄭子揚：您剛才提到華為結構的調整，阿根廷會議應該是重要的一環。您在聽說女兒被捕後，還是決定去阿根廷參加會議。這個會議對華為來說到底有多重要？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在您女兒剛剛被逮捕的時候，您還是決定完成工作去參加會議，這似乎顯得有些無情。
任正非：阿根廷是經濟困難的國家，通貨膨脹非常嚴重。拉美地區部前任總裁已經開始對阿根廷代表處試點改革，他調回機關，換一個人接替時，我們沒有更換改革試點。改革的名稱叫“合同在代表處審結”，以前合同的關閉是由公司機關來決定的，現在授予代表處決策權、分配權，他們煥發了積極性。在前所未有的困難的外部環境中，這個代表處做出了很大成績，證明試點改革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公司有二十多個代表處正在向他們學習推行改革，預計明年代表處會有一定規模化的鋪開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人員會大規模減少，為了避免大規模裁員，我前幾天簽發了一個文件，在戰略預備隊預設了1萬個編制、10億美元預算，被精簡的人員不是辭職走人，而是回到戰略預備隊來，經過學習、考試合格以後，有機會再往前派，再從事新項目，以此保證公司平穩的改革過渡，避免過度裁員。
17、NeilWestern：你們為什麼把會議地點選在離G20峰會如此近的地方？
任正非：這與G20峰會毫無關係，那個時候也訂不上房。是在他們開完會走了以後我們再開的，是因為選擇天氣好的時候，錯後了一些時間，在一偏避的風景區，一個叫“小小酒店”的高級酒店。
NeilWestern：那時候您女兒剛剛在溫哥華被捕，那次的行程對您自己個人也是有風險的，當時您是怎麼考慮的？
任正非：肯定會有風險，如果我都怕風險，其他人怕不怕呢？還是要前進的，我從迪拜轉機過去，迪拜還是很開放的。
DanStrumpf：您當時和女兒聯繫了嗎？阿根廷會議對您來說非常重要，您非去不可，但在會議之前幾天您的女兒，也是華為的CFO，在加拿大被捕了。您當時有哪些想法？您覺得痛苦、悲傷嗎？有沒有聯繫孟晚舟？
任正非：忘了。當時我只想把會開好，好像沒有其他想法。
EvaDou：我們來聊聊孟晚舟的名字。您生日那天，她給您寫了一封信，署名是“豬兒”。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任正非：因為她小時候很貪吃，長得胖乎乎的，像小豬一樣，從小就叫她“豬”。我的小女兒因為喜歡毛茸茸的玩具豬，把自己稱為“豬”，把我們叫做“豬爸”、“豬媽”。兩個小孩都叫“豬”，以前我沒有聯想過，最近一想，怎麼兩個小孩都是“豬”呢？也是巧合。
18、NeilWestern：在過去一年，華為的問題跟中美貿易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過去一年，您有沒有和習近平主席或者中國的首席談判代表劉鶴溝通，討論怎麼解決華為和美國的問題？
任正非：中美貿易談判與華為沒有任何關係，因為華為在美國沒有銷售，關稅加到1000%與我們也沒有關係。所以，我也不會關心中美貿易談判怎麼樣。
EvaDou：華為只是一個籌碼。
任正非：是它抓錯了籌碼。我們不會做籌碼，因為我們沒有美國也能生存下來。
19、MattMurray：我可以作證，因為我親耳聽到中國政府在討論美國貿易談判時，表示支持華為，還問了我和其他記者，為什麼美國要給華為這麼大壓力，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中國政府說這對華為不公平，他們的確表示支持華為。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這個新聞。我們不需要美國撤銷實體清單，實體清單永遠保留好了，沒有美國也可以生存很好。但是我們仍然會擁抱全球化的，美國公司供應器件，我們歡迎；如果沒有供應，我們也能生存下來。
MattMurray：華為過去一年業務發展很好，而且一年以來，華為一直在跟美國的供應鏈進行脫鉤。您現在也在說華為在可見的未來不需要美國。是不是說無論中美貿易談判得怎麼樣，就算美國又對華為開放了，華為都不會和美國合作繼續往前走？
任正非：我們不會脫離全球化，會堅定不移擁抱全球化。當然，這只是我們的理想，如果美國不給我們提供這種條件，我們自己生存也沒有問題。我們在5G基站、傳送、接入、核心網已經可以沒有美國零件了。當然我們還有一個版本是可以有美國零件的。
20、EvaDou：問一個歷史問題。這些年歐美很多客戶懷疑華為有沒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投資。請問90年代華為曾有個子公司莫貝克，是各個省市的電信局投資的。過了幾年華為業務好起來了就把他們踢出去了。之後一直就沒有投資機構在華為。能不能解釋一下為什麼那個年代設有莫貝克，之後就關閉了？
任正非：第一，莫貝克是一個電源公司，電源在我們公司是一個邊緣化產品。第二，1992年開始，中國在金融上嚴格控制。為什麼？80年代末期金融泡沫，中國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中央在1993年嚴格剎車，禁止銀行貸款，貸款無論是否到期都要強制收回去。在那個時代，我們想把電源單獨做賣掉掙點錢，也沒有那麼多錢發展。我們就找電信局三產公司來投資，第三產業也叫勞動服務公司，是一種集體所有製的公司，它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怪胎”，國有企業一些多餘的人沒地方去，就搞到勞動服務公司去，他們也需要一些機會。我們與他們集資把電源業務做大了，大概幾年以後以7.5億美元賣給了美國的艾默生公司，大家把錢分了，公司就散伙了。大家說還要繼續幹，我說我挑不起這個擔子來，就散了。
21、MattMurray：任先生，您在職業生涯中看到了很多的變化，現在5G部署也正在加快進行。展望一下未來十年的技術發展，5G之後還有什麼？還有哪些技術會帶來更具革命性的變化？
任正非：嚴格來說，不要說十年，三年以後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我都想像不到。在幾年前，我們能想像得到手機可以上網嗎？喬布斯一個人就改變了這個世界。互聯網真正發達起來，應該是因為手機無線上網。5G以後，最大的機會窗應該是人工智能，未來社會變成什麼樣子，還是不可想像的。你們參觀了我們的生產線，只是用了很少部分的人工智能，在少量環節使用了人工智能，已經很少看到人了。再進一步，人會更少。
現在我們的生產系統引進了很多數學家、博士，工藝與質量管理，計劃調度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所以，生產一系列活動都是24小時全排好的，機器人排隊把指定物料在指定時間送到指定地點。連續生產已經有一定轉變，十年以後整個世界發生什麼轉變，還不是搞得很清楚。
目前在生產過程中最大的人工智能運用是芯片的生產，規模和水平還在美國。如果其他工業也像芯片的生產方式，生產效率會大幅度提高。若果能人工智能方式生產的產業，會回歸西方；不能人工智能方式生產的企業會尋找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所以，要適應未來新的社會，每個國家最大問題是提高教育水平。
MattMurray：聽您的邏輯是如果不提高教育水平，工人會被AI代替？
任正非：對，有高技能文化的人才能駕馭。
MattMurray：非常感謝您今天給這麼多時間回答這麼多的問題，感謝整個華為團隊對我們的招待，我還想表揚一下口譯員，今天寫了太多字，手下來一定會抽筋。非常感謝你們接待我們。
任正非：歡迎你們明年這個時候再來，看看我們的身體是否健康，也可以隨時來。
《華爾街日報》補充問題答复
2020年1月10日
1. 任先生在1987年創立華為時是43歲，對嗎？
是的。
2. 任先生在重慶上大學時，專業是建築供熱和通風工程，對嗎？他是哪一年畢業的？
任總1968年畢業於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專業是供熱供煤氣及通風工程專業。
3. 據我們所知，任先生剛開始工作時，曾在011基地服役過幾年。在他30幾歲時，又在位於濟南東部的00229軍事研究所工作過。能提供一下這些經歷的確切年份嗎？
任總1968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國家建委三局二公司安裝工程二隊工作。那時處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生要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他先後做過兩年炊事員、幾年水管道工人，後到技術科幫助工作。二公司是承建011工地的廠房建築，不是軍隊，任總不是軍人。011是工廠，也不是軍隊。1974年調到東北00229部隊承建遼陽化纖廠工程，在基層連隊做技術員，1978年提為工程師。後部隊遷往濟南。
4. 20世紀80年代，任先生前往深圳，在一家國有企業工作。他在工作中犯了錯誤，使他背上沉重的債務並因此失業，對嗎？能透露一下他具體犯了什麼錯嗎？
任總轉業後在深圳南海石油後勤服務總公司下屬的電子公司工作，當時因為不了解市場規律，工作上有失誤，造成了損失，但損失不大。絕大部分損失當時就追回了，大半是追回現金，少部分是實物。實物在處理過程中有損失，後來任總創辦華為後，還幫助原公司償還了一部分外部欠款損失。任總是自己辭職創業的，不是除名失業。
5. 您知道任先生為什麼把公司命名為“華為”嗎？這個名字是他取的嗎？
當時任總想不出公司名字，看到牆上的標語隨便起的。因為“華為”是閉口音，不好發音，任總曾經想改名。但當時已經沒有錢了，沒法改。
6. 20世紀90年代初，華為的年銷售收入經常翻番，對嗎？能提供一下這段時間的銷售數據嗎？
2001年之前的銷售收入數據如下，之後的銷售數據請參考華為官網年報。
7. 1994年，華為差點破產。任先生向當地官員求助後，華為才免遭破產。同年，江澤民訪問了深圳。我們知道任先生和江澤民之前見過面。請問當年江澤民訪問深圳時他們見面了嗎？
1994年華為並沒有差點破產，也沒有向當地官員求助。
當時華為因為發展太快，缺少資金，於是把一個邊緣化產品—電源模塊業務拿出來，找各電信局三產公司來投資，成立了莫貝克公司，解決了公司的資金缺口。後來以7.5億美元將莫貝克公司賣給了美國公司。
江澤民總書記在2000年視察過華為，任總參與接待。那時華為還很落後，廠房的混凝土還未凝固。
8. 任先生在許多西方國家建立了諮詢委員會，幫助公司突破市場。據我們所知，華為於2011年4月也在美國建立了一個類似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前貿易代表MickeyKantor和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BillFrist等幾名前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委員會曾在華為位於加利福尼亞聖克拉拉的辦公室舉行過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議題包括“如何與聯邦政府以及國會議員溝通並獲得他們的支持”以及“如何減輕美國的安全擔憂”。你們對此有何評論？
我們是想通過這個平台進行溝通，增進美國對華為的了解。
9. 任先生已經“好幾年”沒有去過美國了，對嗎？美國政府對華為的起訴書顯示，聯邦調查局於2007年在美國與任先生進行過談話。你們對此有何評論？
近年來，沒有業務需要任總去美國。
關於任總與聯邦調查局的談話，我們沒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
10.據我們所知，任先生在去年組建了一個核心團隊，負責處理美國事務，成員包括4名董事：陳黎芳、宋博、郭平和梁華（華為一共有14名董事）。這一信息是否準確？你們對此有何評論？
不准確。我們主要是聘請律師應訴。
11.陳總10月份給員工發送了一封郵件，概述了任先生製定的一項三管齊下的戰略，反擊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對華為業務的打壓：與外國媒體溝通、採取法律行動以及技術投入。郵件還介紹了任先生的“棉花糖項目”。你們對這封郵件有何評論？
這是華為作為一個商業公司的正常溝通策略。
主要的方式，是和平友好，“棉花糖”是打而不痛。
12.去年華為召開了針對《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發起訴訟的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多位高管站在台上輪流發言。我感覺這一模式模仿了美國政府1月份舉行的新聞發布會，當時美國司法部和商務部官員輪流宣布對華為的起訴。你們對此有何評論？
之所以以這種方式召開新聞發布會，是因為我們認為這麼做能清晰地傳遞信息。
13.華為內部對發起NDAA訴訟並不是沒有異議的。在華為宣布發起訴訟幾週前，華為華盛頓辦公室員工向陳總發送了一封郵件，稱選擇的訴訟時機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將讓華為與美國官員的溝通嚴重受挫。你們對此有何評論？
我們並不清楚這件事。但在任何公司，員工有不同意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