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宣布實行“群體免疫”政策，到查爾斯王子被檢測為陽性，而且已經進入ICU，首相染病，英國累計確診超4萬人，也才不過短短三週時間。在疫情全球蔓延的當下，當意大利封鎖全境，法國宣布學校停課的時候，英國卻提出了群體免疫的策略，即讓60%的人感染上死亡率2%的新冠肺炎，以建立某種群體免疫力，讓更多的人對這種疾病產生免疫力，從而減少傳播。

為此，英國首相甚至警告公眾說要做好失去所愛之人的準備。

一層石激起千層浪，《柳葉刀》主編甚至怒批英國政府防疫未遵循科學，忽略中意兩國重要證據，稱“政府是在和公眾賭輪盤”。那麼，群體免疫到底是什麼？英國當局的做法為什麼會導致疫情的惡化？從減緩策略到壓制策略，最優解是否存在？

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或community immunity）又叫做社區免疫，也就是當足夠多的人對導致疾病的病原體產生免疫後，使得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因此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群體免疫理論表明，當群體中有大量個體對某一傳染病免疫或易感個體很少時，那些在個體之間傳播的傳染病的感染鏈便會被中斷。

要產生群體免疫，人們必須在感染後產生免疫。許多病原體都是這樣：被感染的人康復後就不會再感染這種疾病，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產生了能戰勝這種疾病的抗體。

群體免疫門檻的計算取決於病毒基本傳染數R0，即一個病人平均傳染的人數。科學家估計，新冠病毒的R0值介於2和2.5之間，這意味著在沒有防控措施的情況下，每一位感染者平均要傳染約兩個人。

要想知道群體免疫如何奏效，那麼就要想新冠肺炎病例在易感人群中這樣增長：1、2、4、8、16等等。但是如果有一半的人產生免疫，那麼就有一半的人不發生感染，從而將傳播速度有效降低一半。在這之後，根據科學媒介中心的說法，疫情的傳播方式就會變成：1、1、1、1……一旦傳染率低於1，疫情就會被消滅。

這也解釋了英國所行策略背後的邏輯，即通過放開疫情的防控，讓大量人口感染後自愈獲得免疫力，然後集中醫療力量救治人群中的危重症患者，也就是說不在防“感染”上花成本，而盡在防“死亡”上花成本。在控制疫情的同時不會因為嚴格的管控措施犧牲社會活力和經濟發展，盡量減小抗擊疫情的代價。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全世界各個國家因為國情的不同也在抗疫上選擇了不同的方式。而採取群體免疫療法的除了英國之外，還有我們所熟悉的美國。當然免疫療法也有前提條件，那就是對於新冠病毒這種可以依靠自身免疫系統獲得自癒的疾病，群體免疫療法有一定的科學性與可行性。但還是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國情基本面的支持，具備強大科學的醫療體系；二是國民具備一定的醫學基礎知識；三是能夠接受相對高的死亡率。

但不是所有的疾病都適合“群體免疫”，這種方式理論上看似可行，但在實際過程中是否能夠獲得成功，仍然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是病毒是否會快速的朝著其它未知的方向變異，我們不可知；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死亡率的攀升會在一定的程度上給決策者帶來壓力，從而影響抗疫策略的實施。

群體免疫力通常是由於已經接種疫苗而獲得，比如天花疫苗的成果研製和接種，使人類全體免疫，最終消滅了這種傳染病；或者來自於人群已經普遍接觸或者感染過這種病毒，兒童在出生後接種的一系列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白百合、流腦等等），以及成年人每年接種的流感疫苗，都是遵循減少易感人群比例以抑制傳染病大規模擴散的邏輯。

但遺憾的是，截止目前，此次新冠病毒並沒有疫苗成功來實現強大的群體免疫。正確滅活的疫苗致死率和產生不良反應的概率都低至幾乎可不計，但是一個健康人因為新冠肺炎死亡的概率估計值目前在1-2%，有其他疾病和年齡較大的病人則會高得多，英國當局一開始採取的群體免疫策略來應對新冠，意味著總人口中60%*1%=0.6%會因此而過早去世，英國政府的做法滑向非人道主義的危機，也使英國的抗疫政策在一開始飽受世界爭議。

群體免疫的策略，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還可能會涉及一些人性和倫理的問題，也可能存在巨大的隱患。在現代社會科技文明發展下，我們希望更多人能夠獲得更好生存的權利，而不是以個體的微弱力量去面對自然法則的“優勝劣汰”。當我們面對一個有一定死亡比例的傳染性疾病，在可能實現科學防控的情況下，選擇群體免疫這種看似公平的策略，可能存在倫理的風險。

意大利麻醉學和重症監護學會發布的“臨床倫理學”建議，也提出了醫療人員應該將“更長的預期壽命”作為評估中優先考慮的因素，而不一定需要按照“先到先得”原則來處理。但這個措施只有在所有相關方都已經做出一切努力來增加可用資源（在本次疫情中為ICU資源）後才應該被執行，是在當醫療資源嚴重缺乏時最後的方案。

此外，英國的群體免疫策略是建立在大部分人在被病毒隱匿性感染後無症狀或僅有輕微症狀，從而在人群中獲得普遍免疫的基礎上。但這種策略對個體而言是存在風險的，部分輕症患者會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驟然進展至危重狀態，且危重患者救治極其困難。實際情況下，從武漢前期經驗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的疫情發展中，最大的風險是不加管控的疫情，一旦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若是醫院應對不充分，有可能會導致醫療資源的擠兌。

近日，英國政府應對疫情的“遏制–延遲–緩解–研究”的策略破產也正是因為疫情的爆發出現了醫療資源的擠兌，英國現在提出了新計劃“平定–保護–治療– 緩和”。他們敦促採取隔離病人的基本措施，減少75%的社會接觸，並關閉學校。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研究疫情新模型的首席流行病學家阿茲拉•加尼表示：“抑制傳播意味著我們將無法建立群體免疫”。換來的將是“把病毒傳播到降低到一個很低的水平，達到無需採取那些措施的目的。”

那麼，放棄群體免疫的減緩策略與積極抗擊病毒的壓制策略有怎樣的不同？壓制策略是否能夠遏制病毒的傳播，又將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從減緩策略到壓制策略，是展現了模型的終極兩難，是否存在一個最優解？

減緩策略和壓制策略

帝國理工在3月16發布了一篇關於COVID-19的報告，報告提出了兩種針對疫情的防控策略。一種是減緩策略，著重於減慢疫情的擴張速度，但是不追求遏制傳播，目的是降低醫療需求的峰值，同時保護最有可能發展成重症的高危人群不受感染。另一種是壓制策略，以反轉疫情增長，將病例減少至較低水平並無限期維持。

但無論採取哪種策略都將面臨極大挑戰。最優的減緩策略，需要包括疑似病例及其家人的住家隔離以及高齡和其他高危人群的社會疏離，可能減少2/3的峰值醫療需求和1/2的人口死亡。但即便如此，減緩策略還是無可避免使得數以十萬計的死亡，以及醫療系統（尤其是重症監護室）承載正常符合數倍的負擔。

帝國理工模擬了英國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或者分別採取不同的緩解方案造成的重病人數的變化。即使採取了所有的緩解策略，英國的重病人數還是會在5月份超過英國的重病床位的承擔能力。

所以對於能夠實行壓制策略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壓制策略似乎是更可取的選擇。壓制策略遵循緩和曲線，但是重點是“應對要及時”。1918年9月費城報告了第一例1918流感病例，而當局對其重要性輕描淡寫，仍然允許公共聚集繼續進行。費城的隔離在病毒傳播開來之後才開始。聖路易斯的第一例病例在10月上旬得到報告，短短兩天后當局就採取了控制傳播的措施，這使得傳播減慢，死亡率降低。

在英美的情景下，壓制策略要求所有人進行社會疏離，即採取一些儘管令人痛苦卻能夠減少/慢社會接觸的措施，比如取消公共聚會，提供帶薪病假，鼓勵在家工作等，疑似病例和家人在家中隔離，還可以輔以中小學和大學休學。壓制策略的最大挑戰是，這樣的高強度組合或者任何其他可以同樣有效減少傳染的措施需要一直維持到出現疫苗，也就是可能需要18個月甚至更長。不然一旦管控放鬆傳播就會迅速反彈。

壓制策略也將給社會的經濟成本帶來沉重負擔，且長期來看，社交隔離可以增加一系列健康問題的風險，其中包括心髒病、抑鬱症、癡呆，甚至死亡。一項2015年的由楊百翰大學的心理學家做出的對於科學文獻的元-分析指出“長期社交隔離使得死亡風險增加29%”。這可能是由於社交接觸可以緩解壓力造成的負面影響。Holt-Lunstad等人在實驗室進行的研究表明擁有一位朋友在場可以減少一個人對於一項緊張的任務的心血管反應。甚至在可以感知到的社會聯繫及緊張反應之間都存在關聯。

無論是減緩策略還是壓制策略，都是防疫策略的終極兩難。

個人之於防疫的最優解

對於個人來說，疫情防控始於個體行為習慣與認知意識的改變，個體措施與公共措施並重。有效的疫苗尚未被研發出來，在這一特殊時期，群眾自願的防控措施，以及群眾對於COVID-19的了解和認識，也將會對疫情的防控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群眾對於疫情的了解程度與重視程度對於疫情的防控有顯著的積極影響。根據medRxiv的醫療報告，只要對疫情有足夠的了解，就算沒有公共防控舉措，確診人數也會比基準線少20%。在個體有防控意識的前提下，洗手這一項措施只需要保證30%的有效性，確診人數就可能減少65%，疫情的峰值可被延後2.7個月。另外，人群被感染的概率與防控措施有關，僅有足夠的了解並不能顯著降低被感染的概率，但是措施的有效性僅需要30%，這個概率就會降低29%。

人們對於COVID-19的了解速度也影響著病毒的擴散。如果人們沒有或不能及時地了解到COVID-19的相關知識（比如不能得到政府和媒體及時的解釋，沒有途徑得到知識的普及），那麼政府的短期的防控干預措施並不能起到什麼正向的作用。自願的防控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確診病例的峰值和人群被感染的概率，而政府強制的社交疏離，對於西方民主國家而言效果卻不佳。但是在延緩確診病例峰值方面， 政府強制的社交疏離是唯一有效的措施。

相反，如果人們能夠及時地了解到COVID-19的相關知識，就算是政府短期的防控干預措施沒什麼用，也可以有效降低確診病例的峰值（相對降低20%），而自願的防控措施的有效性僅需要達到50%，COVID-19很有可能不會蔓延開來，人群被感染的概率也會大大降低，達到確診病例的峰值的時間也會被大大延長。

由以上可以得知，政府的公共干預措施的效果，被個人了解疫情的程度和速度顯著影響著。因此，防控始於個體層面，努力提升個體的自主防控意識與實踐，對於疫情防控來說，是始終都有效的，這也可能是對於疫情防控的最優解。

最後引用英國女王的最新演講來結束這個話題：“儘管我們之前曾面臨種種挑戰，但這次的挑戰卻是不同的。現在，我們與全球所有國家共同努力，運用最先進的科學和我們的愛心，一起抗擊疫情。我們將取得勝利，成功將屬於我們每一個人。儘管我們可能還要忍受更多的苦難，但是美好的日子終將會回來的，我們將再次與朋友在一起；我們將再次與家人相聚，我們將會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