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導，商場銷售的服裝，按規定都要在標籤上註明面料的成分，偏差不允許超過5%。在杭州，有人專門批量購買麵料成分標註不准確的服裝，獲取鑑定報告之後再向商家索賠，四件總價值不到一千元的背心，要到了兩萬多元的賠償。

維權消費者進入店鋪購物

有商場店員也被吸引，辭職加入這個組織。杭州警方最新通報，以涉嫌敲詐勒索，控制了這個組織的11名成員。他們的行為和消費者合理維權之間有什麼區別？法律的界限又在哪裡？

所謂職業打假者惡意索賠原價的十幾二十幾倍賠償

去年11月，浙江杭州下城區天水派出所的民警在轄區內一家商場走訪，聽店員吐槽說，遇到了“專業”的消費者維權。

天水派出所刑偵組警長武振雷：“其中一個案例，消費者在商場裡購買了幾件背心，標註的是100%純棉，送到專業的鑑定機構鑑定之後發現棉的成分是97%，另外有3%是其它成分。”

根據紡織品纖維含量的標識國家標準，用“100%”或者“純”、“全”表示纖維含量，允許偏差為0；含有兩種以上的纖維時，除了許可不標註的以外，在標籤上標明的每種纖維含量允許偏差為5%。這些維權的消費者據此提出商品不合格，向商家索賠。每件228元​​的背心，4件總共賠了21000元。

警方調查掌握到30多件類似的案例，有人在去年“雙十一”前夕買了兩件總價將近2千元的襯衫，同樣以面料成分與標識不符為由，索賠5萬元，經過協商，最終拿到4萬元。

警方：“他們其實沒有一個多少倍賠償的標準，是會根據櫃檯在商場裡面的位置、營業規模、經營狀況等隨機提出一個他們認為的價格。我們調查顯示，索賠價格是購買價格的十幾倍、二十幾倍甚至更高。”

武振雷介紹，商家們通常認為是遇到了較真兒的消費者，都選擇賠錢了事。但民警認為這其中可能存在違法犯罪行為。警方介紹，商家不認為這是案子，認為只是顧客的維權行為。有一些專櫃的負責人還比較抵觸到公安機關來報案和反映此事。我們通過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商場、廠家、社區民警做思想工作，對相關證據進行了固定。

一些職業打假人通過軟暴力等方式不擇手段敲詐勒索

警方調取了商場的監控錄像，詢問商家，了解到這些“專業消費者”背後的活動規律，警方對受害人銀行轉賬流水的固定，摸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通過對犯罪嫌疑人的住宿軌跡和行車軌蹟的判斷，在2018年11月，將這個涉嫌犯罪團伙的主要成員王某和郭某抓獲。

武振雷介紹，王某和郭某都是80後，他們招募的“買手”以年輕女性為主，對服裝面料有一定了解。他們選定目標之後，通常一次性購買多件，取得鑑定報告之後再找商家索賠。一位曾經受理他們索賠的店員，也選擇加入這個“賺錢更快”的組織。

左邊女子是來下套的“買手”

警方：“他們曾經敲詐勒索過的一個櫃檯的營業員，當時是這名營業員處理索賠的事情，錢也賠掉了。這名營業員認為這個事情有利可圖，就把自己營業員的工作辭掉了，加入了他們這個團伙。”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出現“知假買假”，再依法索取加倍賠償的“職業打假人”。杭州警方打擊的這種行為，跟依法維權之間的界限是什麼呢。

天水派出所刑偵組警長武振雷：“在本案當中，犯罪嫌疑人在前期正常購買、鑑定，甚至跟商場溝通賠償的問題，這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後期的維權過程中，性質就變了，一旦不滿足他們提出的賠償數額，他們就會採取一些非法的手段，比如在商場專櫃內靜坐，阻撓其他顧客購買商品，影響商場正常的經營秩序等等，甚至對當事的服務員或者櫃檯負責人進行語言威脅，“這個事情處理不好，下班之後給我小心點”等等軟暴力的方式。”

武振雷強調，嫌疑人在維權過程中，沒有通過正規渠道反映過問題。

“在這起案件當中，犯罪嫌疑人跟商場溝通都會提出“如果你不滿足我，我會去工商、消協去投訴，去告”，這是他們的一個手段，但是在我們受理的30多起案子中，經過調查，嫌疑人沒有一起是向工商或市場監管部門反映過的，沒有一起是通過正當的維權途徑達到索賠目的的。”

警方以涉嫌敲詐勒索對11名嫌疑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其中9人已經移送檢察院起訴。

站在中間的女子是警方抓獲的敲詐嫌疑人

早在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給當時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答复意見就明確指出：民法上的欺詐，應為經營者故意告知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使消費者作出了錯誤意思表示。而對於知假買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觀上受到欺詐的情形。

職業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團），其動機並非為了淨化市場，而是利用懲罰性賠償為自身牟利或藉機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更有甚者針對某產品已經勝訴並獲得賠償，又購買該產品以圖再次獲利。上述行為嚴重違背誠信原則，無視司法權威，浪費司法資源，我們不支持這種以惡懲惡，飲鴆止渴的治理模式。我們認為目前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