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你是一隻動物，但是又非常特別。你是一隻身體大部分無毛的猿，是猿猴的後裔；你的特徵和行為方式經過了自然選擇的雕刻或篩選。但是，作為一隻猿，你又是那麼特殊。莎士比亞對這一思想做了提煉，而在250年後，查爾斯·達爾文確定了人類作為一種生物在地球生命家族樹上最微不足道的末梢位置。

這株家族樹跨越40億年的歷史，包含近10億個物種，可謂枝繁葉茂，同時也變化曲折，令人眼花繚亂。

“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哈姆雷特驚嘆道，“他的理性是多麼高貴！才能是多麼無窮！……行為像天使！悟性像天神！……眾生之靈長！”接著，哈姆雷特開始思考人類心中的悖論：這塵土的精華到底是什麼？我們很特別，但我們也只不過由物質組成；我們是動物，但又表現得像天神一樣。1871年，達爾文在他的第二本傑作《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中對哈姆雷特進行了批判，宣稱我們雖然擁有“神靈般的智慧”，但不能否認人類攜帶著“不可磨滅的卑微出身印記”。這是理解我們在演化歷史中所處地位的核心問題。

是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同時又根植於自然之中？我們從早期的生物演化而來，每個祖先都位於特定的時間軌道。我們與幾乎所有存在過的生命體共享著DNA；我們的基因在指導蛋白質生成時所用的密碼與變形蟲或瘤牛都沒什麼不同。

人類是如何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科學家將這種狀態稱為“行為現代性”，有時候又稱為“一攬子要素”，指所有我們認為是人類特徵的東西：對話、語言、意識、使用工具、藝術、音樂、物質文化、商業、農業、非繁殖目的的性行為，等等。至於人類生活中的這些要素起源於何時，我們還需要繼續爭論。但是，我們明確地知道，所有這些要素在過去4萬年裡都出現了，遍布整個世界。那麼，是哪個要素讓我們在動物中脫穎而出，成為獨一無二的人類？

在這一領域中進行探索可能會面臨未知的困難，並且與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我們知道自己是動物，並且通過與所有生命相同的機制演化而來。這一點得到了生命演化歷史中無數證據的支持，比如所有生命都是由DNA編碼；比如相似的基因在親緣關係遙遠的生物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義眼睛的基因在所有具備視覺的生物體中幾乎相同）；以及我們身體中的骨骼保留了永久性的共同祖先印記（我們手掌上的骨骼幾乎與海豚的鰭肢、馬的前腿和蝙蝠翅膀上的骨骼一樣）。

當我們將自己與其他動物進行比較時，謹慎的懷疑是必要的。演化解釋了所有生命，但並不是所有特徵都是適應性的。我們每天都在科學中使用動物來試圖了解複雜的生化途徑，以便開發藥物或理解疾病過程。小鼠、大鼠、猴子——甚至貓、蠑螈和犰狳等——都為認識我們自身的生物化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即便如此，所有研究者都承認這種分子類推法的局限性；我們在數百萬年前與這些動物有著共同的祖先，而演化軌跡又推動了生物化學過程的演變，以適應今天的每個物種。

然而，當涉及到行為時，相似之處往往在相距遙遠的動物身上出現，或者成為趨同演化的例子。事實上，黑猩猩與新喀鴉都具有用木棍從樹皮中挑出肥美昆蟲幼蟲的技能，但二者是獨立演化出來的。新喀鴉還具有許多其他技能，當我們對它們的研究越多，就越驚嘆於它們的能力。人類是專業的工具使用者；通過利用自然和發明各種技術，我們已經遠遠擴展了我們的雙手。但是，還有許多其他動物也在使用工具，它們大約佔所有動物的1%，而且跨越了9大門類——海膽、昆蟲、蜘蛛、螃蟹、螺類、章魚、魚類、鳥類和哺乳動物。毫無疑問，這意味著使用工具是一種在演化歷史中多次出現的技能，而且在本質上不可能假設只有單一動物祖先會出現這種行為。猩猩在處理多刺水果時會用樹葉和樹枝作為手套，在下雨時也會把枝葉當成帽子，它們還會用樹枝來幫助自慰。黑猩猩會用牙齒削尖木棍，用來捕殺嬰猴。拳擊蟹會攜帶一對有毒的海葵來抵禦捕食者，這讓它們有一個不那麼硬核的綽號——“拉拉隊蟹”（pom-pom crab）。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相似的行為在時間上表現出連續性。

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往往是科學家的專利。但是，有一系列行為也會在法律上加以審視，並且考慮到思想的演變，這一切遠遠超出了學術範疇。我們是一個投入大量資源、努力和時間來觸及彼此生殖器的物種。大多數動物是有性生殖的，即性的主要功能是繁殖。據統計學家大衛·斯皮格霍爾特（David Spiegelhalter）估計，僅在英國，每年就會發生多達9億次人類異性性行為——差不多每小時10萬次。每年有大約77萬個嬰兒出生在英國，而如果我們把流產和墮胎統計在內，懷孕的數量就將增加到每年約90萬。這意味著，每年在英國的9億次性行為中，只有0.1%會最終形成受精卵。在每1000次可能導致懷孕的性行為中，只有1次實際做到了。在統計學中，這一比例可以歸類為不顯著。如果我們將同性性行為和其他不能導致懷孕的性行為（包括自慰行為）也考慮在內，那麼我們用於享受的性生活就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以繁殖為目的的性生活。

人類是唯一將性與繁殖分離的物種嗎？享受性愛似乎是一種獨特的人類體驗，儘管我們不願意考慮其他動物的快感，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並不是唯一會進行非生殖性行為的動物。動物園裡的動物行為往往很奇怪，因為圈養的動物遠離其自然環境。在克羅地亞薩格勒布的一家動物園，有兩頭公熊每天都熱衷於口交，同時還會發出呻吟。一些山羊會自己給自己口交（根據著名的金賽性行為報告，有2.7%的男性成功嘗試過）。大約有80種靈長類動物的雄性，以及50種靈長類動物的雌性會經常自慰。還有些行為反映了異常或罪惡的性行為，比如海獺會將雌性溺死，然後保留它們的屍體用於交配。最具創造性的性行為來自海豚：據報導，有一隻雄性海豚曾經將一條電鰻纏繞在自己的陰莖上，以此來自慰。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很容易地解釋這些看似熟悉的性行為，但不是所有行為都能解釋。雌性南非地鬆鼠有性亂交的行為，並且會在交配後自慰。我們認為，這是出於衛生的考慮，它們可以通過沖洗“管道”的方式保護自己免受性傳播疾病的侵害。另一些行為對我們來說仍然十分神秘：長頸鹿在大部分時間裡是按性別分開生活的，而絕大多數性關係似乎都發生在雄性之間。與同性動物之間無數的性行為例子一樣，這表明同性戀是普遍存在的。而在歷史上，以及今天的許多地方，同性戀都被認為是違背自然的犯罪而遭到譴責。

由於性和性別政治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此重要，一些人開始在演化歷史中尋找答案，以回答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動態變化，以及導致我們如此憤怒的社會結構等難題。演化心理學家推測我們的行為與更新世的生活存在關聯，試圖對這些行為進行解釋。這些論調往往是荒謬的，比如“女性之所以臉頰腮紅，是因為這讓男性想起了成熟的水果，從而吸引他們”。

這種偽科學有大量的傳播者，在當代群體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臨床心理學家兼“人生導師”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他在演講中斷言這個關於臉紅和水果的“事實”具有絕對的準確性。簡而言之，駁倒這個觀點非常簡單：大多數水果不是紅色的；大多數人的皮膚不是白色的；最關鍵的是，檢驗演化成功的標準是繁殖成功率的提高。我們是否有哪怕一丁點的證據表明，有腮紅的女性比沒有腮紅的女性生育後代更多？不，我們沒有。

彼得森也因使用某個不明龍蝦物種中的父權制優勢等級作為支持人類中男性等級自然存在的證據而聞名。為什麼在所有生物中偏偏選擇龍蝦？因為它符合彼得森先入為主的政治敘事。不幸的是，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選擇，研究也存在很大缺陷。彼得森聲稱，龍蝦與人類一樣，其神經系統“依賴血清素”——這個詞實際上沒有任何科學意義——因此“動物和人類的組織方式將不可避免地存在連續性”。龍蝦的神經系統中確實具有基於血清素的獎勵機制，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等級相關：更高的血清素水平與雄性的攻擊性提高有關，這是建立配偶選擇權的一部分，正如彼得森所說，“最有魅力的雌性排成一列，爭先恐後吸引你的注意力”。

性選擇是大多數動物自然選擇的驅動力之一。一般來說，雄性會互相競爭，而雌性隨後選擇與之交配的雄性。儘管這是演化生物學中研究得最多的領域，但很難確定適用於龍蝦（或雄鹿和雌鹿，孔雀和雌孔雀）的規則也適用於人類。男女之間在性方面存在身體和行為上的差異，但我們的文化演變已經放鬆了自然選擇的束縛，以至於我們無法令人滿意地將我們的行為與其他動物匹配起來，關於可以這麼做的論調其實都源於糟糕的科學研究。

彼得森認為，龍蝦所用的系統正是人類存在社會等級的原因。這一觀點的問題在於：血清素確實是人類神經傳遞網絡的主要部分，但血清素的作用與攻擊性呈負相關。血清素水平越低，則攻擊性越高，因為額葉皮層和杏仁核之間的交流受到了限制。龍蝦沒有杏仁核或額葉，或者可以說它們沒有大腦。人體中大部分血清素都是為了幫助消化而產生的。龍蝦還會從頭部排除尿液。在科學上，試圖建立能夠證明或解釋我們自身行為的演化先例是愚蠢的。

如果你想用一堆有關如何安排我們社會的科學論據來提出一個不同的，但同樣似是而非的政治觀點，那你可以嘗試將我們與虎鯨進行比較。它們生活在母系社會群體中，在某些情況下由絕經後的雌性領導。你也可以選擇斑鬣狗，這種動物具有動物界中最強的咬合力，它們也過著母系社會體系的群居生活，並且可以通過舔舐陰蒂的行為來加強社會聯繫並建立等級。還有膜翅目昆蟲的例子，包括螞蟻、蜜蜂和黃蜂等，這些動物與人類在演化上的距離與龍蝦差不多。它們的社會等級涉及一個女王和眾多雄性，後者有雙重角色：保護群體，並按需要提供精子——它們實際上就是性奴。或者還可以觀察一類被稱為蛭形輪蟲的淡水小型無脊椎動物：數百萬年前，它們完全放棄了雄性特徵，到現在似乎也過得很好。

沒錯，等級制確實存在於動物中，因為競爭是自然的固有部分，而我們的性生物學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有著共同的根源。但是，我們不應該認為對其他動物生物學的理解必然就可以拿來闡明我們的生物學，正如彼得森所做的那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些聲稱深信演化論的人居然同時無法理解這一學說的概念。相比否認演化發生過的創造論者，這種觀點在演化生物學家看來只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不那麼有說服力的論證。在這裡再引用一次達爾文說過的話，“無知帶來的自信要比知識更多”。如今，你還能買到印著“lobster dominance”（龍蝦主宰）的T卹。

我們渴望故事，特別是那些提供敘事滿足感的故事。我們想要一些戲劇性的、能觸發我們獨有行為的東西，並用這些東西來定義人類。這麼做可以讓我們在混亂的現代世界中產生歸屬感，甚至找到生活的目的。我們期待在科學和歷史中實現這些渴望。但是，演化並不是這樣進行的；生命是複雜的，文化是動態的。有時我們會談論與生物演化相對應的文化演變——前者編碼於我們的DNA之中，後者則在社會中傳遞。但事實是，二者俱有內在的聯繫，更好的思考方式是將其視為基因—文化的協同演化。二者互相驅動，思想和技能的文化傳遞需要生物編碼的能力才能實現。生物學成就了文化；文化改變了生物學。人類所做的最獨一無二的事情便是文化的積累，並以此為基礎，發揚光大。許多動物會學習，但只有我們會教。

當人類漫步進入最近的10萬年時，我們的文化在能力培養方面變得越來越重要。事實上，我們的身體在那段時間內並沒有顯著變化。1000個世紀之前的女人或男人都可以很好地融入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只要我們幫他們整理好儀容，再理個發。但是，從那時起我們的生活方式就變得越來越複雜。

我們迫切希望找到一些東西，使我們從僅僅是一隻動物昇華成哈姆雷特所說的萬物靈長。是我們的語言嗎？還是宗教、音樂、藝術，或者任何我們曾經以為獨一無二卻並非如此的東西？其實，是所有這些事物的總和，而且不止於此——但更關鍵的是，這一切都源於我們在思想上將技能和想法傳遞給他人的約定。我們改變了社會，使文化的傳播方式最大化。我們接管了演化的工作，通過互相教導，我們創造了我們自己。我們講述的關於人類如何成為人類的故事往往忽略了生物學的複雜性，以及我們演化過程中的時間海洋。要了解人類的演化，我們需要新的故事。

本文節選自《Humanimal：智人如何成為自然界中最矛盾的生物——一種新的演化史》（Humanimal： How Homo sapiens Became Nature’s Most Paradoxical Creature—A New Evolutionary History），作者是英國遺傳學家亞當·盧瑟福德（Adam Rutherford）。（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