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要尋找抑鬱症的起源，一般人都不會第一時間想到研究患者的腸道。但早在20世紀初，一位名叫喬治•波特•菲利普斯（George Porter Phillips）的醫生就提出了這一預測。

在巡視臭名昭著的“瘋人院”貝特萊姆皇家醫院的病房時，菲利普斯注意到，憂鬱症患者常常有嚴重的便秘問題，還有其它“新陳代謝受阻”的跡象，比如指甲脆弱、頭髮無光、面色枯黃等等。

一般人都會認為，是抑鬱症導致了這些生理問題。但菲利普斯則想，這一因果箭頭會不會剛好倒過來了呢？如果針對腸道進行治療，是否能緩解憂鬱症呢？於是他調整了患者的食譜，去除了除魚肉之外的所有肉類。他還讓患者們飲用含有乳酸菌的牛奶發酵飲料，借助這種益生菌改善消化功能。

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方法真的奏效了。在菲利普斯測試的18名病人中，有11名病人的憂鬱症得到完全治愈，還有兩人的症狀顯著改善。這首次提供了腸道菌群可以大大影響精神健康的證據。

BBC的“微生物與我”系列科普已經分析了多種關於腸道菌群對人體好壞的論調，但要說它們可能與精神健康有關，可能最令人難以置信。這些以消化道殘餘物為食的微觀清道夫怎麼可能影響我們的大腦呢？

該系列的其它文章中提到過，這些研究發現中有些可能言過其實、聳人聽聞了。但距菲利普斯的實驗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如今“腸道-大腦”論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微生物會影響精神健康，這在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簡•艾莉森•福斯特（Jane Allyson Foster）表示，她所在實驗室是該領域的領頭軍。這就意味著，我們也許可以從腹部著手、治愈大腦。“這對新療法和精準醫療來說都具有很大潛力。”

福斯特強調，不健康的腸道只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眾多原因之一，因此這種新的“心理生物學”療法僅對特定的一類病人有良好療效。但對受腸道菌群失衡折磨的患者來說，這些新療法也許能為他們帶來久旱逢甘霖般的解脫。

雖然有菲利普斯等人開展的早期研究，但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腸道可能會影響精神健康”這一觀點並未受到學界青睞。一直到過去20年間，人們才找到了支持這一神秘關聯的強有力證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實驗由日本九州大學於2004年開展。該團隊首先驗證，“無菌”小鼠（在無菌環境中長大，確保體內沒有任何微生物）體內的皮質酮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波動更大，這兩種激素都會影響壓力水平。這說明健康小鼠的腸道菌群能夠通過某種方法，影響體內的激素水平。

接下來，研究人員為一組無菌小鼠餵食了乳酸菌。雖然與未經過無菌培養的小鼠相比，這些小鼠的壓力反應仍然較大，但與無腸道菌群的小鼠相比已經顯著減小，甚至有跡象顯示，抑鬱表現可以通過腸道菌群進行跨物種傳播，比如從人類傳到小鼠身上。

在一項研究中，重慶的研究人員提取了重度抑鬱症患者的腸道菌群樣本，並將其植入無菌小鼠體內。接著他們強迫這些小鼠完成“游泳任務”，而這些被植入菌群的小鼠總是早早放棄“出局”。這種行為就像抑鬱症患者表現出的意志消沉、缺乏希望一樣。然後研究人員把小鼠放入一個盒子中，它們也很少花時間探索盒子的中間部分，而是聚集在令它們感到安全的邊緣處。

“最驚人的是，這些小動物能夠接受’抑鬱’菌群，然後也出現抑鬱表現。”該論文的共同作者、紐約北部醫科大學的胡里奧•里奇尼奧（Julio Licinio）指出，“如果改變菌群，就可以改變它們的表現。”

我們從這些動物研究中只能得到這些結論了，但這些結論得到了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的支持（其中最新的一項研究發表於2019年2月4日）。這些研究均顯示，腸道菌群的變化恰好會與多種精神疾病同時出現，包括抑鬱症、焦慮症等。

這些影響並不是由單種細菌引起的。相反，各種細菌的整體比例似乎才是關鍵。抑鬱症和焦慮症患者的腸道菌群多樣性要小於沒有精神疾病的人，驚人的是，里奇尼奧最近的一篇論文指出，精神分裂症與腸道細菌過少有關。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腸道菌群樣本植入無菌小鼠體內後，似乎使小鼠大腦活動出現了該精神障礙的典型特徵。

多種路徑

這些效果可能由多種路徑產生。

有些種類的腸道微生物可以保護腸壁黏膜，防止腸內容物進入血液。若沒有這層屏障，你就會得“腸漏症”，激發促炎性細胞因子的釋放。這種蛋白質能夠增加感染處周邊的血流供應，並調節身體的免疫反應。

雖然這種反應對抗感染至關重要，但細胞因子也會導致情緒低落、意志消沉。這也是我們在生病時常感到疲勞的原因。從短期來看，這種反應可以幫助我們保留抗擊感染的能量。但從長期來看，便可能導致抑鬱。

腸道微生物還會影響我們對多巴胺等重要神經遞質的消化和代謝。我們的腸道菌群甚至通過迷走神經，與大腦進行直接聯絡。迷走神經位於腸道內層附近的接收器可以檢查身體的消化情況。因此腸道微生物釋放的化學“信使”能夠影響迷走神經的信號發射，從而改變大腦活動。“在腸道內部，細菌有很多與宿主系統’交流’的機會，包括神經系統等等。”福斯特介紹道，“這是一個非常活躍、充滿互動且富饒的地方。”

不過，這些路徑都不是“單行線”，因此大腦活動也可以影響腸道菌群組成。例如，壓力會強化炎症反應，進而對腸道菌群產生影響。這種結果可能形成一類“反饋迴路”。

新途徑

福斯特稱，該領域研究正在快速發展，大學科學家和商業公司都紛紛參與到研究中來，討論研究結果的會議“每週都要開好幾場”，早已經不稀罕了，研究人員最終希望，他們的研究成果能為抑鬱症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療著手點。

目前的抗抑鬱藥物旨在調節大腦中血清素等化學物質的平衡，但並非對所有患者都有效。在服藥的患者中，每10人中只有2人有病情改善的跡象。雖然這也能幫到不少患者，但認知行為療法等語言療法的效果同樣不盡如人意。因此，許多患者並不能從中獲益，只能苦苦尋找適合自己的療法。本文介紹的“腸道-大腦”理論似乎是最有希望的一種選擇。

有些方法（比如菲利普斯在1910年開展的實驗）讓患者服用發酵飲料，為腸道提供細菌和有益消化的蛋白質；或者讓患者攝入一種名叫“益生元”的可溶性纖維，鼓勵腸道細菌繁殖。然而，這些研究往往規模太小，受試者人數寥寥，研究結果也“魚龍混雜”：在有些研究中，這些干預手段成功緩解了患者症狀；但在其它試驗中，療效又比安慰劑治療好不了多少。

福斯特稱，這可能是因為那些失敗的實驗並未針對最能夠從這類治療中受益的患者。畢竟抑鬱症有多種成因，雖然其中部分患者的抑鬱症或焦慮症可能由腸道菌群紊亂引起，但其他人的致病因素則可能截然不同。對後面一類患者而言，益生菌飲料不會使病情發生太大變化。

把情況再复雜化一些，每個人的腸道菌群都獨一無二，因此任何針對腸道菌群的治療都要將這些區別考慮在內。總的來說，隨便兩人的腸道菌群組成只有10%左右的重疊。

因此福斯特認為，我們應當尋找更精細成熟的方法，將治療方案與患者本人相匹配。“這就是’腸道-大腦’理論在精準醫學中的用武之地。”福斯特稱，他們希望“弄清生理情況相似的患者體內的’生物類型’。”比如在確定治療方案之前，先測試患者的炎症水平是高是低等等。

里奇尼奧對未來研究也持謹慎積極態度，認為未來研究能幫助我們找到針對“腸道-大腦”理論的療法。他指出，抗抑鬱藥物的嚴重副作用限制了新型藥物療法的發展，但這種方法也許可以規避這些問題。“治療的對象並不是大腦，”他表示，“所以我認為副作用的問題也會小很多。”

像意大利人那樣吃飯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健康、均衡的飲食習慣作為一種預防性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患抑鬱症等疾病的風險。而我們目前對“腸道-大腦”理論的認識也對此起到了“添磚加瓦”的作用。

許多研究都對“地中海飲食”做了分析。總的來說，這類飲食習慣富含蔬菜、水果、堅果、海鮮、不飽和脂肪酸、植物油等，精製糖、紅肉和加工肉則含量較少。（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致的概括，畢竟南歐不同地區的飲食習慣也存在很大差異。）在一項西班牙開展的、為時四年的研究中，採用傳統地中海飲食習慣的人患抑鬱症的概率只有其他人的一半左右。

“顯示營養物質對精神和大腦健康重要性的數據如今比比皆是、且高度一致。”澳大利亞迪肯大學營養精神病學家費麗絲•杰卡（Felice Jacka）表示。雖然有許多可能機制，但地中海飲食習慣的確能增加腸道菌群的多樣性，還能減輕慢性炎症等常與抑鬱症同時存在的生理變化。

如今距菲利普斯在貝特萊姆皇家醫院開展的實驗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治療抑鬱症的“萬金藥”仍顯得遙不可及。但至少對一部分患者來說，健康的腸道或許會成為重獲快樂的第一步。（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