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離看歐洲對5G期待更多人關注技術成本而非政治
2019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MWC)日前在巴塞羅那落幕。如果在搜索引擎裡輸入“MWC,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瞬間出來7000多萬條結果。當部分美國媒體提到“5G”就是針對華為的質疑和圍堵時,歐洲人到底怎麼看中國企業的5G技術?《環球時報》記者通過近日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的走訪發現,絕大多數歐洲國家政府、運營商和民眾對中國企業5G技術的考量與美國不同,更趨於理性,或者說歐洲人更多關注技術與成本,而非政治。
在歐洲街頭,一些路人提到“中國5G”,總會從褲兜里掏出手機開心地“秀”一下:“我有一款HUA WEI!”
5G折疊屏,意大利人太好奇了
華為2月24日在巴塞羅那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發布的5G折疊屏手機HUAWEI Mate X讓不少歐洲人心裡直癢癢。2月28日早上,當《環球時報》記者走進位於意大利米蘭的華為歐洲首家高級體驗店時,店員勞拉正在打理這家由意大利設計師伊莎貝拉·拉齊尼精心雕琢的店面。勞拉告訴記者:“這幾天不斷有人來問,人們太好奇它是什麼樣的了。”
巴塞羅那機場的大幅華為折疊屏5G手機廣告
同樣,國際通信巨頭及各大運營商早已等候在5G即將打開的“大門”前:在2400家企業參展的“巴展”上,如果想找到一個沒有5G字樣的招牌,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而這其中也包括多家中國廠商。隨著華為5G相關產品的閃耀登場,就像這款能折疊的手機一樣,歐洲消費者把心裡的中國品牌印象與高端貨的定義嚴絲合縫地“折疊”在一起。以至於相比於艱深的5G技術,歐洲普通民眾更喜歡討論魔法一樣的屏幕和不菲的價格,這樣的話題似乎更“刺激”。
歐洲各國正在積極研究適合自己本國國情的“5G路線圖”。2018年10月,意大利經濟發展部宣布5G頻譜拍賣正式結束,交易額為65.5億歐元,比最初設定的底價高出40億歐元。而德國聯邦網絡局(BNetzA)已向競標者提出構建5G網絡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如到2022年底以至少100兆/秒覆蓋德國各聯邦州至少98%的家庭、網絡延遲不超過10毫秒等。
“我想華為是第一個能把5G做到最好的公司,他們一直在創新,所以在5G上也不會落後。”在德國杜塞爾多夫一家英國運營商O2的通信商店,店員巴哈爾·埃羅格這樣和《環球時報》記者談起自己的看法。她還表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些網絡的區別是什麼,但還是會有人來問,我的網為什麼這麼慢?我比較喜歡用手機發信息、和家人,所以我還挺期待用5G的,因為上網的速度快,質量高。”
迎接5G,歐洲存在哪些瓶頸?
如果認為歐洲生活水準高,通信服務體驗也差不到哪兒去,那就大錯特錯了。在《環球時報》記者從杜塞爾多夫機場駛往市區的出租車上,手機左上角不斷切換的“3G”“4G”圖標,以及微信界面不停轉動的“連接中”提示令人困惑不已。要知道,眾多國際通信巨頭都來“安營扎寨”的杜塞爾多夫可是德國通信業的重鎮。記者從對華為德國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承東的採訪中找到原因,他表示:“德國的站點獲取的成本非常高,新站點的審批過程也很長。”
“德國的基礎設施發展得比較早,但發展得早也會有’歷史的包袱’。”王承東說,比如德國的管線鋪設得很好,它的光纖布放就慢了,而在這方面中國有“後發優勢”。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們的樓都是最近二三十年新蓋的,入戶全是光纖,可是德國的樓都是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前蓋的,要做光纖改造成本非常高。在無線通信方面,德國是最早發布4G業務的國家之一,但同中國相比,德國在基站的數量,尤其在樓宇、偏遠地區覆蓋方面,與中國還是有差距。”
同屬歐盟重要國家的意大利也有類似現象,而且在光纖入戶方面的劣勢更明顯。華為意大利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繆曉陽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專門列出一組數據:“意大利移動業務的滲透率已達到140%了,也就是說,這個國家6000萬人,但有8400萬個移動用戶,這意味著將近一半的人都有兩張或兩張以上的SIM卡。但全意大利的2300萬個家庭,真正實現光纖入戶的只有不到500萬戶,這是限制意大利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發展的瓶頸。”
繆曉陽提到,西班牙曾宣布2020年要成為全光纖覆蓋國家,歐洲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計劃,但意大利可能要晚2到3年左右的時間。他認為:“這是一個劣勢,但劣勢也意味著機遇,因為政府和運營商將會持續做這方面的投資。”
“實際上,德國在5G建設上還沒有很明確的時間表。”華為德國技術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沃爾特·哈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德國的5G發展主要是由私營企業、電信運營商驅動的。他表示:“有沒有比較好的商業應用的場景?在哪些方面可以投資?哪些應用是可行的?這些都是各大運營商要考慮的問題。目前這些爭議導致沒有清晰的政策出台,使得我們比中國和韓國都落後一些。”
華為德國技術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Walter Haas
對5G在歐洲的佈局,華為有清晰的步驟。華為無線終端芯片業務部的副總經理王孝斌強調,5G網絡部署是有節奏的,5G建設初期以城市部署為主,比如英國、法國等國家會優先在重點城市部署。在華為對外發布5G折疊屏手機後,王孝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們會把5G手機和客戶終端設備都準備好。運營商可以使用我們的終端去測試,當5G網絡成熟度更高的時候,5G手機各種形態就會發展起來,而5G折疊手機就是一個起始點。”
據王承東介紹,考慮到歐洲國家的特點,華為從技術上研究了一些解決方案,比如針對站點獲取手續繁瑣,華為就提出“極簡化站點選擇”。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把微波和天線合在一起,設備體積越來越小,甚至能掛在桿上,就不用專門租一塊地,施工起來佔地也小,我們通過這種方式來給客戶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
5G,將是歐洲工業生產催化劑
14年前,華為意大利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繆曉陽曾在非洲工作,當時有當地人問他:“為什麼一定要有3G?”繆曉陽饒有興致地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那時我做的是非洲第一張3G網絡,沒人知道3G到底有什麼用。我告訴他,’我們可以給你提供視頻通話服務’。他又問,’為什麼需要視頻通話呢?我跟家人發個短信、打個電話就夠了,我不需要視頻通話’。”而現在,便捷的視頻通話已成為人們非常普通的一種交流方式。回想這段往事,繆曉陽覺得像在回味昨晚看到的一場精彩又發人深省的喜劇:“當你面對一個新生事物的時候,總是站在當下去看未來,覺得很模糊,不曉得未來是什麼樣,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米蘭的歐洲第一家華為體驗店
14年後,相同的問題也出現了,有人會問:通信基礎設施不算最好,但也絕對不弱的歐洲為什麼需要5G?在巴塞羅那街頭,《環球時報》記者走進運營商Orange和沃達丰的營業店,遇到的場景是一樣的——他們更熱衷於推銷當下的套餐捆綁手機,當問起5G商用時,店員們似乎在談論一場下個世紀才會舉辦的球賽:“可能很快,也可能得到明年吧,現在的4G也很好用,不是嗎?”
“對德國來說,5G最大的價值將體現在傳統工業的升級改造。”對5G的必要性問題,王承東的回答很乾脆。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3G時代帶來智能機,那時候我們在玩植物大戰殭屍、切水果、憤怒的小鳥,是吧?4G時代給這個行業帶來的最大變化,我覺得當數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一系列共享應用。5G的超寬帶、低時延和超大密度寬帶連接,將發揮它獨特的優勢。這方面德國有最好的條件。德國工業實力將會讓5G充分展示其技術的潛在價值。”
繆曉陽給記者舉了一個最具“意大利味”的例子:“意大利某些奢侈品牌,你知道它的模式是什麼樣嗎?想要成為品牌的代理商,得先預付款50%,提貨前全部付清。所以想想看,整個流通環節成本是極高的,再加上本身高端的品牌溢價,最後都要消費者來買單。5G時代將不再是這種模式,你一個需求過去,就會觸發工廠生產,中間所有環節全部都被扁平化掉,5G將是工業生產的催化劑。”
談5G安全,歐洲比美國理性
近來,美國一直在對中國企業5G技術的“安全性”進行無端指責。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稱,一個美國代表團在巴塞羅那世界移動通信大會期間奮力遊說歐洲各國政府及私營公司,試圖阻止它們採用華為的5G移動通信技術。不過,從《環球時報》記者在大會現場的觀察看,人們的注意力似乎更多集中在“中國的5G技術能給我們帶來什麼”上。由於前來參觀的客戶眾多,華為展廳的講解員明顯“供不應求”。
在世界移動通信大會期間,運營商沃達丰在加泰羅尼亞廣場、格拉西亞大道和華為聯合實現了5G網絡C-Band帶寬頻段的商用測試。作為華為在歐洲最主要的合作夥伴,沃達丰CEO尼克·里德也在此前回复《環球時報》記者詢問時說,5G網絡建設以及歐洲主要運營商同華為的合作,仍應回歸到事實和技術的層面來評估。這次在巴塞羅那,他也公開表示,“美國要求規避使用華為產品,那麼美國應拿出證據給歐洲看看”。他認為,如果將華為排除在外,將會對通信行業帶來巨大影響,導致歐洲的5G網絡建設延遲。
“安裝後門?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跟我們所有的客戶交談,那些了解網絡運行方式、網絡如何構建以及安全概念的人只會搖頭,沒準還會說,’我不想討論這個話題,因為它太愚蠢了’。”華為德國技術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沃爾特·哈斯這樣回答外界針對華為安全性的“雜音”。他一連用了四個“一無所知”來表達自己的不快:“謠言的成本是零,讓我們來看看那些正在談論’安全’的人,他們對電信行業一無所知,他們對我們一無所知,對我們的產品一無所知,對我們客戶的網絡一無所知。”
“意大利在5G的方向上看得還是很準的。”繆曉陽開玩笑說,“要想富先修路”這個道理意大利人也明白。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意大利出台了很多鼓勵或引導性政策,為什麼華為也非常積極地進行呼應?因為我們認為當地政策方向把握得很好。”
王承東認為,安全標準應當是面向整個行業,不是只針對某一家企業,在安全問題上德國人跟美國關注的角度不一樣。他以德國為例說:“德國人沒有說誰安全誰不安全,或者哪個國家的安全哪個國家的不安全。德國人最早講的就是不會排除任何廠家,然後是提升安全標準,因為5G承載的內容比以前更多了,對安全性的要求會更高。德國人慣有理性的思維,在認識問題上更務實一點,更容易找到解決方案,而不是像某些國家先是以政治立場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