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史先生所在的公司開始試驗「四日工作制」。他簡單算了一下，按照最新工作制度，2024年他的實際工作日為184天，剩下182天為休息日。 “理論上連休最長時間是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1月1日，共35日。”

史先生任職於加拿大西部某省會城市的廣告行銷公司，半個月前入職已達三週年。

即便是在因WLB（work life balance）而聞名的加拿大就業市場，史先生所在公司的「四日制」試驗依舊算得上相當先鋒且罕見的人事制度。

試驗分為兩階段。 2024年1月19日至月底為第一階段，每週五的例會改為線上召開，根據員工個人需要決定是否在家上班，如不需要可自行休假；第二階段是2月，無需報告進度，所有員工每週五都不需要上班。

在經過近兩個月的試驗後，公司正式將其轉變為長期制度，實施至今。史先生說，開始「上4休3」後，收入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只相差一天。 「這其實有種挺『奇怪』的感覺，就好像上班的日子和休息的日子沒什麼區別了。​​」

在混合辦公和居家辦公等製度不再新鮮的今天，傳統的五日工作制正在鬆動。 2023年9月，市場調查公司Milieu Insight調查顯示，新加坡約有八成員工希望落實四天工作制。在歐美國家，四天工作制的試驗浪潮更是幾度興起。

2022年，英國參加四天工作制試驗的大多數企業表示，他們有可能在未來正式實施這項制度。 （圖/ statista）

在五日工作制尚且實行得磕磕絆絆的當下，一個更「激進」的四日工作制會更好嗎？

1一生愛卷的亞洲人，也要“上4休3”

四日工作制的試驗始於冰島。 2015年，冰島公共部門的2,500餘名員工進行了這項試驗。彼時，四日工作制尚未迎來它的轉捩點，僅僅是在相當小範圍內進行的社會試驗。

但顯然，在過去的五年內，全球範圍內的經濟環境變化，讓四日工作制有了生長的土壤。在英國、比利時、愛爾蘭等傳統歐美國家，四日工作制正緩慢成長。

在一向被認為工作強度較大的亞洲，四日工作制在輿論場上也漸漸有了一些聲量。印像中最盛產「工作狂」的日本，開始在部分企業內部小範圍試驗四日工作制。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2025年4月起，東京都政府計劃實施每週「上4休3」制度，該制度將對都政府僱員實行，但不包括短期工作僱員。 Wooden所在的醫療服務公司，則更早實踐四日工作制。

2024年8月1日，訪問護理師Wooden主動申請了「上4休3」。 Wooden告訴新周刊，她申請時並沒有遇到任何阻礙，社長很痛快地表示「沒問題」。

但Wooden是分公司內唯一申請「上4休3」的員工。儘管制度擺在那裡，但同事們沒有主動申請，原因並不難理解——各個公司執行「上4休3」的政策各有不同，在這所醫療服務公司，四日工作制意味著「工資會變成原來的80%」。

收入減少，勸退了不少本地員工。「如果要拿到全額工資，那申請者必須要在4天內完成40個小時的工時，否則就要打折。之前出台過限制勞動者加班時長的政策，也遭到挺多人反對的。 ”談到收入問題，Wooden坦誠地說：“能理解，現在物價上漲得厲害。

2019年10月1日，日本正式將消費稅從8%調升到10%。從2014年到2024年，十年來日本調整了兩次消費稅，漲幅達5%（從5%至10%）。

但一般民眾收入的成長卻追不上通膨和消費稅的漲幅。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數據， 2021年日本的平均年薪為3,9711美元，比1991年的3,7,866美元高了1,845美元，30年的薪資累計漲幅不到5%。這就很容易理解為何這些本地工作者不願意申請「四日工作制」。

這也與《日本經濟新聞》在2023年進行的一次民調的數據不謀而合。調查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不應該推進「上4休3」。並且，收入越高的人越贊成「上4休3」。在那些年收入不到800萬日圓的族群中，只有34%的受訪者認為應該要推進。

更少的收入和更久的工作，對於打工人來說，是一個兩難的抉擇，莫不如保持原來的五日工作制。

（圖/《我們的當打之年》）

體驗了半年的“上4休3”，Wooden說，“每週都有三天連休，真的很酷”。但同時，打了折扣的工資也難免令人焦慮。在Wooden的年終總結中，她寫道：「在開心和偶爾焦慮中不斷地跳躍。」原本，公司向她提出了周一去總公司支援的建議，因為這意味著基礎工作量會大幅上升，她可能沒辦法完全控制時間。她考慮再三決定拒絕，同時申請了「上4休3」。

多出來的休息時間，Wooden會偶爾兼職做醫療翻譯，陪同患者就醫並提供翻譯服務，「很多大學醫院只有工作日開放，現在我周一也可以接到一些去大學醫院陪同翻譯的工作。」而這份兼職可以讓她超越原本的職業視野。

在Wooden的兼職工作日誌中，她寫：「血管細的朋友，控制血糖，好好保護腎臟。一個透析的病人，因為血液粘度高、血管細，透析造瘻從半年一換到一周一換，最後只能住院透析。

此前她並沒有擔任過手術室護士的職務，但藉著陪同就診的機會，她也在旁邊觀摩了幾場局麻手術。對她而言，「影片永遠給不了現場所見的震撼」。當然，體驗有好有壞，她也曾因為客戶認為醫院的收費標準過高，而被罵了半小時。

這份兼職帶給她一份可觀的收入，也拓展了她的專業視野，讓她短暫客串了許多人的人生，就像特魯多醫生說的那樣，「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Wooden也從客戶身上獲得了許多能量。 （圖/ 受訪者供圖）

2 無差別的“四日工作制”，對帶娃家庭更友好

小紅書部落客，資深Global HR@JoHoo，目前在荷蘭工作，此前有多個國家的出海中資和外商人力資源管理經驗。

她告訴新周刊，儘管「四日工作制」正在某些地區成為一股風潮，但在她來看，對於企業來說，短期來看的確有不少挑戰，「最直觀的包括：工作流程重組、員工培訓的成本增加以及可能需要增加人手以確保服務品質」 。

但她也認為，從長遠看，企業往往能獲得可觀的回報，“人文關懷和商業效率不一定矛盾。四日工作制的核心在於提升效率，而不是簡單地壓縮工時。”

與刻板印象相悖的一點是－－從某種程度上，四日工作制算是一種「降本增效」的手段。根據4 Day Week Global的研究數據顯示，透過提高工作效率（平均提升32%）、減少辦公成本（水電費等降低20%）、降低離職率（平均下降57%）等方面，企業往往能夠獲得可觀回報。

潘女士任職於韓國一家外貿公司，在入職面試時，公司明確表示正在執行「四日工作制」。

她也告訴《新周刊》，公司的人事流動率並不高。 “公司從2023年起就開始實行四日工作制，薪資也許會比同行業其他公司稍微低一點，但是因為四日工作制的關係，同事也更願意待在公司裡。 ”

（圖/《正青春》）

身為職場媽媽，四日工作制對於她的家庭生活有真實的改變。 「從五日變成四日以後，會讓我覺得有一點鬆口氣的時間。尤其對於育兒家庭來說，有不少需要工作日跑政府機構和醫療機構的事情」。

這意味著父母不再需要頻繁地在工作日請「育嬰假」來降低自己的職場信譽度和競爭力。這也是許多擁有生育率焦慮的國家選擇推廣四日工作制的原因之一——除了降本增效之外，這成為一種提振生育率的手段。

先前，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上4休3」政策旨在應對持續低迷的生育率，幫助職業婦女平衡工作和育兒。

但於年輕人而言，生與不生，取決於他們對未來的預期，而這並非簡單粗暴地靠增加休息日就能解決。

例如，潘女士告訴新周刊，除了彈性的工作制度之外，韓國還有一系列降低家庭育兒成本的方式。“韓國有種叫作’兒童之家’的機構，介於日托班和幼兒園之間。還沒到幼兒園年齡的孩子，就可以送到’兒童之家’照顧。”

據了解，「兒童之家」歸屬於韓國的健康福祉部管理，為了方便上班族父母接送，最晚可以看護到晚上10點。潘女士說，“基本上沒有費用，相比於雙方父母來照顧，類似的政策對育兒家庭真的比較科學、友好。”

四日工作制對育兒家庭的好處不止於此。不分性別、寬鬆的工作制度給了更多生育女性重返職場的機會。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約有7.08億名女性因無償的照顧責任而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等經濟學家記錄了近幾十年來工作如何變得“貪婪”，要求更多的時間和在崗狀態，甚至加劇了性別工資差距——因為有照護責任的人根本無法投入同樣多的時間，因此得不到同等的回報或晉升機會。

但「幫助職業婦女」這種說辭，實質上進一步削弱了女性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全球未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口中，45%的女性因「照顧責任」而無法投入工作，與之對應的是男性數據僅有5%。要縮小差距，亟待提升的是男性參與家庭事務的時間。當家庭照顧與工作需求產生矛盾，家庭中的一員常被賦予承擔大部分家庭照顧的責任，而這角色常常由女性承擔。

而當更好、適用於全體、無需特意申請、不分性別的「四日工作制」誕生，意味著雙方皆有均衡的時間空餘以承擔家庭照顧義務。 2022年6月，英國61家企業的員工開始了為期半年的四日工作制試驗。根據試驗期間的記錄，男性照顧孩子的時間增加了27%，女性增加了13%。

面向全體範圍的四日工作制，真正的友好之處不在於“解放職場媽媽”，而在於它真正觸摸到了育兒家庭中“照護責任”這頭大象。

3四日工作制，「工作成癮」的戒斷藥？

工作成癮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普遍“病症”，它是一種“既能獲得社會認可，又能得到經濟回報的成癮”。

作家布里吉德·舒爾特（Brigid Schulte）在《過度工作》中提及，一名匿名受訪者認為，儘管長時間的工作和睡眠匱乏讓他的表現並不特別出色，但他依然得到了認可，“我們基本上將在崗時間等同於生產力。因為衡量在崗時長很容易，而衡量生產力很困難。”

出於社會壓力，人們不得不過度工作。但有時，過長的工作時間只是在表演勤奮。

一位紐西蘭的企業雇主表示：倦怠、離職、辭職、重新招募和再培訓的成本往往不會直接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上，但卻會對組織產生重大的長期影響。根據蓋洛普估計，因工作時間過長而造成的壓力會引發員工的工作倦怠，全球每年因此損失的GDP達8.9兆美元。

很顯然，「工作成癮」是一個系統性問題，需要係統性的解決方案。對於阻斷“工作成癮”，預防可能到來的“工作倦怠”來說，四日工作制也許是一個不錯的特效藥。但它還遠遠算不上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圖/《凡人歌》）

JoHoo觀察到，「目前歐洲大部分企業仍然是五天工作制。從全球範圍來看，四日工作制僅在一些已開發國家取得試點進展」。

史先生和潘女士同樣告訴新周刊，純粹的四日工作制目前在他們所居住的國家普及率並不高。

「有一些媒體報道荷蘭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28小時，這也是一種誤讀。這是因為荷蘭很多兼職人員，但這本身就不是全職的工作，並不是企業為全職員工縮短了工作天數。 」JoHoo告訴新周刊，在歐洲，四天工作制仍是少數，並不像一些新聞中渲染的，歐洲已經完全「躺平」。

相較之下，JoHoo觀察到更廣泛採用的是遠距辦公（Remote）和混合辦公（Hybrid）模式。 「尤其是Hybrid模式，已經變成了雇主吸引候選人的員工福利之一，很多本地公司每週都會為員工提供1~2天的居家辦公選擇，要求員工每週五天都去辦公室上班的公司，在歐洲已經嚴重缺乏招募吸引力。

2024年，Global Talent Solutions對亞洲11個國家或地區的企業及工作者進行了研究。其中，93%的內地工作人員希望每週工作四天，但，只有60%的雇主認為可行。

（圖/《正青春》）

同時，在所有受訪雇主中，只有25%表示有計畫或可能嘗試轉向每週工作四天的模式。

也許比起「四日工作制」這麼昂貴的特效藥，對於當下的就業環境來說，推廣並落實更靈活的混合辦公模式，才是更經濟、現實的選擇。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校對：遇見；經營：嘻嘻；排版：佐左

參考資料

[1]無償照顧工作使7.08億女性無法參與勞動市場.國際勞工組織，2024-10-29.

[2]布里吉德舒爾特(Brigid Schulte).終結996！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2024年12-13期合刊

[3]安娜·科本（Anna Coo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