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了這樣一條動態：「我希望美國能在一個合資企業中持有50%的股份。透過這樣做，我們可以拯救TikTok，讓它落入可靠的管理者手中，並繼續運作。

因此，我初步考慮的是，由當前所有者和/或新買家與美國共同成立一個合資企業，美國在其中持有50% 的股份，由我們選擇的買家合作。 」

當日，美國的TikTok正式停止服務，而僅半天後，TikTok又恢復了使用。

從17日美國最高法院以9:0透過對TikTok「非賣即禁」的相關裁定，到川普上任，短短三天的時間裡，TikTok在美國市場的動態牽動著所有TikTok使用者的心——這家在美國擁有1.7億用戶的“超級APP”，正在為22.4萬個中小企業、超700萬美國商家提供生存來源。

而讓美國政客擔憂的是，它是一家中國公司，這可能會威脅國家安全問題。

在川普第一任期中，就曾試用總統行政令封鎖TikTok，儘管該禁令曾在2021年被拜登撤銷，但兩任總統給TikTok的選擇是一致的：將美國業務分拆出售，或者被封禁。彼時的訊號就已經相對明確：“不賣就禁”，封鎖是出售的plan B，所以更是實際上美國政客希望它能被“出售”。

對於TikTok商家來說，TikTok「關了又開」、TikTok使用者叛逆的湧進小紅書等系列事件足以證明，在無數緊張的情緒尚未得出定論的當下，TikTok的影響力也使它有在牌桌上談判的籌碼。不少TikTok商家也向霞光社表示：「在這場橫亙了4年之久的博弈中，TikTok的使用者們都在賭一個結果，賭TikTok還能不能在美國市場用。目前的結果來看，短期內是沒事了。

當TikTok變得更加珍貴且唯一，TikTok面對的「大問題」早已不是能否繼續經營，當下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它未來屬於誰。決定權早已不在任何一個單一個體手上。

如果問川普上一任期有什麼遺憾的話，未能「買下」TikTok，一定能算在其中。

2020年6月，川普在美國圖爾薩市搞了一場競選集會，包場了當地能容納1.9萬人的體育場館，最後只來了6,200人。而讓川普失去人氣的原因是什麼，不少當地媒體將筆尖指向TikTok。當時，一位51歲的美國公民在TikTok 上發出號召，“想要讓川普一個人面對空空蕩蕩的場館嗎？那麼來預定門票，然後放他鴿子吧！”

於是，這位愛用X的總統，第一次認識到了TikTok的厲害，一紙總統令宣布封殺TikTok未果，兜兜轉轉4年之後，TikTok的前路再次與這位總統聯繫在一起。這次，川普搖身成為高喊守護TikTok的人，實在戲劇性太強。

事實上，在川普卸任之後的兩年裡，TikTok對於在美國市場的預期是逐漸轉好的。甚至2024年初TikTok美國業務高層的報告中都表示：「TikTok沒什麼迫在眉睫的危險了。」也正是在這一年，TikTok美國電商日均銷售額便已達2000萬美元左右，幾乎追平了在印尼三年的成績。

然而，這無疑是商人對政客的預期過高。因為2024年3月，旨在全國範圍內封禁TikTok的《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隊受控制應用程序的侵害法案》被拜登簽字生效，整個流程完成僅用了兩個月。這份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在開始執行後180天內，即2025年1月19日前出售TikTok，否則這款產品便會遭到封鎖。

這次，TikTok面對的不只是川普，而是屁股座位出奇一致的華盛頓政客。 2025年1月17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正式判決，以9:0裁定TikTok「不賣就禁」法案合乎美國憲法，TikTok全面敗訴。不分自由派、保守派，九名大法官一致同意該判決。

這一局面與2023年時別無二致，那場讓週受資火遍全網的聽證會上，一位眾議員在聽證會上對接受質詢的TikTok CEO 週受資說，“我得感謝你，你做到了過去三、四年難以想像的事，你讓共和黨和民主黨聯合了起來。

此前，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在美國政府局面中佔據如此濃烈的色彩，在兩屆美國國家領導人、三次政局易主之後，仍喧囂於一線，美國政客們到底在害怕什麼？我們透過TikTok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審判來看，可以歸結為三點：

首先，關於資料安全威脅。美國政府給TikTok 羅列了兩大「罪名」：其一為隱形輿論操控，其二是盜用個人資訊。在審判期間，有法官聲稱，TikTok 能夠獲取數以千萬計美國民眾的個人訊息，且中國政府隨時有可能將這些資訊及數據轉化為對付美國的「武器」。

針對這一說法，TikTok 律師作出回應：TikTok 的資料庫由甲骨文負責運營，儲存地點在美國，依據美國法律，這些個人資訊既不能交付給TikTok，也不能提供給其他第三方。並且，TikTok 在美國的營運嚴格遵循美國法律，不存在任何違規傳輸資料的情況。

其次，涉及演算法黑箱與隱性輿論操控問題。美國政府律師指控TikTok 借助推薦演算法，以隱密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美國大眾的認知，認為中國可透過該演算法操控輿論，且演算法不透明，美國公眾無從得知其背後邏輯。

對此，TikTok 律師回應稱，TikTok 不存在任何隱形輿論操控行為。 TikTok 在美國的內容由TikTok 美國公司獨立經營，雖然會使用位元組跳動的演算法，但具體執行均由美國公司獨立完成。

最後，談談TikTok 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美方質疑TikTok 接受中國政府指令，從事對美國不利的活動，對位元組跳動作為獨立商業公司的屬性表示不信任。

TikTok表示，美國有大量來自中國的投資，其中不乏對傳媒產業的投資。若所有具有中國背景的公司都要遭受如此嚴苛的監管，顯然已超出合理範疇。

或許，一旦意識形態對立，無論用多麼豐富的證據言明無罪，都難以洗淨質疑者的猜忌與懷疑。

而面對華盛頓政客的擔憂，作為字節跳動全球化佈局的關鍵產品，TikTok只能綁定更多的利益、有更大的影響力，才能爭取到更大的博弈空間。

近4年中，TikTok人員組成、市場運營等多個層面都採取著全球佈局的方式，如團隊分佈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分管同一個項目的不同環節。

我們也整理了其在全球各市場的發展：

截至2024年8月，TikTok全球月活躍用戶數已達15.8億。這意味著更大的影響力，也意味著更大的果實。但更重要的是，TikTok很難再造了。

這場遊戲裡，還有一個角色就是大量的在TikTok發佈內容的創作者。 TikTok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審判中，也有TikTok創作者的存在，他們表示，TikTok創作者作為美國公民，受到第一修正案保護，有權選擇他們認為合適的出版社合作。

僅從一個商業產品的角度來看，TikTok也確實具有無法再造的不可替代性。時間上說，在TikTok生長的早年，Facebook與Google並沒有正視短片的威脅，這為TikTok創造了一個競爭相對沒有那麼激烈的環境。

此後，也有不少競爭對手試圖再造TikTok，但結果都失敗了。例如其頭號競爭對手Facebook在2018年發表的新產品Lasso，發布4個月時在美國下載量是7萬，而同期TikTok吸粉近4000萬人。

具備時間優勢之外，位元組跳動在短視頻/直播領域的佈局也肯下注，先後讓三個團隊一起做，如果抖音沒有成功，或許就是火山、西瓜取得成功，嘗試多了，總能找到市場更偏愛的方式。

也因此，TikTok抓住的是更年輕的使用者群體，和更長的黏性，這都是日顯遲暮的Facebook無法達成的事。對華爾街的政治人物來說，至少川普很明白，抓住TikTok，就意味著抓住未來，抓住了美國年輕人的機會。

以年齡分佈來看，TikTok 用戶年齡層相對較年輕，其用戶中有67.28% 為Gen Z 世代，30% 為千禧世代，相較之下Facebook 的用戶年齡分佈則更為廣泛，Facebook 有86%的使用者年齡在18-29 歲之間，77% 的使用者在30-49 歲年齡層；

用戶長度上，根據Insider Intelligence數據，TikTok 用戶平均每天花費約40 分鐘在TikTok 上，而Facebook 用戶平均每天只花28分鐘。都展現了極強的平台吸引力。

TikTok停服當日，2004年出生的美國網球選手高芙成功晉級澳網八強後，在攝影機鏡頭上簽名時寫下了“RIP TikTok USA”。 「我們都愛TikTok，它屬於用戶。」一位小紅書上的「TikTok refugee」用戶這樣向霞光社表示。而廣大且精確的用戶，正是難以再造的瑰寶。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審判中，美國法官問：「創作者對TikTok的依賴是不是情感性的？例如我有一件很喜歡的舊衣服，儘管我可以買到一樣的新衣服，但我就是喜歡穿舊的。

TikTok創作者們的律師也說明了TikTok的不可替代：「過去幾年有許多平台都試圖取代TikTok，但他們都失敗了。這就像一個由無數天才編輯組成的媒體，不是說有另一個也僱用編輯的媒體就能隨便取代的。

而相當“目的性”的一句話是，法官表示，“TikTok不一定要關門，只要1月19日之前完成出售就行。”

那麼，TikTok能賣嗎？

這個問題也在審判過程中涉及，TikTok律師只能反覆強調因為全球共享演算法等技術原因，TikTok無法實現與位元組跳動的剝離。法案規定的270天的出售期限實在太短，根本不可能完成出售。

美國法官則問，那是不是不論給多少天都沒辦法完成出售？ TikTok律師只能回答，是的，不論給多少時間，出售都是極度困難的。

TikTok「不賣就禁」法案在字面上並未使用封鎖這兩個字，而是規定如果TikTok不能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完成剝離出售，任何美國公司都不能繼續為TikTok在美國的運營提供服務。這何嘗不是全球化路徑中，被猜忌恐懼築起的高牆。

在TikTok的長期戰役中，對手早已不再是矽谷的科技公司，而是華盛頓政客。這也將是許多科技公司全球化之後的新問題——你的頭號“對手”，超出了企業範疇變成一群政客後，你該如何應對？

未來，隨著經濟和社會極化加劇，政治和商業的交集將更為明顯。對全球化企業而言，它必須接受政治成為企業發展的一部分，並為此具備相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