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效益被置於工程製造之上，導致那些具備建造和設計飛機能力的人才被擠出了權力中心。波音執行長被炒，並不能立刻解決這家百年航空老店所面臨的問題。相反，波音最急需的是，改變其重財務的企業文化，重建其深厚的工程技術根基。因核心產品737 Max出現一系列安全危機，引發監管的全面調查和公眾恐慌，波音不得不做出人事「大換血」的決定：

執行長Dave Calhoun、董事長Larry Kellner、商用飛機公司總裁Stan Deal都將離職。

Calhoun將在今年年底離開公司，期間公司將馬不停蹄地尋找新掌門人候選人。

旗下商用飛機公司總裁將由營運長Stephanie Pope接替，這項同樣重大的人事任命引起了分析師的質疑：

Pope出身會計專業，本身並無技術背景，他曾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3月擔任波音商用飛機公司的財務長。

一個財務出身的總裁如何領導技術複雜的飛機製造公司？

波音董事會分析師、分析服務機構Free Float LLC創辦人Matt Moscardi一針見血地指出：

波音面臨的並不是會計或成本節約問題，而是安全和企業文化問題。

波音董事會分析師Moscati更直白指出：

波音的問題在於，它把那些具備建造和設計飛機能力的人才擠出了權力中心。要應對空中巴士的挑戰，他們必須找到能領導這家企業的工程師。

從工程至上到財務至上，波音已不是原廠的波音

自創立以來，波音憑藉著剽悍的工程技術，造出了一款又一款載入史冊的傳奇飛機，逐漸確立起全球飛機製造霸主的地位。

作為民航領域的’祖師爺’，波音很長一段時間奉行的是安全和質量至上，那句“不是波音，寧可不飛”的宣傳語，足以彰顯波音對製造的重視，以及對其技術的高度自信。

然而，這一企業文化在波音1997年收購麥道公司後發生了180度大轉彎——財務效益被置於工程製造之上。

前通用電氣高層、曾經被揭露道德醜聞的Harry Stonecipher領導了併購後的波音。

“他（Stonecipher）說，我們不會做一個純粹的工程公司，我們要像企業一樣經營，”George說，“這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侮辱，使許多工程師感到沮喪。”

波音在隨後的二十多年不再專注於研發和設計，反而逐漸加大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專心炒舊型號的「冷飯」賺快錢，還使用現金進行股票回購。

這麼做的後果就是，波音再也沒有能推出深受市場歡迎的機型，安全事故頻頻發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音737 Max——波音為因應歐洲飛機製造巨頭空中巴士挑戰匆忙推出的機型。

波音737 Max曾因在2018年和2019年連續發生兩起致命空難而全球停飛，並於2020年復航，但在今年1月又發生客機門塞掉落事故，引發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全面調查，民眾對安全性的擔憂情緒再度升溫。

值得注意的是，波音737 Max一系列的停飛也對公司財務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財務長Brian West在上週的會議上表示，波音的現金流在當季將受到40億至45億美元的損失。

另外，波音股價自1月初以來已經下跌了約30%，導致公司再次成為股東訴訟的對象。

新掌門人必須能幫助波音重建製造實力

Calhoun的離任時間表似乎並未傳遞出應有的緊迫感，但這或許對於尋找合適的繼任者有所幫助。

波音新掌門人必須能夠與監管機構合作、激勵員工，最重要的是重建波音赫赫有名的製造實力，將其恢復至世界頂尖水平。

「提前9個月宣布領導層變更，從接班計畫的角度來看雖有好處，但卻未體現出緊迫感。」聖克拉拉大學Leavey商學院管理與創業副教授Jo-Ellen Pozner表示，「如果波音真正理解市場對其現有領導層的看法，它將宣布一位擁有豐富製造和運營經驗的外部繼任者。”

至於波音公司應在內部尋找Calhoun的繼任者，還是應該外部尋覓，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最佳人選很可能從外界產生，主要是因為波音目前的公司文化已維持過長。

「鑑於現在觀察家普遍認為波音內部迫切需要轉變觀念，選擇外部人選可能會更容易獲得認同，」Pozner指出。波音目前尚未透露任何CEO接任計畫的細節，也未立即回應媒體的相關問題。

分析認為，恢復波音的工程師文化將是一個長期且艱難的過程，但波音已經錯過了的最佳時機。此外，波音的董事會也需要發生變革，那些缺乏工程或製造經驗的成員不應該繼續留在公司。

“這些人在董事會層面具有影響力，” Pozner說，“如果董事會的討論聚焦於股東價值，這種思維就會影響整個組織。”

沒有人希望看到波音失敗或進一步落後對手。但公司需要進一步變革，採取更大力度的舉措，才能開始實現真正且可衡量的改變。

“這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需要更多時間，”George表示，“董事會必須堅持這種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