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半導體產業教父般的存在，張汝京每一次的出現幾乎都會引發半導體圈的熱議。11月28日，現身在海口的張汝京，他的新身分是海南航芯高科技產業園計畫的創辦人與總顧問。當天的一篇題為《海南：佈局「芯」產業引育「芯」動能》的稿件中，引用了張汝京的一句話： 「汽車晶片、航空晶片等幾乎都在整機大廠生產，但國內很少，於是我們提出了CIDM的概念。”

一個張汝京，半部中國芯酸史

作者丨山核桃無銹缽

美編丨漁夫

張汝京口中的“CIDM”，即協同式積體電路製造（CIDM，Commune IDM），既是半導體產業的一種運作模式，也是張汝京自己認為的一種“最適合中國”的模式。

過去，Fabless僅做研發與設計，將生產外包給中芯、台積電這些Foundry。IDM則針對垂直整合，門檻高，設計生產都做，利潤也因此比只做單一環節的都高，三星、德州儀器均是這一模式。

張汝京口中的CIDM模式一方面透過大量晶片設計企業入股的方式，可以共享人才等資源。另一方面，由於CIDM模式是針對客戶生產，可以根據設計公司的實際需求合理規劃自身的產能，靈活性更強，風險也更低。用張汝京自己的話來說：“CIDM的優點是大家共同擁有的，資源共享了，風險分擔了，協同能力大增，有很多好處。”

最初將這項設想投入具體實踐的時間點是在2018年，彼時，張汝京辭去了自己在上海新昇半導體科技的職位，創辦了中國首家CIDM企業——芯恩。

但他沒有就此停留。四年之後，74歲的張汝京選擇從芯恩離職，隨後加入了積塔半導體。這家成立於2017年的半導體企業，在3個月前剛拿到了一筆135億元的巨額融資，彼時估值已達到了300億元。

而身為執行董事、積塔學院院長的張汝京，如他過去每次創業一樣，公開為這家企業站台，對外講述中國半導體產業所面臨的挑戰，不厭其煩地解釋“何為CIDM”，對內則振臂高喊「誠信、創新、卓越」等價值觀。這是留在他身上的，從德州儀器一路而來的訓練，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身上難以磨滅的烙印。

如果從2000年捨棄一切北上建廠，創辦中芯國際算起，52歲的張汝京往後的人生已註定與中國半導體產業芯酸史交織在一起。

他既需要在每個產業發展的關鍵時刻，毅然出山——無論是中芯國際的創立，還是新昇半導體結束大陸零大矽片歷史，芯恩的CIDM實踐，還是專注在特色工藝集成電路晶片製造的積塔半導體。

也總是出人意料地在企業發展最關鍵的時刻，揮手道別。從中芯國際、新昇半導體、芯恩到積塔半導體，從中國台灣到上海，從上海到青島，再從青島回到上海，75歲的張汝京回到了他開始創業的地方——那個時候，被時代選中的中芯國際在張汝京的帶領下，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追趕之路，在全球產業鏈中摸索自己的位置。

如果將時間往前撥，從出生時算起，張汝京從襁褓中隨父母來到中國台灣，並長大成人，一生都在一條隱形的鋼絲上行走著——他既需要利用自己長在台灣地區的美籍華人身份尋求中國半導體產業最快速成長的“最大公約數”，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忍受非議、無奈與矛盾。

“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是2019年，當時還在芯恩的張汝京，以一口略帶台灣口音的普通話向澎湃新聞記者反覆強調。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說中芯國際是被時代選中的企業，張汝京又何嘗不是那個「被選中的人」？他的人生原點、他的身分、他的經歷亦或是他所處的時代，注定了他無法像其他人一樣置身事外。

也正是這種「必須要參與」的使命感，讓張汝京決定一次又一次創業，將外人眼裡的波折與遺憾當作是身外之物，他覺得這些遺憾，只是“小水花”或者“一個漣漪” ，「在永恆裡面這都可以忽略」。

某種程度上，從艱難起步再到從產業鏈突破卡脖子的困境，張汝京的個人命運與中國半導體的命運互相書寫，也互相依賴。而所謂的“晶片戰”，本質上也就是一種更宏大層面的“互相依賴”，不僅依賴政府、資本、企業與生態的開放扶持，更依賴芯片領袖們的信念與抉擇。

01

被時代選中的“Richard Chang”

和曾經的「老領導」張忠謀類似，除了中芯國際外，張汝京最常提起的一段經歷就是自己在德州儀器的那段時光。

1977年，張汝京來到德州儀器時，他或許不會知道，自己會成為這家企業發展史上最出色的兩個華人之一。另一個比他更早嶄露頭角的便是張忠謀，他在1972年已升任德州儀器副總裁，成為公司的「第三號人物」。

命運的安排時常令人感到難以琢磨，在中美關係全面走向正常化的那段時間裡，未來主導雙方那場轟轟烈烈「科技戰」的兩位關鍵人物，就這樣相安無事的同時供職於美國西南部的一家年輕公司裡。

張汝京(左)和張忠謀(右)都曾在德州儀器工作，

張忠謀善於鐵腕管理，張汝京被稱為“建廠高手”

所幸，時間的齒輪還未曾飛速轉動，在當時，29歲的張汝京和46歲、「官運亨通」的張忠謀之間並無太多的交集，距離他們二人真正的交手還要在等上五分之一個世紀－也就是2000年，台積電宣布收購世大半導體（簡稱：世大）。

而對彼時的張汝京來說，二十年的德州儀器時光裡，有兩件事曾經深刻地改寫了他的命運。

一是進入了德州儀器的核心部門，成為「積體電路發明者」之一的傑克·基爾比所領導的DRAM團隊，這讓張汝京不僅接觸到了當時最頂尖的半導體技術，也為後來的建廠打下基礎，同時，基爾比本人對科技的熱情與執行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據張汝京後來回憶：「德州儀器的工作環境很好，很多人願意教我，實在是受益匪淺。基爾比不僅會做事，脾氣也實在是好。」他至今還珍藏著和基爾比的合影。

傑克·基爾比是積體電路的兩位發明者之一，

他既是張汝京的領導，也是張忠謀志同道合的朋友

二是建廠經驗的沉澱。在研發部門待了幾年後，張汝京轉型運營，跟著當時世界頂級的晶片工廠建設大師邵子凡博士，先後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參與建造和管理過10來家晶圓工廠，被同行稱為「建廠高手」。

「建廠」看似是一門基層工作，卻有著一套自己的哲學。一方面，參與者需要對技術有深入的理解，產線的設計、產能的規劃、設備的引進與排布，都需要大批工程師的配合。另一方面，要了解在地化運營，理解當地工人的需求，算好成本帳。

張汝京無疑是最適合不過的人選。一方面，得益於其在基爾比和邵子凡手下的技術與運營沉澱，另一方面，則是刻在張汝京骨子裡的「建廠基因」。公開資料顯示，張汝京的父母都有工廠工作的經驗。

在進入德州儀器前，張汝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染料的化學企業做工程師，在做「工頭」階段，張汝京已對工廠和工人有了深入的接觸。

張汝京在德州儀器「建廠高手」的榮光只是一條擺在檯面上的明線，另一條暗線是Richard Chang（張汝京的英文名）一直都想把工廠開到中國大陸去。

這源自於父輩給予他的一種天然認同感，張汝京後來回憶，父親張錫綸時不時會問自己一個問題：你什麼時候能到大陸建廠？父親的問題貫穿他的前半生，也最終成為他創辦中芯國際，被時代選中的關鍵推手。

在張汝京思考如何到大陸建廠之時，國內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電子產業正經歷最激進、最焦慮的時刻。

改革開放後，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意識到半導體產業的差距，為了短期內獲得效益，大量工廠引進國外技術和生產線，此前自主研發的思路逐漸被購買引進別人淘汰的技術所替代。由於缺乏統一規劃，我國晶片產業陷入了「越引進-越落後」的惡性循環，已全面落後日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部會組織了「三大工程」（531工程、908工程、909工程」，希望透過「集中投資攻關」大力出奇蹟。1996年，電子工業部拜訪德州儀器時，負責接待的張汝京給中國官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馬「909工程」時，電子工業部也曾給張汝京打電話，力邀他擔任總經理，但彼時張汝京正在為德州儀器建設泰國工廠。

直到一年後，張汝京從德州儀器提前退休，他也沒有忘記電子工業部的邀請，他曾與當時同樣尋找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機會的台灣人陳正宇一起改造承擔“908工程”的無錫華晶。當時，張汝京帶著中華開發的錢和一個團隊來到了無錫，僅用了半年時間就完成任務，思索在無錫建廠的計劃。（編註：中華開發成立於1959年，前身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在台灣投資界有著舉重若輕的地位，其主導成立了世大。）

但好景不長，1998年2月的一個晚上，一通電話改變了張汝京的建廠計畫。「Richard，你要馬上回來，要罰中華開發了。」張汝京後來回憶道。彼時，貿然在中國大陸建廠不確定性太多了，因此張汝京只能選擇回到台灣地區，擔任當時世大半導體的總經理。

「建廠高手」再一次憑藉著自己的魄力，花了三年時間讓世大獲利。當時，張汝京也已提出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明確計劃，計劃第一廠和第二廠建在台灣，之後的第三廠到第十廠在大陸投資建造。

但廠究竟建在哪裡？這對張汝京而言，是一個大問題。張汝京過去在中國大陸考察了許多地方，但由於他自己沒有多少錢，甚至被有些地方的人懷疑是“騙子”，他最初的設想是在香港，為此還拜會了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

就在這關鍵時刻，一個名叫江上舟的官員選中了張汝京。

彼時，從海南調往上海，擔任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江上舟得知張汝京正在籌措建廠的消息時，熱情邀請張汝京來上海考察。2000年1月，張汝京來上海時，上海四套班子全數出動，張汝京因此決定將自己的建廠計畫從香港移至上海。

2000年8月24日，

中芯國際在浦東張江打下第一根地樁

「如果沒有江上舟，我早跑了。」張汝京後來這樣回憶。但與其說是江上舟選中了張汝京，不如說是時代選中了張汝京，在餘盛版的《芯片戰爭》中提到，江上舟曾稱讚張汝京是“知本家”，背後有三重深意。

一是張汝京是懂「技術之本」的人。從德州儀器到世大，張汝京經歷了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週期，也深知中國半導體產業技術的薄弱。而作為“建廠高手”，他也知道，半導體工廠也是典型的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的工廠，這也意味著，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技術人員，再多錢也建不來工廠。因此，張汝京很早就知道組建人才的重要性。彼時，德州儀器到新加坡建廠，張汝京就在中國大陸招募了約300人，其中就有數十人後來跟隨張汝京前往上海創業。

二是張汝京是懂「資本偏好」的人。知技術之本才能吸引資本。創立初期，張汝京曾跑遍中外，拿到了十多家公司的投資，同時為了避開《瓦森納協定》對中國先進技術的禁售，中芯國際在原始股權架構上也巧花心思，形成包括漢鼎亞太、高盛、華登國際、祥峰投資等外資股東為主的架構，但也確保了這些外資股東因股權較為分散，並未影響張汝京實際的話語權。

三是張汝京是個「知本源」的人。父輩所帶來的認同已不用多說，張汝京本人曾說，在1980-1990年間，他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召，就是「要到中國大陸為積體電路技術和產業做貢獻」。

同時，這種躁動也在更多的華人圈中蔓延。根據當時一位跟隨張汝京回國創業的員工回憶，華人同事們開始在一些聚會或工作中討論回國的事，但很多人困於自己勢單力薄，猶豫不決，只差一個人來振臂一呼。

張汝京就在這時出現了。

2000年初，回到美國半導體人才的張汝京，所到演講之處，會場擠滿了兩三百人。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台下的人發問：「作為一個台灣長大的中國人，我都願意把美國和台灣優厚的待遇放棄，回大陸服務，你們是大陸陪養的，難道不要回去嗎？”

一位博士聽完張汝京的演講，最後一邊流淚一邊對自己的太太說：「還是回國吧」。2000年，這位博士選擇離開美國，跟隨張汝京加入了中芯國際，後來他為半導體代工產業服務了15年。可以說，張汝京帶動了台灣地區半導體工程師前往大陸工作的潮流，當時中芯國際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員是從中國台灣和國外僱用的，其中不少人是他在德州儀器和世大時的舊部。

中國半導體產業需要這樣一個「知本」的人。就像是克里斯·米勒在他的那本《晶片戰爭》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在中國建立晶片產業，那就是張汝京。他不會依賴裙帶關係或外國援助，世界級晶圓廠所需的所有知識都已經在他的腦海中。”

02

一生走鋼索的“連續創業家”

在中國半導體產業，提起張汝京身上的標籤，除了“中國半導體教父”，「連續創業家」則是另一個繞不開的標籤。

很多人將他的連續創業視為一種信仰與追求，因為如果沿著他的創業圖譜，你會驚訝地發現，與中芯國際的創業歷程類似，每一次的創業，張汝京幾乎都將戰鬥的矛瞄準了產業鏈上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2014年，66歲時的張汝京創辦新昇半導體，選擇攻克的產業鏈上游－矽片的自給。上海新昇在2016年成功拉出第一根300mm單晶矽棒，開啟了國內300mm半導體矽片產業化進程。

2018年，70歲的張汝京來到青島，成立了國內第一家CIDM模式的企業芯恩半導體。2021年8月，芯恩半導體8寸廠專案投片成功。

2022年，74歲的張汝京轉任上海積塔半導體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積塔半導體是國內最早從事汽車電子晶片、IGBT晶片的製造企業之一。

對於這些創業經歷，無論是走是留，張汝京對外並沒有過多的解釋，大多將離開歸結為「個人的興趣」。

例如在談及為何在2017年離開新昇半導體時，張汝京曾回應：「300mm矽晶圓本來就是幫國家做的，相較之下，我對於IDM模式更感興趣。」但在當時外界傳出的另一種聲音卻是來自資方的量產壓力。根據《半導體產業觀察》的報導，這與張汝京博士本身提高良率的思維不一致，由此引致創辦人的被動出走。

事實上，這並不是張汝京第一次「被動出走」。無論是創辦世大後被台積電收購，因為與台積電的專利官司而離開中芯國際，還是在2017年離開新昇半導體，這些「被迫離開」被外界總結為張汝京的「三落」。但在接受採訪時，張汝京並不承認這些。他唯一承認的僅有一“落”，是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的專利之爭。

那是一次至今張汝京回憶起來仍覺痛苦和遺憾的離開。2003年8月，在中芯國際即將在香港上市的關鍵時刻，台積電在美國加州向中芯國際發起了“閃電戰”，起訴中芯國際不當取得其商業機密並侵犯其專利，要求中芯國際賠償10億美元，但這一年中芯國際的收入還不到6億美元，且尚未獲利。

到了2005年，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終於達成和解，中芯國際同意在六年內向台積電支付1.75億美元。彼時的中芯國際在當年的銷售收入進一步成長到11.7億美元，產值已超越新加坡特許半導體，晉身為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但在《和解協議》中，台積電要求中芯國際「所有技術都需供台積電自由檢查」，導致了中芯國際在後續與台積電的對抗中面臨十分被動的局勢。

果不其然，一年多以後的2006年8月，台積電再次在美國加州起訴中芯國際，指責其違反了兩家公司在前一年達成的和解協議，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上侵犯了台積電的技術專利，中芯國際被迫再次應訴。

但彼時的中芯國際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對外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對內付給台積電的賠款，讓中芯國際的資金出現了緊張。在這段時期，黑石等5家國際私募基金找到張汝京，願意以優厚的價格收購中芯國際，但張汝京考慮到中國晶片未來的發展，因此拒絕了私募。同期，摩根大通也提出以每股4.8美元收購中芯國際51%以上股權的建議，但同樣被張汝京拒絕了。

最終，張汝京只接受了央企大唐電信的股權收購建議，但當時由於國企審批流程複雜，中芯國際的股價從1.4美元跌至0.36美元，16.6%的股份換得了大唐電信1.76美元的資金，但不能完全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

張汝京對外資的頻頻拒絕，在內部引發了不滿情緒。而為了因應台積電的訴訟，中芯國際和張汝京選擇了在北京高院反訴台積電，指控其進行不正當競爭和商業詆毀。中國大陸律師的想法是，北京法院的審理時間早於加州法院，如果台積電選擇應訴，就必須拿出掌握的證據，這給了中芯國際在加州法院那裡應對和反駁這些證據的時間。

而萬一北京法院與加州法院的意見相左，但身在主場，中芯國際迴旋的餘地也比較大。但現實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駁回了中芯的全部訴訟請求，官司甚至沒有進入到審理環節。

留給中芯國際的路只剩兩條：要麼繼續和解，要麼積極應訴。據當時負責與中芯國際商談和解的台積電副董事長曾繁城回憶，在2009年9月，雙方其實達成了一個溫和的條件，賠償金額據說僅需3500萬美元。

「但是，當張汝京回到上海，卻沒有得到董事會及律師的支持。」曾繁城在事後認為，「中芯國際內部自己出現問題，一直沒有按照當時說的及時達成和解協議，一定堅持要打到最後。”

11月，美國加州傳來消息，台積電再次勝訴，但判決之重超乎了張汝京的想像。在先前1.75億美金的基礎上，中芯國際需要分四年再賠台積電2億美金，外加10%的股份，張汝京在聽到消息的那一刻，放聲痛哭。

因為在2009年這一年，受產業景氣度下滑與大客戶奇夢達的破產，中芯國際收入大幅下滑，產生了9.6億美元的巨額虧損。在這樣的境遇下，台積電的兩次訴訟無疑是讓中芯國際陷入了至暗時刻。

根據方正證券的統計，自2005年起，中芯國際前5年每年支付的3000萬美元賠償支出均佔中芯國際研發支出的30%以上，這大大削弱了公司的研發投入能力，而2009年的第二次訴訟和解所造成的損失佔當年經營收入和利潤的約30%，是當年研發支出投入的約2倍。同時，和解條款也限制了中芯國際對於先進技術資料的使用。

對當時的中芯國際而言，意味著其徹底失去了研發投入與持續擴張的能力，而張汝京也因此引咎辭職。

同中芯國際的這場別離，幾乎成為了他今後歷次創業的結局縮影。冥冥之中，類似揮手作別的場景，彷彿宿命一般，注定還要在他的身上反覆迴響。

而從局外人的視角來看，張汝京的每一次離開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尋求博弈的結果。他的身分、認知以及經驗，決定了張汝京一生都要漂泊在這根政府、資本、技術、文化力量相互斡旋的鋼絲繩索上，他像表演者手中的那根平衡木，始終竭盡全力在維持著整個體系的平衡，直至演出者行至終點，悄悄滑落。

這些圍繞著平衡的博弈裡，最直接的波動來自政治。

晶片產業從來都不是自由競爭，中芯國際自創業以來所遭遇的政治審查與技術封鎖幾乎貫穿張汝京時代始終，他一直需要想盡各種辦法繞過美國政府的封鎖。

2001年，中芯國際向美國應用材料公司購買雙電子束系統時間，被布希政府凍結出口許可，只能從瑞典購買。為了取得從美國進口設備的出口許可，身為基督徒的張汝京前往美國四處遊說，還找齊了全美五大教會為他做人格背書，同時承諾中芯國際的產品只用於商業用途，不會用於軍事用途，最後美國才發出了出口許可。

有了類似的前車之鑑，此後，IBM同意在45奈米領域與中芯國際合作時，張汝京當天就命人送來了一人多高的資料，只為避免對方反悔。

另一邊則是中國台灣的阻撓。中芯國際在快速擴張時，台灣當局曾三次對其進行罰款，累計達1500萬元新台幣，後來甚至將張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緝名單，逼得他只能宣布放棄台灣地區「護照」。

第二重的博弈則是在資本。

如上文所提及的，中芯國際在創立之初為了避開技術禁令，在股權設計上採取了海外資本為主，但股權分散的架構。中芯國際的首批投資人中，有來自海外的高盛、華登國際和祥峰投資，來自中國台灣的漢鼎亞太，以及國資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

因此，內部也分為了三個陣營。有著國資背景的大股東，想要藉助中芯國際扶持本土產業鏈；中國台灣的高階主管則是希望張汝京如台積電一樣走向全球化；而海外資本則更關注何時盈利以實現更好地退出。

在張汝京原本的構想中，分散的股權設計確保經營的獨立，他自信憑藉著自己的能力隨著中芯國際快速的發展，可以實現“既要、又要、還要”，但事實上，這是一道根本無解的題。

以海外資本為例，他們思考的是尋找更好的退出時間來套利。但站在張汝京產業報國的立場上，他對外資有著天然的懷疑。當時，有私募基金提出收購時，張汝京就評價：“私募有很靈活的操作方式，給的價格也很優惠。一旦被他們控制主導權，多半是分拆出售。”

而來自台灣地區的高階主管和政府背景的國資派則有著更明顯的兩套利益訴求。

前者想要“先做強，後做大”，擴張前提是能夠獲利，必須先在產業鏈上找到自己的差異化優勢。後者則是想要“先做大，後做強”，先借各地政府優惠政策、產業優勢，扶持中國本土產業鏈快速崛起。

張汝京選的是先做大。他一方面主導了中芯國際的菱形佈局，在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武漢各地建設新的產線，但代價是攤子太大，短期無法看見盈利。同時，為了快速跟上整個國際半導體市場的產業升級，張汝京選擇打破生產節奏，8吋生產線尚未折舊完，就大筆投資12吋生產線。而建一條普通12吋線的成本高達15億美元，這筆錢在當時足以建造半艘航空母艦。

張汝京在後來認為，如果不投12吋生產線，中芯國際將是中國大陸所有半導體公司中獲利最好的公司之一。但市場規律又告訴他，逆週期投資是一場勇者的遊戲。「但是，不做12吋中芯國際有前途嗎？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有前途嗎？」他不能說服自己。

我們無法帶著後視鏡站在當時的角度評價兩種模式的優劣，但在當時對於以盈利和量產為優先級的資本來說，他們顯然無法能感同身受張汝京的境遇。

第三重的博弈則來自人才。

要理解這一點，就不得不提到與張汝京淵源頗深的，另一位同樣被稱為「半導體教父」的張忠謀。

與台積電的兩次訴訟，本質上反映出的並非是「二張」間的個人矛盾，而是晶片產業的「人才競爭」。張忠謀對張汝京唯一的抱怨，可能就是當初張汝京從世大帶走了一批老部下，還從台積電挖走了100多名工程師。張忠謀曾公開抱怨：“台灣的人快要走完了。”

兩人在德州儀器的經歷，讓他們都體認到一套嚴格的美式管理辦法以及企業價值的重要性。例如，張忠謀以誠信正直（integrity）、承諾（commitment）、創新（innovation）、客戶信任（customer trust）這四種核心價值來約束台積電，而中芯國際的價值觀則是「誠信、客戶服務、質量、執行、創新、團隊」。

張汝京也自然在中芯國際嘗試將這套價值觀進行本土化改造，當他帶著全球各地優秀的工程師來到上海時，提出了「每個師傅要教兩個學生」的口號，進而帶動本地工程師能力的提升。張汝京在後來回憶：“現在國內做半導體的人，很多是中芯國際培養出來的。”

開山祖師「仙童半導體」的起伏故事，已經向所有人清晰的表明，在半導體行業，尖端人才的去留會如何決定企業競爭力量的此消彼長，張忠謀的恐懼或許正是來源於此。儘管對張汝京並沒有過多的公考評價，但一個細節表明了這位老人對人才的理解。

他曾公開評價自己手下另一位半導體行業的關鍵者梁孟松，梁曾在2017年加入中芯國際，是台積電的舊將：「我對梁孟鬆一直是有好感的，唯一讓他的好感打折的原因，是他好像跑來跑去的。」這段令人浮想聯翩的評價，似乎在不露痕跡地傳遞張忠謀的某種態度。

不過對張汝京而言，與台積電的博弈在他離開中芯國際後，似乎已經遠去，這道難題被留給了包括中芯國際在內的國產晶片製造商們。

很多年以後，張汝京總會時常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日子。他記得，當時有一位領導者這樣跟他說：「張博士，你們做的這個計畫沒有人做過，你往前走的時候到處都是地雷，你停下不走嗎？沒關係，我們繞著走。”

2000年，張汝京終於實現了北上建廠的願望，

中芯國際和上海張江成為他創業的原點

這段話給張汝京帶來了很大的啟發，這之後的日子裡，每當面臨挑戰和困難，他總是盡力克服，實在無法克服，就繞過它繼續向前。「博弈」是張汝京人生的命題，他總是需要在各方勢力間尋求平衡，如果不能，就選擇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因此「放棄」與「離開」對張汝京來說，不是逃避，而是一種無奈的成全，而成全是為了更好地向前。

03

理想主義者“張汝京博士”

還在中芯國際時，張汝京的辦公室裡沒有豪華的陳設，只有一個他最珍貴的「寶貝」──一個陳列著晶片的鏡框。來這裡採訪張汝京的人，總是會被他拉著講述這些芯片的故事。當年《浦東時報》的記者這樣寫道：“外行人看來不過是一些企業生產的產品，但在張汝京看來，每一片都是他的心血結晶。”

張汝京穿著芯恩的工作服，展示他的“寶貝們”

現在，人們多是稱他為張汝京博士。身為基督徒，在訪談中張汝京也喜歡用《聖經》裡的句子作為回應。

被問到信念，他回應：「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聖經申命記33章25節）。我們生活需要什麼樣的力量，上帝會給我們足夠的能力，越過這些困難，把生活過得有價值。”

被問到“如何不生氣”，他回答：“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聖經以弗所書4章26節）。”

被問到了“為何七十多歲，仍在創業時”，張汝京的答案是“因為上帝的呼召和祖國的呼喚。”

作為對比，在張忠謀位於台北辦公室的牆上，則是掛滿了與世界領導人的獎項和合影，他的名字被全球半導體聯盟用以設立獎項，先後六次作為代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在在這些高峰會的報道文章中，許多當地的媒體甚至叫他“張領袖”，第一批屬下總結過他的嗜好：“穿西裝，喝紅酒，抽雪茄”。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許多後來描述張汝京個人生活與創業經歷的文章中，一些只聽過他的名字但並不熟悉他的人，在接觸以後會發現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業界大佬過的是一種「不愛熱鬧」「簡單規律」「約束自己」的生活。

在中芯國際時，曾有中國台灣的朋友來上海拜訪張汝京，回去就跟當地媒體評價：「Richard連西裝都沒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發舊的灰色毛衣，像個傳教士，辦公桌是三夾板拼湊起來的便宜貨。”

後來在芯恩，張汝京在青島每天的日程安排可以精確到半個小時，有記者去採訪他，早上九點半見面時，他已經結束兩個會議，十二點採訪結束後，只給自己留半小時的吃飯時間。後來他的助理回憶，張汝京對物質生活毫無追求：「出差坐經濟艙，飯店乾淨就行，午餐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飯」。

芯恩時代，張汝京在青島工作，

芯恩是中國首家以CIDM模式運作的公司

這種節儉是他在德州儀器時就留下的習慣，很早張汝京就給別人留下了「省錢」的印象。

1998年7月，當時張汝京和幾位海外微電子資深專家訪問上海，專家們入住賓館時，其他人都加了10港幣換到可以欣賞黃浦江景的房間，但只有張汝京一個人沒有換。

在中芯國際時，他也將「省錢」發揮到極致。憑著對半導體行業週期的理解，他大膽進行“逆週期投資”，趁在行業低潮期購入高性價比設備，然後通過老師傅帶徒弟維修，以增加員工對設備的熟悉度，一舉多得。中芯國際一廠主廠房上樑時，張汝京只花了20元放了1000響鞭炮來慶祝。

跟隨張汝京一同創業許多人都承認，那些省錢的日子，在當時看來是很苦，但卻是一段少見的非常理想主義的日子。也正是這種理想主義，驅動著許多人至今圍繞在張汝京身邊，他每一次創業項目都有老朋友義無反顧地前來支持，這些人來自德州儀器、英特爾、三星電子、英飛凌、台積電、聯電、富士通等一系列在業界有著赫赫聲名的品牌。

這是理想主義者的人格魅力，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強烈的使命感驅動。一位從中芯國際後跟隨張汝京來到芯恩的員工在第一次見到張汝京時這樣評價：「第一次對話就感到，他不把這份工作當做賺錢的工具，而是視為自己內心的一部分、自己的使命。”

與張汝京相識二十餘年後，也在當時加入芯恩擔任高階主管的季明華評價張汝京是個「從不灰心」的人。“不管遭遇困難還是失敗，只要是要做的事情，他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直到成功。”

張汝京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未來充滿信心。2021年接受《財經十一人》專訪時，他說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有很多優勢，一是中國大陸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二是中國有充沛的人力，三是民間資本和政府在資金上逐漸加大的支持力道。他同時提到，應鼓勵民企和國企雙管齊下，齊頭並進，共同為中國半導體做貢獻。

他的信心不無道理。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晶片買家，而且具備成為最大晶片產地的潛力。全球半導體產業從1950年代在美國的貝爾實驗室裡誕生至今，經歷了三次大遷移，從美國向日本，從日本到韓國和中國台灣，如今則由中國大陸承接新一輪的產業遷移。

但在政策扶持、產能轉移的大勢面前，挑戰依舊現實，半導體產業越來越成為一個燒錢且需要舉國之力托舉才能進行的遊戲，根據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晶圓廠商半導體設備國產化率達35%，較2021年的21%大幅提升，但依賴進口依舊嚴重。

這或許是至今張汝京仍不下牌桌的原因。在被問到中國大陸應該學習哪一種模式時，他說：“我認為都要學，因為中國很大，我們要把幾個地方的優點都學來。”

在越來越多的場合中，恩怨、爭議與無奈，都與張汝京無關，更多的場合他提到了“上帝”，但《聖經》中沒有關於半導體的內容，張汝京卻有著傳教士般的熱情，他一輩子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將最先進的晶片製造技術帶到中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