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新研究探討了收到不利的醫療結果對個人選擇非專利藥與品牌藥的影響。這項研究最近發表在《市場營銷雜誌》上，作者是Manuel Hermosilla和Andrew T. Ching。

在COVID-19危機的高峰期，Manuel Hermosilla接到了一個來自智利的親戚的電話，他剛剛被診斷出患有癌症。這位朋友需要幫助尋找羥氯喹，這種藥物由於據稱對治療COVID-19有效而需求量很大，但在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方面卻供不應求。

赫莫西拉找到了羥氯喹的兩種替代品：一種是每月約15美元的普通版，另一種是330美元的貴重品牌版。Hermosilla說，這位家庭朋友不想要普通版本。”鑑於她的癌症診斷，她覺得普通版不夠’安全’–這讓我開始思考：與醫療有關的不安全感是否會影響病人的品牌/普通版選擇？”

得到壞的醫療消息可能是令人震驚的。它可能會影響我們開始一種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許是通過更多的鍛煉或吃更健康的食物。鑑於品牌藥被認為比非專利藥更有效，甚至更安全（儘管許多專家認為非專利藥是品牌藥的分子復製品），壞消息也可能影響我們對藥物的選擇。

這項新的研究指出，如果病人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總是選擇非專利藥，估計會給美國的醫療系統帶來巨大的節省–大約佔藥品支出的10%，或者每年360億美元。研究人員表示，更廣泛地使用非專利藥可以在不犧牲病人護理質量的情況下大大降低開支。

情緒和風險承擔

許多現有的研究都集中在這樣一個觀點上，即消費者缺乏讓他們放心的非專利藥和品牌藥之間的治療等效性的信息。然而，”Hermosilla說，”我們關注的是負面的信息衝擊會如何影響病人的決策。我們的工作建立在表明負面情緒會減少風險承擔的文獻基礎上。”

獲得壞消息是與醫療系統互動的一個常見且經常不可避免的部分。在這項研究中，作者首先關注的是低密度脂蛋白（LDL）膽固醇血液檢測結果帶來的醫療消息，研究了129毫克/分升和130毫克/分升LDL結果之間的”邊界”–“接近最佳”和”邊界高”範圍之間的邊界線。這是一個常見的測試，在臨床指南中定義了一個明確的分界線。它也是一個有用的測試，因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測量有明顯的誤差（例如，取決於空腹），意味著這兩類人（129與130毫克/分升）的健康狀況是一樣的。

研究人員檢查了2282名測試在129/130毫克/分升邊界的個人，分析包括這些病人的所有處方藥選擇（跨越六個藥物類別）。他們發現”邊界高”的低密度脂蛋白測試結果事實上影響了藥物選擇。相對於對照組患者（129毫克/分升），那些收到壞消息的患者（130毫克/分升）選擇普通藥物的可能性降低了1.3%。考慮到相對於品牌藥物的平均仿製藥價格折扣，這一影響意味著普通患者的藥物總支出大約增加3%。

壞消息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測試後不久（90天），對第一次購買藥物的病人影響尤其大。在健康的病人中也有更強的影響，他們可能對壞消息”更加驚訝”。

為了擴展這些發現，他們轉向了一種不同的醫學測試： 血紅蛋白A1c，一種用於診斷和管理糖尿病的血糖測試。他們把重點放在糖尿病患者用來控制病情的6.9%至7%的閾值上。在這裡，結果也與壞的醫療消息使病人不太願意接受非專利藥物的較高感知風險這一觀點基本一致。

以壞消息作為藥物推薦的一個因素

雖然對醫療環境中的壞消息的研究傳統上集中在嚴重的結果上，如死亡或癌症診斷，但對常規測試的研究可以使人們更好地理解醫療支出決策。

這些發現對醫療行業的幾個關鍵利益相關者有影響。衛生政策制定者、非專利藥製造商和保險公司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鼓勵病人選擇非專利藥而不是品牌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保險公司目前主要依靠兩個工具箱。第一個工具箱對應的是一套厭惡非專利藥態度的人口學和社會經濟預測因素。第二個對應的是可能的干預工具，這可以歸結為基於價格的促銷活動（例如，折扣、優惠券、免費樣品）。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僅僅依靠人口和社會經濟預測因素可能會忽視一個重要的可觀察因素，即壞的醫療消息的到來。因此，用壞的醫療消息的重複性的變量來豐富框架可以提高活動的效率，”Ching說。”一個簡單的方法可能是在病人剛剛收到他們的測試結果後，通過短信提醒他們非專利藥物的等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