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發表在《阿爾茨海默病雜誌》上的新研究，感染SARS-CoV-2對已有癡呆症的患者的認知功能有重大影響。研究中包括的所有癡呆亞型的患者在感染SARS-CoV-2後出現了快速進展的癡呆。

自第一波COVID-19大流行以來，神經學家已經註意到這種傳染病的急性和長期神經系統綜合症和神經精神後遺症。到目前為止，關於COVID-19對人類認知的影響的見解仍然不明確，神經學家們稱之為”腦霧”。一組研究人員為了更好地了解和驅散這種迷霧，調查了COVID-19對14名已有癡呆症患者（4名阿爾茨海默病[AD]，5名血管性癡呆，3名帕金森病癡呆，2名額顳葉癡呆的行為變體）認知障礙的影響，這些患者在接受COVID-19後，認知能力進一步惡化。

“腦霧”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術語，對COVID-19後認知後遺症的範圍沒有具體的歸屬。基於認知缺陷的進展和與白質強度變化的聯繫，作者提出了一個新的術語：”淡化記憶”。資料來源：《阿爾茨海默病雜誌》報告

來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Bangur神經科學研究所（BIN）神經醫學部的主要研究人員Souvik Dubey, MD, DM和來自西班牙馬德里”十月十二日”大學醫院神經學部的Julián Benito-León, MD, PhD解釋說：”我們推測COVID-19對已有癡呆症的患者肯定有一些有害的影響，這是以我們對這種病毒感染對沒有癡呆症的患者的認知影響來推斷的。然而，由於存在多種混雜因素和偏見，在COVID-19之後對已有癡呆症患者的認知障礙進行評估是很困難的。”

除了發現所有的癡呆亞型，無論患者以前的癡呆類型如何，在COVID-19之後都表現得像快速進展的癡呆，研究小組還發現，不同類型的癡呆之間的分界線在COVID-19之後變得非常模糊。

印度西孟加拉邦Burdwan醫學院和醫院普通醫學部的共同研究者Ritwik Ghosh博士表達了他對癡呆症亞型劃分的擔憂。”在後COVID-19時代更加困難，這種病毒感染的歷史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很少有有COVID-19病史的患者在沒有預先存在的癡呆症的情況下有表型和成像上類似的大腦變化，模仿其他退行性和血管性癡呆症”。

研究人員還發現，在COVID-19之後，特定類型的癡呆症的特徵發生了變化，退行性和血管性癡呆症在臨床和影像學上都開始表現得像混合性癡呆症。在起病隱匿、進展緩慢的癡呆症患者中，觀察到了快速和積極的惡化過程，而這些患者以前在認知上是穩定的。

在該研究的後續跟踪中，皮質萎縮也很明顯。涉及小血管和炎症的凝血病，與大腦白質強度變化進一步相關，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致病指標。

癡呆症的快速發展，認知能力的進一步損傷/退化的增加，以及白質病變的增加或新出現，表明以前受損的大腦幾乎沒有防禦能力來抵禦新的攻擊（即像感染/免疫反應失調和炎症的”第二次打擊”）。

據Souvik Dubey博士和他的合作研究者說：”‘腦霧’是一個模糊的術語，沒有具體歸屬到COVID-19後認知後遺症的範圍。基於認知缺陷的進展以及與白質強度變化的聯繫，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術語：’淡忘記憶’（即疲勞、流暢性下降、注意力缺陷、抑鬱、執行功能障礙、信息處理速度減慢和皮質下記憶障礙）。

印度西孟加拉邦Berhampur精神病院精神病學部的共同研究者Mahua Jana Dubey博士補充說：”在COVID-19的各種社會心理影響中，認知缺陷，當伴有抑鬱症和/或冷漠和疲勞的患者或沒有預先存在的癡呆症時，需要進行細緻的評估，因為它給照顧者帶來了額外的壓力和負擔，這是一個最重要但經常被遺忘的問題，可能有礙於治療。”

“隨著全球老齡人口和癡呆症的增加，我們認為迫切需要對COVID-19相關的認知障礙進行模式識別，以區分COVID-19相關的認知障礙本身和其他類型的癡呆症。這種理解將對未來的癡呆症研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Souvik Dubey博士總結說。

“越來越多的流行病學證據表明，COVID-19和AD的關聯是COVID-19的AD風險增加，而AD患者中COVID-19的增加則指向共同的發病機制。”《阿爾茨海默病雜誌》主編、德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神經生物學塞姆斯傑出大學主席George Perry博士說：”Dubey等人進一步澄清了這種聯繫，證明COVID-19從根本上改變了癡呆症的進程，無論其原因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