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果表明，一個人在診斷期間的心理健康狀態對其整體健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鬱症的肺癌患者，其炎症水平的風險要大兩到三倍，而炎症水平是生存率低的標誌。

這些發現可能為大量肺癌患者對新型免疫療法和靶向治療缺乏反應提供了解釋，儘管它們能有效地大幅延長其他許多同種疾病患者的生存期。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俄亥俄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Barbara Andersen說：”這些抑鬱程度高的病人，其結果不佳的風險要高得多。抑鬱症水平可能與其他與肺癌患者病情相關的因素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項研究最近在線發表在PLOS ONE雜誌上。

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院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綜合癌症中心-阿瑟-G-詹姆斯癌症醫院和理查德-J-索洛夫研究所的Andersen及其同事研究了186名新診斷為晚期肺癌（第四階段）的患者。他們對診斷時抑鬱水平與全身炎症比率（SIR）生物標誌物水平的關係感興趣。

SIRs包括三種與體內炎症有關的生物標誌物。炎症越高越危險，並與較低的生存率有關。

所有參與者還完成了一項抑鬱症測量。結果顯示，很大一部分患者：35%有中度至重度抑鬱症狀。

Andersen說：”在所有癌症患者中，肺癌患者是抑鬱症發病率最高的人群之一，這使得我們的研究結果更加令人擔憂。結果顯示，較高的抑鬱症分數和較高的炎症分數之間存在關聯，但關鍵的發現是，抑鬱症水平最高的患者在推動這種關係。”

例如，以研究中的生物標誌物之一的血小板與淋巴細胞比率為例。對於那些沒有或輕度抑鬱症症狀的人來說，56%的病人高於危險的炎症水平的臨界點，而42%的人低於這一水平。但是對於那些有高度抑鬱症的人來說，77%的人高於高水平炎症的臨界點，只有23%的人低於臨界點。

她說：”高抑鬱水平的病人的炎症水平明顯較高，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相關性的真正驅動力。”

這些高度抑鬱的病人具有高炎症水平的可能性是其他因素的1.3到3倍，即使控制了與炎症生物標誌物水平有關的其他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學和吸煙狀況。而且分析顯示，所有三種生物標誌物的基線水平都能預測總體生存率。具體來說，與炎症比率較低的患者相比，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炎症生物標誌物之一）升高的患者在未來兩年內任何時間點死亡的可能性大約是兩倍。

Andersen指出，這項研究是在病人剛被診斷出來，並且尚未接受治療的情況下測量抑鬱症和炎症之間的聯繫。

但在Andersen和她的同事以前的一項研究中，他們控制了診斷時的抑鬱水平，並發現此後持續的抑鬱症狀的軌跡預測了生存。這是對抑鬱症狀在治療期間和之後繼續存在所帶來的生存風險的首次研究。不斷積累的數據表明測量和治療肺癌患者的抑鬱症的重要性。

在這項研究中，抑鬱症高發/炎症高發的患者比那些具有與癌症患者生存率低相關的其他指標的患者要多：高中或低學歷，超重狀態，以及在進行日常活動的能力測試中得分低。

一些醫生可能認為癌症患者情緒低落是正常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對癌症診斷感到不安、悲傷和焦慮是正常的，但患有嚴重抑鬱症是不正常的。抑鬱症不應該被打折扣。這項研究顯示了抑鬱症和炎症之間的密切聯繫，兩者都與不良結果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