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強北水貨市場摸爬滾打10年之久的小林，終於決定結束自己的華強北生涯，選擇回家鄉發展。“現在根本幹不下去了，抓得嚴、也不好賣，以後華強北不會再有水貨機了。以前的華強北賣水貨手機太賺錢了，隨隨便便從香港背回來幾台手機，就能日賺大幾千，不知道多少人賺得盆滿缽滿。”

小林非常懷念曾經的崢嶸歲月，和如今有著天壤之別：“現在抓走私太嚴格，抓住就是判刑，誰還敢做水貨手機哦！”

和他相同處境的水貨機商戶不在少數，華強北似乎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蕭條與冷清。

從人聲鼎沸到門可羅雀

飛揚時代大廈，是華強北租金最高的檔口，也是水貨手機的中心。在這裡很少有辦公室，都是一排排玻璃櫃檯圍成一個片區，攤主一個挨著一個，像動物園關起來的猴子。玻璃櫃下擺滿了沒包裝的iPhone手機和一疊疊紅色鈔票。

過道上來來往往淘金的背包客，看到好成色的水貨iPhone就快速和老闆談好價格，並且講價時候不能讓旁邊的同行聽見，都隨身帶一個計算器，想要什麼價就按下數字給賣家看，報出來的價格一成交，就把沒包裝的iPhone用塑料袋裹起來，往背包裡一塞。等到第二天，背包裡的iPhone就會發往全國各地的二級經銷商或者顧客手裡。

小林的鋪子就是位於四樓的一個小辦公室裡，門口還欲蓋彌彰貼著XX手機維修售後的招牌，其實他完全不會修手機。

“我基本不做散客生意，都是大批進貨大批賣貨。“小林回憶起曾經的崢嶸歲月，不由開始指點山河：“在飛揚大廈賣貨的分三種人，最上游的是掌握著貨源和渠道的批發商，中游是租個一米櫃的攤主，最下游就是背包客或者散客，而我只做上游生意。”

小林告訴鋅財經，他的“水貨生意”做得很大，作為最上游的批發商，他的進貨渠道有兩種：一種是“小打小鬧”，每天僱傭背包客去香港，人肉背回來iPhone。這種雖然風險較小，但一次最多也就帶回來3-5台iPhone，多的話容易被海關發現。

第二種就是大買賣的走私生意，在深圳灣、深圳河或沙頭角貨運的船上，安裝多個大馬力引擎和河船暗格，通過各種“黑色手段”，一次性將成百上千台iPhone從香港帶到深圳。這種“大買賣”，小林非常謹慎，每隔好幾個月才會做一次。

“每次貨到了的時候，那就是最膨脹的時候。我立馬通知飛揚大廈熟悉的攤主，讓他們一個個來我辦公室。然後我拿著計算器一個個按出每台iPhone的價格，總價是多少。如果他們不接受，我就讓他們走人，繼續喊下一個來。”

當時的水貨iPhone非常熱銷，小林往往剛從碼頭搬過來貨，一會就能全部賣光：“一般不到一個小時就能全部賣出去，而且都是當面交錢當面交貨，不能發快遞。給完錢後，那些攤主就搬著一箱箱iPhone自己拉回去。”

好景不長，這樣的“輝煌歲月”並沒有持續太久。從2022年年初開始，受境外疫情輸入影響，深圳開始嚴厲打擊走私和偷渡行為，嚴查進貨渠道或快遞物品來源，嚴厲查處銷售無合法來源進口物品等行為。

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的飛揚大廈，如小林這樣的批發商都不敢再進貨，導致水貨iPhone的數量出現斷崖式下跌。攤主沒有貨，背包客也沒有貨，最終水貨生意逐漸消失。

目前，飛揚大廈大部分一米櫃都已清空，大量店鋪轉租或出租。

水貨iPhone也不便宜

水貨iPhone存在的最大購買價值，就是因為價格便宜。但是近些年這個底層邏輯，卻被一點點顛覆了。

上文提到，水貨iPhone的進貨分為批發商、攤主、背包客，這也意味著一批從香港走私來的iPhone，先是被批發商抽了一筆錢，然後轉給攤主，攤主再抽了一筆錢接著轉給背包客或者二級經銷商。最後，背包客和二級經銷商賣給消費者，他們同樣會抽一筆錢。

小林告訴鋅財經：“水貨iPhone其實和二手機差不多，從香港的蘋果專櫃出貨，到我這裡是第一手，賣給攤主是第二手，攤主再賣給背包客和二級分銷商是第三手……到了消費者手裡，都已經中轉了第四手。”

如此抽絲剝繭，一環接著一環，再扣除中間的物流費用，等到消費者拿到水貨iPhone時，價格已經比真正的香港iPhone高出來太多。對比國行版本的iPhone，在價格上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蘋果商店

與此同時，電商平台也將iPhone視為最重要引流商品，頻頻上架各種降價活動。例如拼多多的“百億補貼”，從2019年就持續為iPhone提供大額補貼，不斷壓低國行iPhone的入手價格。

同時，在雙十一、618為首的電商大促上，國行iPhone都會推出24期分期免息的活動，比起水貨iPhone需要一次性付清數千元的“巨款”，消費者購買國行iPhone門檻更低。

除了價格不佔優勢以外，電商平台也開始抵制水貨手機。2020年底，淘寶網明文要求賣家不得發布“美版、亞太、歐版、日版、韓版、有鎖”等非中國大陸版本機型的描述用語；京東、蘇寧等電商平台也相繼出台限制水貨手機的規定。

面對市場的不斷收緊，水貨iPhone最大的盈利點就在每年9月蘋果發布會前後。新款iPhone發布後因新品備貨量問題，往往第一批新iPhone的價格會大幅度上漲，能為沈寂已久的華強北帶來一股生氣。

但今年的iPhone 14系列卻因為基礎版本的14和Plus繼續沿用上一代A15芯片，被消費者抵制，直接導致iPhone 14系列的需求低於預期，出現大量囤貨，讓華強北的水貨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蘋果也救不了華強北了。”小林給自己十年華強北生涯下了最後一個定語，隨即登上返程歸鄉的高鐵。

轉型依然離不開蘋果

當一個公司出現生存困難時，轉型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華強北的水貨iPhone逐漸消失，蘋果配件就成了最大的生意。

近幾年蘋果的智能穿戴設備引起了行業震動，不論是iWatch，還是Air Pod，均是年銷過億的現象級產品。但也滋生了華強北的“白牌電子設備”灰色產業鏈。

所謂的“白牌”其實就是無品牌的山寨貨，其最大的優勢就是價格低廉和外觀與Air Pod極度相似。比起Air Pods動輒上千元的售價令人望而卻步，50-200元不等的白牌耳機似乎更能符合消費者的預期。

不僅外觀相似，華強北出品的白牌耳機甚至還做到了支持“改名定位、彈窗連接、入耳檢測”等蘋果Air Pods Pro標配的功能。

便宜低廉、和Air Pod外觀和功能相似的白牌耳機成為行業的銷量冠軍。據上海證券研究所數據顯示：2020年白牌耳機出貨量達到2.92億部，出貨佔比高達49%；而蘋果Air Pod出貨量為7800萬部，出貨佔比為21%。

近3億的出貨量，讓華強北生產白牌耳機的廠商越來越多，逐漸替代了水貨手機，成為華強北的新名片。

雖然白牌耳機銷量不錯，但過於依賴於模仿的白牌耳機，始終面臨專利侵權風險。另一方面，白牌耳機定價過低，也導致廠商能獲取的收益有限。雖然出貨量高出一半，但淨利潤無法跟蘋果Air Pod相比。

從iPhone水貨和走私，變成Air Pod的山寨和抄襲，如果華強北一直將白牌耳機作為核心經營，那隻會將名聲進一步降低。

坐擁1.45平方公里的商業區，一年2000億銷售額，成就50多位億萬富翁等華強北商業傳說，未來會走向哪裡，恐怕無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