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研究，社會隔離是癡呆症的一個明確的風險因素，因為它與負責記憶的大腦區域的改變直接相關。來自華威大學、劍橋大學和復旦大學的研究人員分析了英國生物銀行數據集中超過3萬名成年人的神經影像數據，以研究社會隔離和孤獨與最終癡呆症的關係。研究表明，處於社會隔離的人中，負責記憶和學習的大腦部分的灰質體積較低。

這項研究的結果最近發表在《神經病學》雜誌上。

研究人員利用英國生物銀行的數據，即一個大型縱向隊列的數據，採用建模工具來研究社會隔離和孤獨感與全因癡呆症之間的相對關係。在考慮了一些風險變量，如社會經濟地位、慢性病、生活方式的選擇、抑鬱症和APOE基因型之後，結果顯示社會隔離與癡呆症的風險高出26%這一數字有關。

這些人們的孤獨感也與日後的癡呆症有關，儘管在控制了抑鬱症之後就沒有了，而抑鬱症在孤獨感和癡呆症之間的聯繫中佔了75%。因此，與主觀的孤獨感相比，客觀的社會隔離是日後患癡呆症的一個獨立風險因素。根據進一步的亞組分析，這種影響在60歲以上的人中更為明顯。

華威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神經科學家埃德蒙-羅爾斯教授說：”社會隔離和孤獨之間是有區別的，前者是一種客觀的社會聯繫不足的狀態，後者是主觀上認為的社會隔離。兩者都對健康有風險，但是，利用英國生物庫的廣泛的多模式數據集，並以多學科的方式將計算科學和神經科學聯繫起來，我們已經能夠表明，是社會隔離，而不是孤獨的感覺，是後期癡呆的獨立風險因素。這意味著它可以作為英國癡呆症的預測器或生物標誌物。在過去幾十年裡，隨著社會隔離和孤獨感的日益普遍，這一直是一個嚴重但未得到重視的公共衛生問題。現在，在COVID-19大流行的陰影下，對社會關係干預和護理有影響–特別是在老年人群中”。

來自華威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馮劍鋒教授指出：”我們強調了通過確保老年人不被社會隔離來降低他們患癡呆症風險的環境方法的重要性。在未來的任何大流行病封鎖期間，重要的是個人，特別是老年人，不要經歷社會隔離。”

劍橋大學精神病學系的Barbara J Sahakian教授說：”現在我們知道社會隔離對大腦健康和癡呆症的風險，政府和社區必須採取行動，確保老年人定期與他人進行交流和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