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在B 站，繼羅翔之後，魯迅成為了年輕人追捧的“偶像”。70 後和80 後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個在當年升學考試時，多篇作品被選為背誦篇目的民國作家，會像二次元虛擬偶像一樣，重新被00 後群體“撿”起來。

在很多人眼裡，這些用QQ 多過微信，用手機多過電腦的“移動互聯網原住民”，是一群打不得罵不得的“玻璃心”——他們的日常是怒懟老闆、瞬間辭職，他們叫囂著對抗996，熱衷於做“整頓職場”的“職場紀委”，也將“躺平”和“擺爛”奉為口頭禪。

對於更年輕的一代，人們通常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要么稱讚其為敢玩敢活的“後浪”，要么批評他們是不思進取的“三和大神”——前者帶著一種盲目的樂觀和諂媚，後者則不得不說有種過來人的“爹味”。

所有人都在試圖“定義”年輕人，卻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年輕人。

張安定創辦的青年誌公司，每年都會根據調研發布一份當代年輕人報告，通過觀察和分析現代年輕人的觀念、行為和習慣，來總結其背後所蘊含的趨勢和真相。

在最近的溝通中，張安定告訴極客公園，人們之所以難以理解年輕人的行為和動機，恰恰是因為只將焦點放在了“現象”上，而只有結合對時代背景的剖析，才能真正理解在年輕人表現的“冰山”之下，隱藏的真相。

而這些真相，或許可以用七個關鍵詞來進行總結。以下內容來自這場交流的部分摘要：

01 作為前提的“時代”

後全球化時代，各項紅利逐漸消失，“確定性”變得稀缺。此前摸著“歐美”經驗過河已經行不通，所有人將面對一個增長停滯、高度不確定的時代。

從九十年代至今，人們身處一個這樣的歷史進程之中——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進程，及其產生的全球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部分地加入了這個體系，並且通過努力獲得了足夠的回報。

大約五年前，這一進程逐步地開始呈現出問題：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速放緩，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技術幻覺在消失，與此同時，對資本和技術的批判和反思上位，這些都意味著底層結構與秩序的變化。

舊的東西摧枯拉朽般崩塌掉，新的格局正在建立，我們應當重新看待現在與未來。

在今天，把握未來的趨勢變得更具挑戰性了，因為這一次，我們似乎缺乏足夠多的未來參照系。從前在國內創業，多可以參照日本與歐美市場的技術發展路徑，以此預估產業的狀況，但現在，全球的市場包括政治與文化背景，都正在變得更加複雜。

轉折其實在5、6 年前已經發生，這幾年來，從外部看，大國競爭進入新冷戰時代、中美之間衝突，從內部看，經濟下行，從追求效率到向追求公平轉換，到現在，“風險”大於“機遇”這個趨勢已經被大家，尤其是被年輕人看清了。

最近，無論是年輕人，還是企業家群體，應該都能感知到風險大於機遇的氛圍。對於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上的我們而言，重新理解時代變得格外重要。

機遇和收入減少，間接導致消費主義疲軟；社交媒體過度連接，導致年輕人從“早熟”到“幻滅”；再到現在於“絕望”中尋找和真實人生的“連接”，這些是理解當代青年的基礎。

要理解年輕人，無法拋開時代背景。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們試圖重新理解他們。

02“職場紀委”是怎樣煉成的？

“00 後整頓職場”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成了一個熱議的網絡梗。作為前輩的80 後和90 後，對敢於怒懟老闆、旗幟鮮明地拒絕996 和“畫餅”的00 後報以羨慕的眼光。

但是，對於“老闆”和“管理者”來說，在職場裡逐漸成為主力的年輕人又不容忽視，無奈的管理者紛紛感慨，“隊伍越來越不好帶”。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

過去三十年裡，我們習慣了這樣的進步主義敘事——跟隨時代成長，獲取時代紅利，實現個體價值。個體通過努力能實現自我價值、甚至實現階層躍遷——人們對此堅信不疑。

在有願景的情況下，職場可以是一場共謀的遊戲，但如果沒有願景呢？

此前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十餘年間，成就了一批互聯網公司迅速成長為獨角獸，期權激勵成就了許多互聯網大廠員工的財富神話。2014 年，騰訊發行約1952 萬股新股用於員工獎勵，從中獲利的員工數達到4997 名，平均每人可獲股權價值達38 萬元；同年，阿里巴巴上市，馬雲因此成為當時國內最富有的人，總財富達到265 億美元，持有阿里股票的一萬多名員工，平均每人可分得182 萬美元；再到2018 年，小米上市有近三成員工分到期權，約5500 名員工平均每人可得到近千萬元。

但從2020 年11 月螞蟻集團上市停擺開始，互聯網公司造富神話逐漸破滅，滴滴上市僅5 個月即退市、股價腰斬……

80 後是伴隨改革開放的一代，坐擁時代紅利，他們跟隨組織很可能可以實現理想；90 後的成長伴隨著各類財富神話和成功敘事，時代紅利的窗口期雖在收窄但仍未結束。而對於00 後而言，從其邁入職場的那一刻開始，時代紅利在衰退，個體能夠借助組織成就自身的機會急劇減少。

年輕人們逐漸感到悲觀，他們不再相信組織所訴說的“長期主義”；“只要努力就能實現價值”的進步主義敘事，變成了一種幻覺，不確定性帶來的虛無與匱乏感籠罩在他們頭頂。

在一個動蕩的時代裡面，人首先得保護自己。

年輕人們不再願意犧牲自我，開始注重個人邊界感，要劃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具體表現為拒絕低效內耗、拒絕無腦服從、拒絕洗腦、拒絕權益被侵犯——這些問題一直存在，只是從前被時代紅利所掩蓋。

可喜的是，談論人的權益是必要的，這些原本是正常職場應有的狀態。

03 今天，消費降級了嗎？

在最近大熱的書籍《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裡，作者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後現代生活工作意義的缺失，最終被消費主義滿足替代了。

但是，近年來在豆瓣等社交媒體上，“極簡主義生活”、“消費降級”等小組擁有幾十萬的跟隨者，年輕人在其中分享對於消費的抵制和反思，並且互相傳授，如何用最低成本擁有更好的生活。

在“工作不能實現夢想”之外，“用工作換錢買買買”這樣的消費主義思想，在00 後身上也不再奏效。

張安定認為，每個國家都會經歷一個階段，似乎一切都可以通過消費去解決。無論是個人成就的表達，個人價值的實現，各種解決方案的獲取，一切都變成了消費式的存在——只要掙錢，有了錢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國外的消費主義崛起時，銀行為年輕人大批量地辦理信用卡，儘管這超出了年輕人的支付能力。在國內也一樣，各種校園貸、消費貸，都（客觀上）鼓勵年輕人欠債消費。

很多年以來，中國的商業組織窮盡心思製造慾望、掏空年輕人的錢包。在2016 年左右，國內消費主義曾高度盛行，網紅經濟以及一系列新消費品牌崛起，海外品牌也變得比以往更容易觸達。比如電商平台的首頁可能會推送冰島的雨傘。來自世界、令人眼花繚亂的商品被帶到消費者的眼前。

而自2018 年開始，經濟下行已初露端倪。極簡主義、斷捨離的討論出現，對消費主義的反思開始流行。年輕人開始反思，自己其實並不需要那麼多消費。

與此同時，疫情加速了消費主義到達頂點。

以國內的新消費品牌為例，如果沒有疫情影響，可能至少還有5-6 年的高速發展期。畢竟經濟向好能夠滿足慾望的持續上升。加之中國此前各個品類做得不好，一有新工藝出來，大家都想去買新的，也無可厚非。

但經濟的下滑再加上疫情的衝擊，帶來了理性消費。

此前埃森哲發布的《2022 中國消費者洞察》，指出在中國，一個成熟的消費社會已經出現了，消費者正在從即時滿足轉向長期滿足，消費時考慮的維度也更加多元了。

一個成熟的消費主義社會具有兩點特徵：品類充分競爭；消費者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有尊嚴的有限生活應該是個基本面。以前是想要比別人更牛逼的美好生活。

04 魯迅，YYDS

在B 站，除了二次元和羅翔，曾經中學課本中必考的“文思革”（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與虛擬偶像和年輕貌美的明星，成為了青年心目中的“愛豆”。

為什麼？單單“閏土”和“猹”這樣過氣的流行梗，顯然不是讓大文豪“再次偉大”的流量密碼。

既然今天的問題非常有挑戰，非常困難，那年輕人如何去處理？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他們可以擴大自己的歷史尺度，通過回望過去，從過去去吸取力量，以此來理解與面對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因為在歷史的不同年代裡面，也有其他的人面臨不同的狀況，他們面對和處理的方式，可以在今天拿來作為藉鑑。

比如說這次俄烏衝突，年輕人可能沒法討論這件事，但他們會討論蘇聯解體、秦朝的政治，討論很多歷史上的問題。因為他們之前的經驗裡，沒有見過這些事，就可以通過回到歷史邏輯裡面去理解問題從何而來，吸取到一些靈感與啟發。

還有很多年輕人在B 站看魯迅，通過看魯迅面臨的時代狀況，看他作為一個個體如何去激發自己和他人，然後從中獲得一些力量。

B站上以魯迅為主題創作的視頻

對於更早的文化娛樂內容的重新消費也是一樣的邏輯，比如《我愛我家》。年輕人為什麼要去看《我愛我家》？因為他們發現在那個時代，表達更自由。那個時代的所有的劇集都可以有批判性地討論當時的社會問題，而且裡面還有一些好的價值觀，他們從這些裡面會發現什麼才是正常的，應該有的東西。

05 Up 主背後的真實和連接

B 站知名Up 主巨靠譜的老蔣，曾經分享過這樣一個洞察，作為90 後生人，自己和80 後的朋友類似，在鏡頭面前有種天然的緊張和尷尬——畢竟還是文字的一代，相比於露臉拍視頻，將邏輯變成文字更令人感到安全。

但00 後截然不同，作為“移動互聯網一代”，他們在鏡頭面前沒有任何心理負擔，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

在豆瓣、B 站、抖音、甚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地年輕人用文字、圖片、視頻等種種形式來分享和表達自己。

他們並不是想享受安迪·沃霍爾的“15 分鐘”，而是在嘗試和真實的世界發生連接。

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其他年齡的人，在面對今天的狀況時，都要回到人本身，要去關心所處的真實狀況。

這種關心、關懷可以從一些很小的地方去著手。從這個角度來看，年輕人的一些變化是他們在嘗試解決問題。

他們去連接身邊的人，身邊的世界，把人的基本的善意和尊嚴的看得很重要。只有當你關心具體的人，理解人的真實面，才會有抵抗各種意識形態的力量。

那些活躍的年輕人在幹什麼？在書寫記錄和思考。

比如疫情期間有人就在寫方艙日記記錄和思考，還有很多藍領、普通人在小紅書、在微博記錄真實的生活和思考，在播客裡討論各種社會問題，這些都是行動。

在這一點上，全球的年輕人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全球也在面臨轉折點。全球的年輕人都在行動。就像很多韓國炒幣的年輕人，換一個角度去看，可以理解為在韓國財團統治下其實沒有什麼上升的社會空間，但他們還是努力想去顛覆財富階層，想進入到技術或者新領域裡面，去把握最後的機會。

面對問題去行動，才能有力量。系統再強大，你該做的事你還得做，這是你的生活。而且，做一切能做的事情，其實會促進整個系統的變革發生。

06 玻璃心

“不可以批評年輕人，明天他們就不來上班了”，某部大熱日劇裡的一句台詞，可能是60、70 和80 後對於年輕人“玻璃心”鄙視的“最好說明”。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歐美，通常被認為大大咧咧更皮實的歐美年輕人，同樣被貼上了“雪花一代”（Generation Snowflake）的標籤。

00 後就是抗壓能力差的“玻璃心”，這個事情背後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過去的年輕人的自我其實蠻簡單的，就是你面對外部的時代機會要努力，你要建立一個獨特的自我，更早地實現自我價值。

但是，如果你去跟一些心理學家聊，會發現中國人的自我其實非常脆弱。中國年輕人的自我，尤其是95 後00 後，他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壓迫、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裡，而外部的環境又充滿競爭與不確定性，所以他們會經常面對高度的挫折。

在一個惡劣的外部環境里長大的年輕人，他們看到的自我，要么是消費主義下構建的自我，要么是一個高度競爭後的自視甚高的自我，一旦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就會變得高度脆弱。不過一個好的變化是，外部環境變得不確定後，他們對向外證明自我價值，也變得不那麼執著了。

他們開始轉為向內關愛自我，重新探索自我。在國內的文化語境裡，這是長期被忽略的一件事。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長的人很多都會愛自己，但是中國人不會愛自己，一旦有挫折，就會是個大問題。

所以，在一個轉折的不確定的年代裡面，尤其要重視從內在滋養與愛護自我。

另一方面，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不僅讓年輕人“早熟”，也打亂了他們的“成長周期”。

如果在從前沒有社交媒體，沒有移動互聯網的時候，所謂的年輕人的“不變”體現在階段性的生命經驗的類似上，也就是按部就班地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子，所謂的什麼年紀做什麼事。

但在當下，所謂的按部就班已經改變了，因為在社會資源的變化、媒體文化的變化的衝擊下，同樣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在成熟度上是有差異的，他們對社會的殘酷會有不同的認識。

我們（70 末）剛畢業時，對社會是沒有認識的，但今天的大學生畢業時對社會是有認識的，進任何一個公司，就要說我的權益在哪裡。這些就是代際之間的不同。

而且現在年輕人很慘的。為什麼慘呢？就是以前年輕人不知道很多東西，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被保護了。社會給年輕人設了一個很清楚的路徑，每個年齡階段處理每個年齡階段的問題就行了，按部就班地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子就行了。每個階段，其實都是可以藉助前輩的經驗的。

但現在很多東西都變了，沒有太多經驗可以藉鑑了。因為個體社會化過程中一些關鍵的參數、影響力因素都變了，家庭的、媒體的、學校的、同伴的影響都變了。

比如同伴，從前同伴可能是學校里和住的地方認識的人，今天的同伴可能是十萬里之外的一個外國人。這些東西變化之後對年輕人的成長歷程是有影響的。

說好聽點，是讓他們的眼界更開闊，不好聽的話就是其實也給他們造成了極大困擾，不同階段要做的事情交錯在一起，可能會讓他們在每個成長階段裡都沒有處在一個完全準備好的狀態，會變得比較混亂。

尤其現在的年輕人，超越了原來的成長路徑、社會化路徑，更早地面對世界和自我，可能的確更快地成長了，但是自我期待也更高了，而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在過去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糟糕。

所以在今天，年輕人生存真的很艱難，也更有挑戰。

07 做人，做有尊嚴的普通人

過去幾十年，社會的快速發展，讓人們自然而然地嚮往成為中產階級或者企業家，實現自我價值，創造社會價值。

而現在，人們，其實不僅是年輕人，嚮往成為一個“普通人”。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年輕人的嚮往從來都是成為一個不普通的人，比如成為一個企業家，不斷創造自我價值、社會價值。

但在今天，不管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很多人的嚮往都變成了，想要做一個普通人，好好活著，重新紮根重新安頓自我。

可以說，中國人正在第一次真正面對現代意義上的安身立命，不只是關心車房問題，而是關心在一個後物質主義時代，如果掙錢不再那麼容易或者重要，應該如何安頓一個人的尊嚴？

我們都是普通人，在一個不確定的混亂的時代裡面，需要意義，需要故事，需要精神與情感的支撐力量。我們更要明確自己犧牲什麼、得到什麼，要為自己重新做定位，要在有限的資源下學會應對長期生活的不確定。

我們不應當再進入消費主義的陷阱，應該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過得有尊嚴，到達一種有尊嚴的有限生活，重新發現生活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