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7日，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經美國國會參議院批准，出任美國第116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這將使傑克遜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繼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和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之後的第三位非裔大法官，同時也是第六位女性大法官。

據美聯社4月7日報導，傑克遜獲任大法官將為民主黨人提供喘息機會，雖然這並不會改變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平衡，但仍將是拜登在最高法院上留下的一份政治遺產，也讓他履行了2020年作出的提名第一位非裔女法官的競選承諾。

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在參議院投票後表示：“這對白宮和美國來說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這是總統對國家做出的承諾的兌現。”

無法比擬的多元視角

傑克遜將取代今年1月決定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在她就任後，最高法院將保持目前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形勢，保守派仍在最高法院佔絕對主導地位。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傑克遜作為國家最高法院新任第九名成員將是無關緊要的。《衛報》刊文分析稱，相反，她將為美國司法界帶來豐富的現實社會知識和個人敘事，這是其他司法人員所無法比擬的。

在傑克遜的這些特質中，最重要的是其歷史地位，她是自1789年最高法院創立以來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她作為非裔女性的個人故事和其多樣化的法律經驗將會產生影響。”民權律師諾林·法雷爾（Noreen Farrell）指出。

法雷爾認為，鑑於傑克遜曾任聯邦公設辯護人，故她的影響在刑事司法案件中可能尤其明顯——這將使她成為最高法院歷史上唯一一位曾代表被告的法官，“作為代表貧困客戶和司法系統中被差別對待的人的辯護者，同時自己也來自有色人種社區，傑克遜將為法院提供新的視角。”

“法官所看到的往往是由他們的經歷所塑造的。”《華盛頓郵報》援引布倫南司法中心司法項目主任艾麗西亞·班農（Alicia Bannon）的話稱，“在刑事司法系統中代表弱勢的被告，會讓法官對美國刑事司法系統如何運作，以及其中潛在的不公平或障礙形成重要的看法。”

班農指出，提名傑克遜表明拜登兌現了他將為聯邦司法部門帶來更大的多樣性的承諾。“我們看到，具有公設辯護人背景或民權背景的人被提名到下級法院的比例（相較之前）也要高得多。”班農說。

美國司法界的觀察者已開始深度預測傑克遜將會代表怎樣的意識形態，結論也多以左傾或相對左傾為主。但事實證明，由於大法官是被終身任命的，其意識形態也會隨著時代變遷而發展。從1988年到2018年任職的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是被時任總統、共和黨人裡根提名的，但在平權行動、同性戀權利和墮胎等社會問題上，這位曾被視為“共和黨遺產”的大法官經常站在自由派一邊。

在對抗和妥協中找到新的道路

《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傑克遜曾將自己描述為“（上世紀）70年代的孩子”，這意味著她擁有的是其父母那一代通過抗議和靜坐爭取到的平等和機會。“我的父母會教導我，與他們必鬚麵對的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不同，我的道路是明確的。”現年51歲的傑克遜回憶道。

傑克遜的大學室友妮娜·科爾曼·西蒙斯（Nina Coleman Simmons）認為，無論是在大學、法學院還是一系列引領傑克遜到現在這個位置的工作中，她非常清楚地在激進抗議以表達訴求和漠然無視問題這兩種態度之間劃出了屬於自己的中間地帶。

舉例來看，2013年，傑克遜在國會參議院就有關公共高等教育中的種族意識發表見解時表示，最高法院此前曾強調“必須及時限制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政策”，假設相關學院在不使用平權政策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建立多元化的學生群體，那麼她對此沒有意見。這一回應讓與她隸屬同一陣營的自由派人士感到不滿。

“她總是那個試圖找到中間立場的人。”西蒙斯說，“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她太過中間派，他們會發問，’傑克遜足夠有非裔精神嗎？’”

傑克遜自己則表示，她了解激進行動的力量。“尤其是對於美國黑人來說，1970年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期。”她於2020年在芝加哥大學演講時說道，並指出“對生活在上世紀70年代的人來說，那是過去十年的辛勤工作——遊行、抵制、靜坐、被逮捕——終於結出了果實的時候。”

在提及參與反歧視活動時，她認為不能讓自己投入100%的抗議模式，特別是對於學生來說。“當我們忙於做所有這些非常崇高的事情時，我們失去了在圖書館學習的時間。”她向芝加哥的學生們指出，“這對我們是多麼不公平。”傑克遜強調，這正是那些挑釁非裔學生的人想要的：讓他們分心，以至於他們無法在課業上有所成就，從而強化了他們無法適應頂級學府學習強度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