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心理學家最新研究顯示，通貨膨脹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可能不亞於錢包的影響。為什麼現今人們生活成本上升導致許多人出現抑鬱等負面影響？專家稱，伴隨著人們生活成本逐漸升高，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兩年即將結束之際，造成了新的經濟不確定性，這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精神緊張、壓力和焦慮。

舊研究觀點依然適用於新形勢（來自：World Psuychiatry | PDF）

事實上，通貨膨脹並不一定與心理健康下降有關，對個人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財務狀況，例如：負債累累的人可能從通脹期中受益，因為他們必須償還的每一分錢都變得不值錢了，實際上減少了他們的債務。但如果某人收入未隨著通貨膨脹增長而增加，那麼他們的財務狀況可能會變得更加糟糕，那些收入主要用於購買食物和汽油等必需品的人，也就是低收入者，在通貨膨脹率較高時，受影響最大。

持續通貨膨脹的結果可能會加劇經濟不平等，這個問題早在疫情爆發前就已存在。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是一個長期、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樣的全球環境下，近兩年的新冠疫情使一些人比以前更富有，但對於底層人群而言，他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沒有安全感，內心充滿著危機感。

研究配圖- 1：PRISMA 流程圖

經濟學影響

經濟指標不是憑空出現的，因此將特定的衡量標準與心理健康聯繫起來並不總是可能的，但研究人員必須搞清楚一些事情，一是經濟不平等性，或者巨大的貧富差距，對人們的健康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包括心理健康。

2018年發表在《世界精神病學》雜誌的一項研究指出，研究人員回顧了世界各地關於收入不平等的26項研究，發現其中三分之二的研究顯示，隨著收入不平等逐漸加劇，抑鬱症患者也逐漸增多。對其中12項研究的重新統計分析中，生活在經濟高度不平等社會的居民患抑鬱症的概率是生活在經濟更平等社會的居民的1.2倍。此外，部分研究還指出，生活在經濟不平等社會的居民患精神分裂症概率更高，這可能是因為經濟不平等降低了社會凝聚力，加劇了弱勢群體的慢性壓力。

失業也會對個人心理健康造成巨大損害，霍姆斯-拉赫生活壓力量表（Holmes-Rahe Life Stress Inventory）是一種心理工具，用於衡量一個人承受壓力對健康造成影響的可能性大小。該量表將失業列為可能發生的第八大生活壓力變化。許多研究都發現了失業的負面影響，從焦慮和抑鬱的症狀到低自尊和幸福感喪失，在《職業行為雜誌》200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研究人員描述了他們如何重新分析300多項關於失業和心理健康的研究數據，結果顯示，34%的失業者存在心理不健康症狀；15%就業者存在心理不健康症狀，其中藍領工人所佔比例最高。

研究配圖- 2：收入不均與經濟蕭條之間的聯繫

通貨膨脹產生的社會影響更為複雜，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商品價格上漲是不安全感的一個來源，相比窮人，社會最富有的階層擁有更多的資金緩沖不斷上漲的商品成本，而且他們的投資長期來看往往優先於通貨膨脹。

金融壓力在疫情中並不是像勞動力市場動盪所暗示的那樣是個大問題，人們花得更少，可能存得更多，但通脹將改變這一局面。通貨膨脹將使實際的工資水平看起來不那麼合適，對低收入家庭而言，會導致焦慮和壓力逐漸增大。

收入過低是一個長期的壓力來源，與人們宣洩憤怒有關，這將抑制了人們對該工作其他方面（比如自主性和挑戰性）的積極評價，而這些方面曾被視為積極因素。

為了避免通貨膨脹，政府可能會提高利率，從而抑制借貸和支出，不過這可能對一些子群體產生負面影響，例如：2018年發表在《情感障礙雜誌》上的一項研究表明，當銀行利率上升時，深陷債務的人們可能會在心理上痛苦地掙扎。負債累累的人比一般人群存在更高的心理健康問題，研究發現，對於該群體而言，銀行利率每提高1%，罹患精神疾病的風險就會增加2.6%。

研究配圖- 3：從生態水平看待收入不均對抑鬱症的影響機制和乾預建議

積累的壓力

通貨膨脹在過去幾年裡有所上升，但這並不總是轉化為重大的財政和心理壓力。工資通常會隨著通貨膨脹而上漲，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消費者的生活壓力，然而生活成本升高僅是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人們經歷的諸多壓力之一，面對各種壓力，許多人的心理健康開始失衡，人們可以處理一件壓力較大的事情，但當壓力源開始積累時，就會將人們推向崩潰的邊緣，或許人們遇到某一個壓力時，就成為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

這種對未來的恐懼可能對年輕人的打擊很大，儘管在新冠疫情期間老年患者死亡風險要高得多，但調查報告顯示，年輕人在新冠疫情期間遭受的心理打擊最大。2020年的數據顯示，18-44歲之間成年人心理健康遭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大，而60歲以上成年人心理受影響最小，推測很可能是企業倒閉和失業對年輕人群的影響更大。

目前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危機仍在繼續，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大學生失去了許多社交和求職人脈的機會，許多人對自己的前景感到不確定，甚至是絕望。對於年輕人來說，這將關係到他們如何進入到成年時期，以及他們對未來生活的恐懼，這種擔憂可能是有依據的，因為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確實對千禧一代（通常是指1982-1996年出生的一代人）產生了長期影響，類似的現像也可能在新冠疫情時期的年輕人群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