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程辦公已經成為不少公司的既定工作模式。很多Z世代（與中國的“95後和00後”相似）員工自從畢業後從來沒去過辦公室。這種全新的工作方式更加靈活，但也給年輕員工帶來了溝通不暢、負面情緒等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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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hin現在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時她就習慣於遠程工作和學習，現在同時遠程做兩份工作。直到去年12月，入職將近一年半的Shannon Chin才在其中一份有關用戶體驗的工作中與同事們開過會。事實上，她根本沒有看到過同事們的臉。

这位22岁的年轻人说：“我们开会时关掉了摄像头，所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

至於她在社交媒體領域從事另一份工作的同事，Shannon Chin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而不是說某一個人。”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一直在遠程工作，從未到過辦公場所。他們在疫情期間畢業，或者在工作場所開始關閉時才找到工作。由於遠程工作已經成為許多公司的既定模式，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可能永遠不會到辦公場所工作。

這些年輕人基本上可以接受這一點。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喜歡遠程工作，希望有機會就遠程辦公。但凡事有好有壞。調查顯示，那些從事遠程工作的年輕人確實會感到無所適從和焦慮。研究人員認為，從長遠來看，年輕員工可能會因為缺乏辦公場所的工作經驗和前幾代人順理成章的工作經歷而影響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們不清楚如何向年長的同事們學習，如何與老闆閒聊溝通，如何融入所處企業的工作節奏，甚至不清楚如何簡單與他人面對面交流。遠程辦公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不同的工作體驗可能會給年輕員工帶來深遠影響。

面朝屏幕出生的一代人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預測，預計到2030年，1995年到2009年間出生的Z世代群體將占到美國白領員工的三分之一。對於其中大多數人來說，Z世代群體並不需要到辦公室全職工作。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桑塔·西崎（Santor Nishizaki）和詹姆斯·德拉尼維（James DELL aNeve）正在編寫一本關於Z世代和長期勞動力的指南，他們在2020年秋季針對Z世代群體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6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希望至少有一半的時間能遠程辦公。

矛盾的是，兩位教授的分析還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遠程工作導致了歇斯底里和憂鬱情緒不斷增加。

居家辦公可能會讓任何人感到孤獨和焦慮。但諮詢師表示，這些結果對於從一開始就花大量時間在屏幕上的Z世代群體來說尤為明顯。西崎說：“這個群體的人際交往最少，而且人數在不斷上升。”“抑鬱、焦慮都與我們如何不斷將自己與他人相比較存在聯繫，然而我們通過社交媒體只能看到最好的自己。”

克拉克大學心理學教授杰弗裡·阿內特(Jeffrey Arnett)說，更糟糕的是，不管有沒有屏幕，18歲至29歲的年輕成熟期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段非常孤獨的人生。

阿內特說：“這段時間可能是一個人在70多歲之前獨處時間最多的時期。”“你可能沒有戀人，你可能不再經常見到父母。因為你可能已經不住在家裡，而且經常更換住處，這讓穩定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

阿內特指出，在工作場所工作可以讓同事之間的關係更加自然。

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會長小約翰尼·C·泰勒(Johnny C. Taylor Jr.)說，這意味著遠程工作的年輕員工可能不僅會錯過如何開展人際關係的技巧，還會錯過談戀愛甚至找到人生伴侶的機會。

泰勒說：“當我們一群人說，’嘿，週五下班後，我們都要去酒吧，’然後你也會一起去，就是這種情況。”

對於21歲的學院畢業生伊麗莎白·穆尼漢姆(Elizabeth Moonyham)來說，當她在母校奧本大學校園附近的一輛三居室拖車里遠程工作時，孤獨感就會悄悄降臨。她一個人住，距離位於蒙哥馬利的阿拉巴馬州農業和工業部門辦公室大約有一個小時的車程。

穆尼漢姆說：“我沒法簡單與同事建立關係。”“如果我放任自己，很快就會被孤立。”

長期負面影響

畢竟，由此帶來的潛在問題並不僅僅是對個人生活的影響。遠程工作給Z世代群體工作也帶來了重大挑戰。

泰勒說，年輕員工通常會對構建知識型關係網的能力進行分類考慮。這對任何遠程辦公的員工來說都是一個大問題，但對於那些還沒有在專業領域站穩腳跟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問題要大得多。

泰勒表示：“有一天，他們同學當中的某人已經成了某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或董事會成員，而你卻沒有和他建立起真正的關係。”

遠程辦公還可能導致職業危機。因為年輕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群體通常比其他年齡段員工所掌握的專業知識要少得多，工作精力也少得多，他們經常擔心自己是否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西崎和德拉尼維表示，他們更有可能有脫離圈子這種感覺。

西崎透露，如果沒有獲得持續的建議，他們就會開始有諸如“我的老闆生我氣了嗎?”我還好嗎?’這種感覺。遠程辦公的Z世代群體更容易患上騙子綜合症，會懷疑自己來之不易的成功，或者經常害怕被發現自己沒有真才實學。

27歲的弗朗西斯·齊勒（Francis Zierer）在紐約一家軟件公司做市場營銷工作。他說：“這感覺就像一些奇怪的電子遊戲，所有隻是存在於你的筆記本電腦裡，都像在現實中不存在一樣。”像許多在疫情期間遠程開始新工作的年輕人一樣，齊勒居家辦公期間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交控”，總怕錯過各種社交媒體平台上發生的事情，這也是缺乏歸屬感的表現。

齊勒說，他通常擔心的是視線之外、思緒之外的事情。“有一種類似於騙子綜合徵的因素，比如總會想，’他們要解僱我，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的泰勒說，年輕員工害怕自己被遺忘並非沒有依據。協會在202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42%的主管表示，他們在分配工作時通常會忽視遠程員工。

泰勒說：“如果我是主管，手頭有一項很有吸引力的任務，相比於遠程辦公的員工，我會把它交給我在辦公室走廊裡隨便遇到的那個人，因為’看不見想不到’這種方式適用於人性。”“所以你會錯過一些展示才華的關鍵機會。”

另外，遠程辦公員工在工作中更容易受到誤解和不良情緒的影響，一般是因為他們似乎無法建立穩固的工作關係，或無法與他們所見過的人鞏固現有關係。“在缺乏關係和高質量溝通的情況下，我認為存在不信任的趨勢會更大，通過信息平台，甚至通過電話來完成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事，”心理學家格蘭特·布倫納(Grant Brenner)如是表示。

如何改變

對於一些不經常出現在工作場所的年輕員工來說，去一趟工作場所能讓他們瞥見自己可能缺少的東西。最近，齊勒有機會與同事們在曼哈頓一處租來的辦公樓裡見面。滿懷期待的他早早來到會場，在洗手間拍了張自拍照，坐在辦公室的一個座位上，在會場裡待了大半天。

齊勒回憶起自己在餐廳工作的日子。他說：“這再次給我帶來了一些感官上的、合作性質的工作，就像在廚房裡一樣。”“如果我是在寫一篇博客文章，可能一個人居家辦公會更好。但對於其他一些事情，我希望我能獲得其他人的能量。”

但也有年輕員工並不會因為辦公場所所能獲得的獨特體驗而改變現狀。儘管有孤獨感，穆尼漢姆還是很欣賞居家工作的好處。她說，在家工作還是有更多靈活性，這讓她可以有更多機會去位於阿拉巴馬州北部的家中。因為遠程學習時經常屏幕一開就要幾個小時，她並不排斥視頻會議，而且很少和同事們一起簽到。

穆尼漢姆正考慮搬到離工作地點更近的地方，這樣就可以更簡單地與同事建立新的關係，但她無法想像自己到工作場所全職工作。“長期以來，工作就是你穿著直筒裙和高跟鞋、塗著粉色口紅來到辦公室，在辦公桌前坐一整天，然後回家。但現在不是一定要這樣工作了，”穆尼漢姆說，“千禧一代和Z世代可能都有一種工作成為生活、而不是生活成為工作的心態。”

必要方法

哈佛商學院教授澤達爾·尼利(Tsedal Neeley)撰寫了一本遠程工作指南。他認為，企業應該承擔起年輕員工參與進來的責任，在遠程工作環境中尤為如此。

她說：“年輕人會發現正在塑造自己的職業生涯，那些在職業生涯中還沒有成熟起來的員工仍渴望某種浸入式的學習方式。”

她說，如果沒有聯繫和歸屬感，他們就不太可能真正感受到自己與雇主的關係。“如果他們真的感覺沒有絕對聯繫，他們一旦不喜歡所看到的傳統，很快就感覺需要離職。”根據信息服務公司Bankrate在2021年7月份對2000多名員工進行的調查，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有意在年內尋找一份全新工作。在接受調查的員工中，想要換工作的Z世代員工人數是嬰兒潮一代和千禧一代員工的兩倍。

偶爾的面對面集會或選擇性的辦公日也可能有助於緩解一些員工的負面情緒，因為這種方式為直接溝通和表達肢體語言創造了機會，減少了遠程視頻會議溝通不暢所帶來的尷尬。然而，那些大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都在遠程工作的員工，可能需要一些額外幫助。

一些公司採用的新員工入職方法讓尼利印象尤為深刻。這些公司要求遠程工作人員在入職後的第一個月參加會議、學習和完成合作任務。她說：“如果你是一個團隊，你應該確保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在這種氛圍中發揮領導作用，這樣才能留住技術力量。”

Shannon Chin同時有兩份遠程工作。她說自己通常很難通過視頻通話認清自己，也不知道該保持安靜還是要打斷同事講話。而且由於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過於模糊，Shannon Chin經常要從上午10點待到第二天凌晨2點。儘管如此，她還是很感激遠程工作能增加自己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以及不用通勤後得到的時間。Shannon Chin對自己作為Z世代一員所引領的工作方向寄予很高期望。

她說：“讓員工自己選擇是否需要上班可能會非常有幫助。”“有時人們就是感覺不到影響，他們只是簡單需要呆在家裡做他們的工作。這沒關係，只要能完成工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