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導，在積極心理學研究的助長下，自助行業正在蓬勃興起。但與此同時，焦慮、抑鬱和自殘等現像在全球的發生率依然在節節攀升。這是不是意味著，儘管心理學研究取得了不少進步，我們還是難以感到快樂呢？

2005年發表在《普通心理學評論》上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指出，人們50%的快樂感由遺傳決定，10%取決於周邊環境，還有40%取決於“刻意行為”（即你的心態是否積極）。這張所謂的“快樂餅圖”將積極心理學放在了關鍵位置上，認為我們快樂與否可以由此來決定。（但這裡的潛台詞是，如果你不快樂、不幸福，那就是你自己的錯。）

這張“快樂餅圖”遭到了廣泛批評，因為它所基於的對遺傳學的假設並不足信。幾十年來，行為遺傳學研究人員一直在雙胞胎身上開展研究，發現有40%至50%的快樂感差異可以由遺傳來解釋。餅圖中的百分比正是由此得來的。

行為遺傳學家利用統計學方法，以人們的親緣關係為基礎，估算出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的佔比，因此多在雙胞胎身上開展研究。但這些統計數據都假定，同卵和異卵雙胞胎的成長環境完全相同，這一假定其實不一定站得住腳。

面對2005年那篇論文受到的批評，論文作者們在2019年又發表了一篇論文，採用一種更細緻的方法評估了遺傳因素對快樂感的影響，承認了遺傳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

先天與後天

先天與後天因素並非彼此獨立。恰恰相反，分子遺傳學研究顯示，二者會持續相互影響。遺傳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幫助人們選擇自己生活的環境。例如，從父母那裡遺傳的外向型性格可以幫助子女交到更多朋友。

而環境同樣也會反過來影響基因表達。例如，如果孕婦在孕期遭受了飢荒，胎兒的基因就會相應發生改變，導致生長因子分泌受到抑制，因此嬰兒出生時體型會小於一般水平，還容易出現心血管疾病等問題。

先天和後天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因此在相同環境中成長的兩個人對環境的反應也許也會有所不同。這就意味著，行為遺傳學對雙胞胎成長環境相同的假定並不成立。此外，人們能否感到快樂還要取決於“環境敏感度”，即做出改變的能力。

有些人易受環境影響，在發生負面和正面事件時容易改變自己的看法、感受和行為。因此在參加“幸福研討小組”和閱讀積極的心理學書籍時，這些人可能會受其影響，做出的改變會比別人要多，改變的持續時間也更長一些。

但沒有哪種積極心理學乾預手段是人人適用的，因為每個人的DNA都獨一無二，感到幸福的能力、以及幸福感的波動情況也都有所不同。

那麼，我們是否注定難以感到快樂呢？有些人獲得幸福感的確比別人困難一些，並且感到不快樂的持續時間也比別人長一些。在一些極端情況下，有些人終其一生都從未產生過十分快樂的感覺。

但還有些人的遺傳可塑性很強，意味著他們對環境的敏感度較高，更容易做出改變，也更容易產生幸福感。如果他們採用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使其感到快樂，助其成長的環境中工作，甚至可以活得相當興旺。

不過，基因雖然對我們的幸福感影響很大，但並不能決定我們是誰。我們自己所做的決定，比如住在哪裡、與誰一起生活、如何過自己的生活，都和遺傳因素一樣重要，都會對我們的幸福感、以及下一代的幸福感產生很大影響。（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