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始於一種神秘的疾病，很快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就被認定為“SARS-CoV-2”。隨著世界各國關停經濟以減緩病毒傳播，這場危機演變成了一場全球性的衰退。到了4月，聯合國就疫情引發的一個衍生危機發出警告：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正在各個緊閉的門後發生，成為“幽靈瘟疫”（shadow pandemic）。

作者：梅琳達·蓋茨

歷史表明，從艾滋病、寨卡到埃博拉，疾病的暴發都具有某種令人恐懼的可預測性：在傳播過程中，疾病暴露和加劇了原本就因為性別、種族、種姓和階級而被忽視的弱勢群體的邊緣化程度。例如，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感染新冠的死亡率不成比例的高，而這並非巧合，無論最終致死的是肺部的細胞因子風暴，還是壓在脖子上的警察的膝蓋，其根本原因都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每天都有新的例子證明，在世界對於大流行病的應對中，女性處於落後地位。有些正在分娩的婦女被超負荷的醫院拒之門外；家政從業人員失去的收入無法用刺激資金彌補；少女們無法繼續接受在線教育，因為她們所在的社區看到女性手中拿著手機就會皺眉。

■ 女性醫護工作者走上街頭抗議/ Redux

“性別盲視並非性別中立”（Gender blind is not gender neutral），這是女性權益倡導者的口號。在這個關鍵時刻，這個口號也必須成為一項行動倡議。如果決策者忽視疫情及其對男性和女性造成的不同影響，他們就會面臨危機延長和經濟復甦減緩的風險。但是，如果他們利用這一機會做出變革，以新的、更好的體系取代舊體系，各國就可以重建繁榮、更有準備、更加平等。

“無聲”的死亡：

從幾乎所有的指標來看，2014年2月都是塞拉利昂歷史上最安全的懷孕時期。該國的衛生系統此前一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衛生系統之一，但自1990年以來，孕產婦死亡率下降了50%以上，一定程度的產前護理幾乎普及到了全國。當年3月，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該地區暴發埃博拉疫情，之前取得的進步開始土崩瓦解。到了11月，你可以用兩條可怕的互為鏡像的曲線來反應這一災難：一條曲線顯示埃博拉病例呈指數級增長；另一條則顯示出接受護理的孕婦人數大幅降低。

當疫情結束時，未被統計的女性和新生兒死亡人數比官方數字還要高：塞拉利昂有3589人直接死於埃博拉病毒，在分娩期間死亡的新增新生兒和母親人數在3593到4936之間。

這就是傳染病的破壞力，它們不僅摧毀了免疫系統，還沖垮了衛生系統。由於衛生系統中用於照顧女性的環節通常最為脆弱，最缺乏資金支持，因此就會最先最快崩潰。早期數據顯示，在中低收入國家，由於新冠疫情期間孕產婦護理的減少會奪走多達11萬3000名女性的生命。

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每一位女性，孕產婦和生殖健康必須被視為一項“必要”服務。

所幸，現在仍有時間避免這樣的結果。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每一位女性，孕產婦和生殖健康必須被視為一項“必要”服務。即使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我們也不會對一個心髒病發作的人說，你不一定非要看急診。然而，數百萬孕產婦在危機中收到的信息卻是：你是可以獨自在家分娩的。這是不對的。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發期間，孕產婦死亡的最大驅動因素是越來越多的婦女在沒有醫療救助的情況下分娩。衛生部長們需要想方設法確保即使在疫情中也能提供安全的孕產婦護理。在一些國家，這可能意味著提供獨立的衛生設施，有專門用於治療新冠患者的，也有特別針對沒有感染新冠的母親和新生兒的。而在其他地方，把診所的專業知識傳授給母親們可能更簡單也更安全。

保護避孕用品供應鏈也至關重要。初步估計表明，這場疫情將導致額外的4900萬女性無法獲得避孕用品，並由此導致1500萬女性意外懷孕。國際社會應該承擔解決這一問題的部分責任。一小部分國家生產了大部分普通避孕藥品中的主要活性成分，自從疫情暴發以來，他們一直在儲備這些成分—— 即使毫無證據顯示這些成分會出現短缺。這不僅是一項無情的貿易政策，也毫無意義。

衛生系統不僅僅是一個供應鍊網絡或者一攬子基本服務。它是由人組成的系統。一線衛生工作者需要工具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最終，要確保他們優先接種新冠疫苗。但目前，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儘管全世界70%的衛生工作者是女性，送到醫院和診所的個人防護裝備卻通常是為男性設計的。製造商應該確保他們生產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來滿足人們的需要，而衛生系統則應該確保充足的採購。

領導人也應該將此次疫情作為一種強制機制，將女性的衛生保健整合進來。在很多低收入國家，女性如何獲得醫護服務還在由一份隨機的日程表決定：週一，疫苗接種；週二，產前護理。週三，計劃生育。女性並非通過預約看診，而是和其他需要服務的人在同一時間去診所，花一整天等待輪到她看診，然後第二天早上再來重複這一過程。這種分時段排期的方式從來就沒什麼意義。而且在疾病大流行期間，沒有人應該在一個擁擠的等候區花費不必要的時間，這種方式就更行不通了。

工作的女性

如果衛生政策制定者必須選擇一個最能體現2014年埃博拉疫情對女性造成不成比例影響的地方，他們可能都會指向—— 產科病房。不過，經濟學家可能會給出一個非常不同的答案：小吃攤。

埃博拉疫情平息的幾週後，國際樂施會和聯合國婦女署調查了疫情對該地區的經濟影響。他們發現，病毒讓利比里亞男性和女性的失業率都上升了近兩倍。但是，男性的收入往往會迅速反彈，而女性的收入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大多數女性都是個體經營者，其中很多人在街上販賣食品，而當一種致命病毒在傳播時，沒人願意“在街上吃東西”。

新冠疫情對女性生計的影響也遠比對男性的影響大。早期的估算數據表明，在此次經濟衰退中，全球範圍內女性職位被裁減的可能性是男性職位的1.8倍。此外，女性有償工作的權益正在消失，而照顧孩子和家人等無償工作的負擔卻在急劇上升。疫情爆發之前，無償工作已經是女性經濟平等的一個主要障礙。現在，隨著許多學校關閉，衛生系統不堪重負，更多女性可能被迫徹底離開工作崗位。

如果大流行病阻礙了兩性平等的進程，其代價將是數万億美元：甚至需要4年時間才能採取諸如促進女性數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等新舉措來改善性別平等，這將在2030年全球GDP中損失5萬億美元的機會。在決策者努力保護和重建經濟的同時，他們的應對措施必須考慮到新冠疫情對女性不成比例的影響，以及女性在減輕這一大流行病的危害方面必鬚髮揮的獨特作用。

以食品系統為例。今年，由於一連串的災難：全球變暖、蝗災、大流行疫情等等，超過1億人可能需要緊急糧食援助。(核心問題並非食物短缺，而是家庭的支付能力。) 這對女性的影響尤其明顯。首先，很多女性依賴糧食系統維持生計。其次，一些地方的文化規範要求女性通常是家中最後一個吃飯的人。因此，一旦出現食物短缺，往往最先影響女性。因此，社會保障計劃應該確保女性能夠負擔得起足夠的營養食品來養活整個家庭。決策者還可以通過擴大保險、儲蓄和其他金融工具來支持女性農民，保護她們免受疫情造成的最惡劣影響，同時讓她們有能力抵禦必然到來的下一次沖擊。

經濟上最邊緣化的女性往往被政府忽視

確保能夠滿足家庭基本需要的另一種方法是，針對女性的實際情況設計緊急現金援助的發放。儘管減緩疫情傳播的措施阻礙了全球範圍內商品和服務的流動，但據世界銀行估計，自危機開始以來，已有超過10億人從本國政府獲得新冠相關的現金補貼幫助他們滿足基本需求。經濟上最邊緣化的女性往往被政府忽視：她們不太可能出現在納稅名單上，可能缺乏身份證明，沒有手機，因此可能錯過這些福利。研究表明，忽視性別問題的社會保障計劃會加劇現有的不平等。然而，設計巧妙的現金轉賬就能產生顯著的效益。印度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把現金福利存入女性（而不是她丈夫）的帳戶並告知她如何使用，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就會提高。

■ 一名獲得婦女生計債券支持的柬埔寨女性/ IIE

政策制定者還可以引導經濟刺激計劃的資金流向女性經營的生意。有時候，性別歧視就隱藏在那些難懂的條款裡。例如，由於女性的生意往往規模較小、不夠成熟，她們可能無法獲得那些要求公司符合某種資本化要求的政府貸款或採購計劃。各國政府可以效仿加拿大的做法，確保女性企業主享有特定的優惠政策。其他一些國家則明智地將更多資金導向女性佔比較高的行業，阿根廷正從家庭工坊採購口罩，而布基納法索已經免除了水果和蔬菜商販的公共事業費。

讓女性享有各種優惠政策也取決於她們是否能平等地使用手機。手機正日益成為商品買賣、信息交互、重要議題討論和移動銀行的主要工具。但在中低收入國家，女性的手機擁有率比男性低10%，使用移動互聯網的女性比男性少3.13億。其結果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性別不平等導致數字化不平等，而數字化不平等又進一步加劇了性別不平等。為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各國政府可以參考肯尼亞和孟加拉國的做法，他們針對女性需求提供了具有特別定價和推廣方案的手機和流量包。

最後，我們必須承認、減少和重新分配女性的無償工作。有一個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觀點，那就是女性就應該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做飯、打掃衛生、照顧家人，從而維持家庭運轉，卻不能獲得報酬。無償工作的不平等分配剝奪了女性個體的權利，傷害了經濟，也將減緩疫情后的經濟復甦。全球範圍內，女性無償護理工作每增加兩小時，就會導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下降10%。各國政府可以通過制定政策來確保這項工作得到重視，這些政策包括為有工作的家長提供帶薪休假，以及對能夠減少無償工作時長的基礎設施，比如供電和自來水等，進行投資。雇主也可以提供幫助，比如為員工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盡可能提供遠程工作的機會，以及為必須到現場工作的員工提供托兒服務等。所有這些政策都應同時適用於男性和女性，以顛覆而不是強化性別偏見。

聽專家的

“聽專家的” —這是疫情暴發以來人們常說的一句話。無論是戴口罩還是關閉餐廳，當大家遵循公共衛生部門的建議時，疫情就能得到控制。而科學家並非我們需要聆聽的唯一群體。回顧一下這篇文章中提到的建議，幾乎所有都關乎承認我們的盲點並提出新的問題：如果要將衛生工作者調配去治療新冠病患，他們原本的職責該由誰承擔？推動我們國家做出抗疫決策的經濟數據是否也反映了女性的視角？家庭暴力庇護所是否應被作為“基本服務”在疫情期間保持開放？像這樣的問題只有在女性在場時才更有可能被提出。

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是男性。大約四分之三的國家立法者也是男性。這些男性領導人中的一些確實是性別平等的倡導者（比如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即便在疫情期間，他也一直在呼籲重視性別暴力問題）。所有這些領導人現在都必須確保女性能夠參與疫情應對相關的決策。

新冠疫情引爆了“藍絲帶委員會”（blue-ribbon commissions）、“櫥櫃”（kitchen cabinets）以及其他特設機構的激增。這些機構正在協助做出各種決策，從何時重啟經濟到疫苗將如何分配等等。女性，特別是有著不同背景的女性，需要在所有這些對話中得到平等的體現。各國政府應在傳統決策渠道之外與關注女性權益的草根組織開展合作。這些組織對邊緣化群體的深刻理解有助於政府的抗疫措施不落下任何一名女性。一些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些群體是抗擊疫情的重要夥伴。在印度，數千名女性草根組織的成員到五月初已經生產了超過1億隻口罩、20萬套防護服和30萬升消毒洗手液。

這將是我們徹底走出疫情的關鍵：認識到女性不僅是一個破碎世界的受害者，她們也能成為一個更加美好世界的構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