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飄飄，北風蕭蕭……”此前，一首中國老歌《一剪梅》走紅海外，在TikTok上，海外網友對該曲進行模仿與再創作，引髮刷屏、熱議。這是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階段性成功的一個寫照。但就在幾天后，6月29日晚間，印度政府突然宣布，由於擔心來自中國的部分App會威脅到“印度的國家安全和防衛，並最終侵犯印度的主權和完整性”，將禁止這些公司開發的59個App，包括TikTok和微信。

新浪科技楊雪梅

一周之後，TikTok等應用在美國市場也面臨艱難局面。

形勢很不樂觀，這對於今年重點佈局全球化的互聯網公司來說，可謂一記重擊。事情向著愈加嚴峻的方向發展，中國企業出海備受打擊，下一步該如何破局？

他國之量：市場誘人，局限頗多

印度市場是中國企業出海和國際化戰略非常重要的一環。

“印度市場雖然從標準化和社會體系的信用和有效性上，不一定會有中國這麼高，但印度市場無疑是中國境外市場裡面最大的，因為它人口多。”

在接受新浪科技採訪時，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分析，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印度市場的價值在於：

首先，印度市場與中國的第一個社會類型有相似的地方（當然不是完全類似），就是人口數量很大，人群結構分佈很類似，以及大家的消費行為預期、日常生活習慣、商業人文等社會化事件其實有類似的地方。

其次，印度在過去的三四十年的發展裡，正好比中國慢半拍到一拍的距離。這對於中國企業是非常有優勢的一件事情，很多東西可以在印度市場直接複製，比如一個成功的商業體系，可以迅速在印度重建一套，如果能搞定當地的社會文化和產業資源，那麼從商業模型的結構，相似度是非常大的。

第三，印度離中國較近，管理半徑相對容易，以及因為成本低、市場大，從商業經濟體量上印度市場很划算。

這樣的潛在價值，讓中國互聯網企業早在2015年左右就開始在印度市場拓荒，從電商到手機廠商到應用服務，再到直播短視頻熱潮，越來越多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去印度市場尋找商機。

另一方面，從投資價值來講，印度市場沒有中國那麼發達，還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多市場都處於藍海，很多市場都屬於增量市場，不是存量市場競爭。 ”楊歌表示，印度市場總體來講還是很誘人的，中國很多中資型企業早就開始往海外做佈局，印度印尼是非常典型的市場。

當然，印度市場亦是把“雙刃劍”，在具備價值的同時，仍存在眾多局限及不確定性。

APUS在印度深耕超過5年，創始人兼CEO李濤在接受新浪科技專訪時表示，印度市場本身是一個ARPU值(每用戶平均收入)極低的市場，“我們所有人都在賭他們的未來，但是我們在印度市場深耕了5年之後，對印度市場有一個特別深刻的認識，就是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印度整個互聯網發展速度也很快。但是要想改變一個國家整個互聯網發展的成熟度，不僅僅是簡單建設好基礎設施就行，其中還有眾多發展要素”。

在李濤看來，決定印度互聯網發展的第一要素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老百姓的消費能力，第二要素才是通信基礎設施。他認為，印度現在的通信基礎設施比中國落後很多，其人均消費能力基本上還停留在500元每月。“這跟中國比起來差太多，所以當時有一個判斷，我們認為印度市場從用戶的增長上來說是個很大的市場，但是從商業化上來說，可能在未來5年內，都不大可能會成為一個特別主要的市場。”

此外，印度市場雖然用戶很多，流量也是存在的，但是流量價值極低。

李濤表示，從獲客成本來看，在美國獲客，人均用戶的成本約2美元，但是在印度，人均只需要2分錢。“印度的用戶量雖然很大，但是並不能夠真正對商業貢獻很多，簡言之，它的商業回報貢獻率太低。”

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2019年，APUS調整髮展策略，將重心轉向了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中國。

發展之勢：收割未到，暫停已啟

59 個App被禁，各家出海企業難免蒙受損失。

對於APUS而言，所受影響相對較小。李濤透露，禁令開始具體實施後，APUS品牌的產品在印度幾乎不能使用，首先是Google和APP Store下架了所涉及的中國應用；其次，運營商把域名給封掉，很多應用在印度都完全不能用了。不過，好在公司海外市場核心早已轉移。

目前，印度禁用名單上的App已無法從印度Google Play和Apple Store下載。印度當地運營商也同步開始限制應用訪問，早先已下載這些應用的用戶使用也受到不同程度影響。

相比之下，TikTok等頭部應用受影響就比較大了。

一直以來，印度市場都是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的重要目標市場。以TikTok為例，據SensorTower數據顯示，2020 年上半年下載量近6 億次。排名前三的市場為印度，巴西和美國，分別佔27.5%，9.6% 和8.2%。

分析稱，印度禁令可能造成字節跳動60億美元損失。字節跳動官方對於在印度市場被禁用一事暫無回應，但據外媒報導，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簽署了印度新辦公室的協議。可見印度市場對字節跳動的重要性。

近幾年，國內互聯網公司紛紛佈局海外市場，全球化成為必爭之地。2019年左右，國內互聯網公司從全球化向本地化轉變，比如字節跳動、獵豹等公司開始在海外建立本地團隊，深耕海外市場。

今年3月，字節跳動進行組織架構調整，由張楠任中國區CEO，張一鳴聚焦全球戰略發展。這意味著，張一鳴會花更多精力完善字節跳動全球管理團隊，字節跳動全球業務被提升到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

TikTok還引入多位外籍高管，進行業務調整，突出與海外市場本地化聯繫，以適應海外政策。甚至有外媒稱，為破困局，TikTok總部或將移至海外。

不過，雖然各大企業全球化在加速，但真正的收割期還未到來。

此次封禁，也意味著國內互聯網公司在印度市場的跑馬圈地被按下暫停鍵。

封禁之殤：賦能受阻，兩敗俱傷

“剛做到這個高度，就被封掉了，還是蠻可惜的”，在接受新浪科技採訪時，楊歌感嘆道。他表示，另一方面也說明目前全球的國際壓力是非常大的，包括增量空間的有限度，資源和外交上的緊張度。

“從經濟和商業運營上看，肯定會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出海的趨勢和信心，還有從實質的回報率計算上，也會受到一定的打擊。”

楊歌認為，即使形勢嚴峻，但有一點非常明確——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擴張，以及國際形勢的複雜度，實際上是不可避免以及不能減弱的一件事情。

“即使國外形勢帶來再多的壓力，中國企業這時候走向國際化，也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外界的各種壓力，不會從主觀意願上阻礙中國企業整體出海發展國際化的地位，即便很難，但還是要出海。”

在其看來，中國現在變得很強大，也必須要想辦法，主動、自發性地進行國際化融合，這件事情它的意義非常大。“這也是在未來20年建立國際關係很重要的一點。”

李濤在分析該事件的影響時認為，印度封禁事件，對於手機廠商等硬件企業，可能有較大的影響，而對於中國大多數出海企業的影響，其實在未來的2到3年內，影響都不會很大。“因為今天中國所有去印度市場的企業，核心都是為未來做準備，先來拿用戶，不是為了馬上盈利，在印度市場可能就是賠本賺吆喝，賠著錢經營這個市場。”

他用中國通訊的發展史比喻該事件。

“二三十年前，中國的通訊很落後，諾基亞、愛立信等外企進入中國，通過各方努力，中國通訊事業飛速發展。如今的中國互聯網出海印度，其實就是當年的’諾基亞、愛立信’，中國企業是去幫助他們搭建體係並且逐步完善”。

“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互聯網出海，印度的互聯網產業可能停留在中國5年前的水平，而我們這些企業，去賦能並讓印度產業加速發展，差距從5年可能縮小至了一兩年”，他認為，如果此時中國互聯網團隊撤離，可能印度市場互聯網生態也會因此停滯。

相比較商業本身的影響，李濤擔心的點在於：印度對中國互聯網企業的動作，會拉開一個“負面樣板”，導致其他國家效仿。

“嚴重的話，會引發技術保守主義或技術孤立主義。互聯網最大的特點是開放、自由，而這次事情對於印度來說，其實是阻礙了技術的腳步，我覺得這是是對中國互聯網公司最大的風險，因為全球化動力最足的是中國，中國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手。”

仿品之效：本土滋生，水準堪憂

自印度禁中國App後，印度市場一窩蜂出現了多款模仿或試圖替代它們的應用。僅TikTok“山寨版”App就有數百款。印度政府也在扶持很多同類型的本土App。

那麼，印度市場能自主培養出本土的“TikTok”或者“微信”“QQ”嗎？

李濤告訴新浪科技，中國互聯網企業進入印度市場的時候帶了四樣東西：產品、技術、商業模式和錢。產品是對印度市場本土企業有很大的擠壓，但是技術、商業模式和錢都是他們迫切需要的。

雖然TikTok下架後，印度本土一下出了幾百款模仿它的產品。但是李濤認為，印度今天整個產業就是處在8、9歲的狀態，“現在老師沒有了，不一定能成長得更好”。

此外，從印度本土的人才情況來看，或許也並沒有很樂觀。

據一位業內人士向新浪科技分析，印度的程序員基數很大，因為印度的母語之一是英語，他們學習編程有著天然的優勢，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視編程教育，在初高中就設立了編程基礎課程，基於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成千上萬的程序員被“流水線”式培養出來，所以印度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IT外包國家。

有數據顯示，印度人口有13.24億，程序員佔總人口的0.2％，約270萬人口，在印度這個國家， 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但是，被流水線生產培養的，大部分都只能叫“技工”，並不能稱為程序員，所以整體來看，印度程序員的水平不高，甚至可能支撐不了印度企業的網絡需要。

據悉，在美國工作的印度程序員或工程師，與在印度本地的程序員有很大區別。印度裔程序員在美國發展迅速，現在的矽谷，一些公司從管理層到普通層，都有不少印度程序員。

“印度沒有培養頂尖互聯網企業的土壤和氛圍，印度那些頂尖人才都跑去矽谷了。比如微軟總裁、谷歌總裁，都是印度人。”上述業內人士表示。

李濤也坦言，印度老百姓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大部分人是文盲，印度能夠正常書寫的人，大概不到2億人。

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互聯網的普及可以讓用戶非常低成本獲取資訊、教育。

李濤表示，中國互聯網企業把中國成熟的產品、技術、商業模型複製到印度，首先意味著給企業自己找到一個龐大的藍海市場，會獲得商業回報；其次，對印度本土的互聯網生態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第三，對印度的用戶是有很大的啟蒙和教育作用。

“而且今天願意去印度做這件事情的，客觀來說中國企業動力是最大的、最強的。相比較而言，美國企業大概率不大會去印度來幹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大的動機。”李濤說。

破局之道：向勢而動，靜待轉機

那麼，接下來，中國企業在印度市場該如何破局？

“只能向勢而動，即根據國際關係和外交的發展情況走勢，去做自己的佈局。 ”楊歌表示，一些在印度有業務佈局的企業，更多確實開始向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轉移。但相對來說，大的企業要轉移更加艱難。

此外，一些中國企業或者是中國的投資機構，對於印度初創企業有投資佈局，也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印度官方害怕中國的資本控股或者入股。

不過，李濤認為這個事可能還是存有餘地的，“因為中國在印度大概起碼有幾百家公司，上千款應用。印度這次主要封殺了幾十款頭部應用，剩下的沒封殺。 ”

據其透露，在產品被禁用之前，印度政府方面的人員提前告訴APUS團隊這個事情，並留了聯繫方式，方便後續溝通。

李濤建議，封禁事件發生後，一方面企業需要採取技術措施，來保證用戶可以正常使用產品；另外一方面要及時跟印度政府進行溝通。

現階段，形勢複雜，更多的企業只能等待變化的到來。客觀來看，外界主張企業放棄印度市場或者鼓勵企業迎難而上，都是不負責任的。沒有人知道，在當前的國際關係外交政策下，企業的成本會增大多少，可行性會降低多少。

他們，只能向勢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