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聲，乾了一件轟動國內IT圈的大事：在北京市政府採購中，全部採購紅旗Linux操作系統、方舟1號芯片等國產軟件，把微軟整個踢出局。事出有因，除信息安全問題外，微軟還在協商中強硬表態：必須網上激活Windows XP；要捆綁購買Office；不能降價。這讓俞慈聲實在無法接受。另外，北京市科委也想扶植國內軟件。

【文/科工力量專欄作者陳辰】

俞慈聲

東方平地一聲“驚雷”。微軟第三號人物克瑞格·蒙迪迅速趕到北京四處遊說，試圖緩解局面；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寫信給北京市長劉淇，為微軟辯護，同時施壓處置俞慈聲。

當時，正值北京冬天最大的一次雪，十餘位院士聯名上書朱鎔基總理，為俞慈聲說情。其中，中國計算機事業奠基人、兩院院士張效祥中將第一個簽字，倪光南院士也簽了名。

據說朱總理看到十多位院士的聯名，一時動容。遙想十五年前，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掀起全球軍事科技競賽時，也僅僅只有4位院士聯名上書啟動863計劃。

但接著，微軟撤掉中國區總裁高群耀，宣布唐駿“臨危受命”；然後基辛格訪華，與國家領導人握手。在中美《上海公報》簽訂30週年之際，他們的斡旋點不在北京市政府，而在更上一層。

史蒂夫•鮑爾默

最終，第二年6月，時任微軟CEO史蒂夫·鮑爾默來到中國，在唐駿的遊說下，他與國家計委簽下62億元的合作大單。唐駿一時風頭無倆，媒體宣稱他“再造微軟中國”。

而第一個吃螃蟹的北京市政府，並不好受，Linux使用問題接踵而至。於是俞慈聲又分別啟動“揚帆計劃”、“起航計劃”，來改善軟件的適配、移植和Office不兼容等問題。

在這場博弈中，儘管微軟在三年後“翻盤”，但俞慈聲代表首都政府的“掛帥”，以及兩項補救措施，構成了對微軟中國影響深遠的有力一擊，也鼓勵了國產操作系統和軟件的發展。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了這起“北京市政府採購事件”，在國內計算機事業開闢和發展的道路上，還有很多激情抗爭、艱苦卓絕和嘔心瀝血的故事。

計算機事業奠基

01

冷戰初期，在西方國家政治、軍事、科技重重封鎖下，新中國“一五計劃”，以及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打下了重工業基礎。但是，科學技術還沒有獲得足夠重視和發展。

於是，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結合“三錢（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等中科院和蘇聯專家意見，開始主持編制《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並推動“向科學進軍”成為全國行動口號。

然而，兩個月後，週總理接見受邀來華的16位蘇聯專家時發現，名單中有6人是從事新技術領域研究的，包括微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和通信等。這引起了他的思考。

在讓了解情況的兩位部長作了一份報告後，週總理得知，美國、蘇聯等國已將電子計算機，當做打造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裝備，而且在大力開發和應用這項技術。

當時，除了美國、蘇聯和英國已經試爆原子彈外，美國更將電子計算機運用在彈道飛行、飛機設計、電報密碼和經濟分析等多個軍民領域。而中國的計算機事業還是一片空白。

強烈的緊迫感來襲，週總理下定決心大力追趕。他指出“十二年規劃”仍偏重傳統產業的問題，同時選定計算機、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四項，作為科學規劃的“緊急措施”。

1956年，周恩來在中南海和著名教授馬大猷（右一）、梁思成（右二）、孟昭英（右三）討論科學規劃。

不過在內容修訂過程中，電子計算機項目一度因前景不明，引發爭議。當聽到有人說中國還做不了這項技術時，週總理斬釘截鐵的回复：集中全國力量，難道還做不出來嗎？

自此，中國計算機事業宣告啟動。但四項“緊急措施”的內容最初並沒有公開，直到1999年中科院“兩彈一星”工程相關資料陸續公佈時，沉澱50多年的“秘密”才逐漸被人們知曉。

02

根據四項“緊急措施”的要求，1957年2月，中科院計算所派出了20人赴蘇進修隊，張效祥任隊長，主要學習蘇聯M-20計算機的技術資料以及製造技術，時間是一年。

當年底，中國科學代表團到訪莫斯科，洽談研製第一台國產大型計算機。期間，中方認為要讓中國有能研製計算機的環境，於是拒絕了在蘇聯生產的提議，堅持在中國製造。

1958 年10 月19 日，張效祥（左）和吳幾康（ 右）陪同參與研製104計算機的蘇聯專家米里尼柯夫遊覽頤和園。

蘇聯最終同意，且允許進修隊延長學習半年。1958年8月，進修隊一返回北京，就立即投入了國產104計算機的研製。項目以蘇聯BESM-2計算機為藍本，由張效祥主持整體工作，蘇聯方面也派出專家輔助。

然而，接下來的兩大難題是：104機在國內加工、調試的工作量估算是7萬個工時，比在蘇聯要多3萬工時；原蘇聯的磁鼓、磁帶機和光電機等外圍設備圖紙，存在較多錯誤。

既要改動、重新設計，又要趕上時間進度，張效祥和許多同事，吃喝睡都在工作房裡，每天三班倒。他經常晚上一點多睡覺，第二天早上5點半就起床上崗，然後就一直都沒停下休息。

在張效祥主持下，項目在計算所等10多個單位協同下進行。歷經約一年艱苦攻堅，104機宣告研製成功，並作為建國十週年獻禮。這台計算機平均每秒運算1萬次，接近當時英國、日本計算機的先進指標。

104計算機

通過104計算機的研製，中國具備了自主開發計算機的初步條件和配套隊伍。後來，許多重大科學課題紛紛上機運算，國內第一顆原子彈的相關科學計算，就是由104機實現的。

由於意義非常重大，104機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張效祥後來也被稱為“中國計算機事業的拓荒人”。而五十多年過去，他依然記得，那七八十位國內科研人員的名字。

03

好景不長，就在中國剛剛開始在計算機研製等方面取得進展時，受“長波電台”、“聯合艦隊”以及思想論戰等影響，中蘇兩國的關係急轉直下，甚至迅速惡化。

1960年，赫魯曉夫下令從中國撤走全部蘇聯設備和專家。許多國家都認為，中國的計算機事業發展將戛然而止。但是，由夏培肅自行設計、歷時兩年研製的107計算機，迅速打消了這些疑慮和蔑視。

107計算機在中科大安裝調試

107機是中國第一台自主研製的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之後應用於多項科學計算任務。雖然比美國第一台馮·諾依曼結構的通用計算機晚9年，但它的誕生標誌中國計算機事業走向獨立發展。

夏培肅年少時就立志工業救國。當她目睹日軍侵華慘況後，便決心報考工科院校。後來她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交通大學研究院、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本碩博”期間，所學專業都涉電機系。

1951年回國後，夏培肅在清華大學電機系電訊網絡研究室任職。第二年，中科院數學所所長華羅庚選中她和閔乃大、王傳英三人，組建了中國第一個電子計算機科研小組。

1946年，夏培肅在母校交通大學留影。

不過，三人小組中只有夏培肅選擇了堅持，並奉獻了整整一生，成為“中國計算機之母”。另外兩人中，王傳英於1955年改行去蘇聯學習原子能，閔乃大在1958年移民到德國定居。

堅持不懈背後有難以名狀的心酸。夏培肅的丈夫從事核物理研究，兩人平時工作都很忙。第一個兒子，在她研製107機期間，出意外夭折；第二個兒子，也因為他們難以顧及，身體狀況一直不好。

但夏培肅苦心鑽研的107機創造了歷史，更重要的貢獻是，她協助設立和一手創辦的計算機科學院系、課程和教材等，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生，奠定了中國計算機科學的基礎和未來。

夏培肅主編的中科大第一套《計算機原理》教材

後來，她的一位學生胡偉武，成為龍芯系列CPU的首席設計師。2002年，他為了紀念導師夏培肅從事計算機事業50週年，將中國首枚通用處理器“龍芯1號”，命名為“夏50”。

超算與軟件破局

04

七八十年代，全球計算機發展迭代至超級計算機。雖然IBM的超算銷售給中國，但附加苛刻條件：計算機必須放置在獨立的“玻璃房”中，只准國外的工程師操作使用，“中國人不得入內”。

為了擺脫如此受制於人的局面，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愛萍上將，向中央請示研製巨型計算機。1978年，鄧小平在批示中指出：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不能沒有巨型機。

接著，已年屆60歲的國防科大計算所所長慈雲桂，再挑重任。他說，豁出老命也要搞出巨型機，還立下了軍令狀：每秒一億次一次不少，六年時間一天不拖，預算經費一分不超。

慈雲桂教授（右二）

但這談何容易？慈雲桂之前為“遠望號”測量船研製的151機，每秒運算速度只有100萬次。而在“巴統”對中國高技術禁運下，運算速度想要一下突然提高100倍，難度可想而知。

然而，人心齊，泰山移。慈雲桂把近200人的團隊，分成十多個小組逐個攻關。有的小組自然問題頻出，花幾個月才做出方案。但由於只能算“湊合”，慈雲桂狠下心一口否決，然後帶領團隊研製更先進的方案。

另外，參與研製的李思昆教授曾回憶：那時加班費一晚上兩毛錢，我讓大家登記領錢，結果沒一個人願意來領。大家心裡想省下每一分錢。這樣的凝心聚力，想必加速了超算研製。

慈雲桂在銀河計算機機房

1983年12月22日，中國第一台超算提前一年宣告研製成功，被張愛萍命名為“銀河1號”。它的誕生使得中國繼美國和日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可以自主研製超算的國家。

其實，從電子管計算機到晶體管計算機，再從集成電路計算機到超算，中國計算機的每一次升級換代，慈雲桂都是主要推手之一。後來，他被稱為“中國巨型計算機之父”。

05

在國防科大發布“銀河1號”時，求伯君興奮之餘，也在倒騰著另一件事。幾天后，“一個學生成功開發國防科大圖書館管理系統”的消息，被刊登在《長沙日報》上，他霎時成了“網紅”。

1984年畢業後，求伯君在無趣的河北徐水縣石油儀器廠基層工作，積累了一定的編程經驗。兩年後的春天，廠裡來了五個深圳的大學實習生，他暗戀上了其中一個，但始終未能表白。

在決定追去深圳前，求伯君曾在北京、河北短暫逗留。期間，為解決一位老鄉計算機打印的難題，他花9天時間重寫了程序。後來經朋友引薦，北京四通花2000元買下了那套程序版權。

求伯君

當求伯君在北京火車站準備離開時，四通公司來人，竭力挽留他加入團隊，並承諾“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調你過去”。於是，求伯君選擇暫時留在北京，後來結識了香港金山的老闆張旋龍。

1987年，四通公司因“惜才”反悔，求伯君嚴正交涉後才輾轉至深圳四通，但負責的只是經營部業務。張旋龍深知求伯君的能力和志趣，於是拋出繡球，“來金山，我讓你專心搞軟件”。

加入香港金山時，求伯君的目標十分明確，取代WordStar。自1988年5月起，他把自己關在深圳蔡屋圍酒店房間裡，只要醒著就不停地寫代碼，直到困得看不清屏幕了，才會瞇眼歇一會。

結果，僅僅過去兩個月，求伯君就因急性肝炎發作被送進了醫院。第二次復發時，醫生強制要求住院一個月，他就把電腦搬到病房裡繼續寫。但出院沒多久後，又復發住院一次。

功夫不有心人。1989年9月，WPS1.0正式發布，填補了中國計算機中文字處理的空白。沒有發布會和廣告，WPS僅僅憑著口碑就迅速火了起來，在國內市場佔有率一度高達90%，成為一個時代標誌。

自主電腦芯片浮沉

06

九十年代，江澤民、李鵬等中央領導都曾指示“砸鐵賣鐵”也要把半導體產業搞上去，以糾正“造不如買”的錯誤路線影響。但在“908”、“909”兩項工程成效不大後，“18號”文件緊隨其後落地。

國內的政策補助以及開始活躍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吸引了一批海外半導體人才回國，其中便包括李德磊。1999年，李德磊將他在國內的公司百拓立克進行“清洗”，同時搖身一變為中芯微，獲得500萬補助。

這時被聯想掃地出門的倪光南，依然鼓著勁要做自主芯片。他拒絕了一些慕名而來的企業，但在李德磊找上門來時眼前一亮：這支隊伍基本具備，研製自主嵌入式CPU的技術能力。

倪光南（左）

倪光南利用個人信譽背書，為中芯微四處奔找資金，以其晚輩劉強為首的研發團隊，也沒日沒夜的埋頭苦幹。四海歸仁，眾擎易舉。2001年4月，中國第一片自主設計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號”橫空出世。

通過中國工程院的鑑定後，“方舟1號”獲得國家幾大部委的支持，被推上了技術神壇。緊接著，為了推廣內嵌方舟芯片的NC（網絡計算機），俞慈聲首先“出手”，國內許多政企客戶跟進。

藉著如日中天的氣勢，李德磊將中芯微改名為“方舟科技”，將原法人代表胡銘曾再送走。對於倪光南極力建議成立市場部，李德磊認為他：有官癮，非要做主管市場的副總裁。

李德磊

接下來的變化或許出人意料。把控互聯網服務器端的微軟和英特爾，根本不支持NC內嵌的Linux工具軟件。因此，NC在互聯網環境下，一些正常使用也受到局限，早期入手的用戶叫苦不堪。

另外，李德磊眼裡一直只容得下政府訂單，多次將倪光南請來的客戶踢走，導致失去了市場信任。而涉嫌挪用經費建樓、叫停CPU不履行863計劃義務等等，將方舟科技一步步拉向深淵。

最終，倪光南再次出局，向介入調查的科技部“負荊請罪”後，轉至CNET中國任副總裁。而自覺深受李德磊欺騙的劉強，帶著一批研發人員離開，與好友重新創立了芯片公司君正。

07

在“方舟1號”誕生前，曾有一些主流聲音認為：中國祇能先從芯片封裝和測試入手，做“外圍”。然而，時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李國傑疾呼，“十五”期間應該花大力氣研製通用CPU，錯過這五年，以後就沒機會了。

2001年3月，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胡偉武主動請纓，組建一支通用CPU研製隊伍。一個月後，在李國傑等人支持下，龍芯課題組正式成立。胡偉武立下軍令狀：一兩年之內做不出來，提頭來見。

胡偉武

在龍芯項目正式啟動後，課題組獲得1000萬元研發經費，有一間50-60平米的實驗室，成員最初只有10來人。條件不夠，刻苦來湊。於是胡偉武一頭扎在實驗室，一邊當獵頭，盯著中科大、中科院的校友。

如果作一個對比，英特爾當時宣布將投入12億美元研發手機芯片，這幾乎是龍芯的一千倍。在經費有限，沒人教沒處學的情況下，胡偉武一個星期不回家，幾天不怎麼睡覺，也是常有的事。

值得注意，年屆66歲的黃令儀也受李國傑邀請，為龍芯做物理設計。但她陷入害怕半途而廢，以及對計算所深厚情感之間的掙扎。猶豫一陣後，黃令儀最終帶著五位微電子所的同事，走進了龍芯實驗室。

黃令儀

為了以防萬一，課題組與黃令儀商量後，決定做兩款芯片。其中，黃令儀負責的1B為確保型，以打通全部流程為目標，要求不太嚴苛。另外，胡偉武主持的1C是力爭型，時序、面積等標準要求較高。

然而，1C在流片時掃描鏈沒有接出來，胡偉武迅速作出決策：人工修改。過程中，研發人員一個個疲勞得面色蒼白、眼睛充滿血絲，但在嘴唇還有一點紅色的情況下，依然抖擻精神“戰鬥”。

研發芯片是一場長征，而長征需要信仰。胡偉武是毛澤東鐵桿“粉絲”，自稱“毛毛蟲”。他的上裝經常別著主席像章，會議室裡放著主席塑像。他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搞研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胡偉武的思想、行動和魅力感染著很多團隊成員。這使得幾十名年輕骨幹懷著共同使命，激情燃燒。2002年8月，中國第一枚通用CPU“龍芯1號”成功發布，終結了計算機產業多年“無芯”的尷尬歷史，開啟新紀元。

國產操作系統發展

08

在海灣戰爭和北約入侵科索沃時，美國的電子信息戰癱瘓了伊拉克、南聯盟幾乎所有網絡通訊系統。雖然沒有證據說明微軟等公司可能提供某些後門，但這種情形還是讓中國政府為之一震。

當時的信產部、科技部多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一旦與美國鬧掰，國家信息安全將面臨怎樣的威脅？中科院軟件所副所長孫玉芳也上書國務院，一再強調“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操作系統”。

2000年，在孫玉芳牽頭組織下，中科院軟件所和上海聯創，合資成立了中科紅旗公司，推出紅旗Linux操作系統。同時，他還創辦了紅旗中文2000，推出Red Office辦公軟件。

1

從佈局的兩大產品來看，中科紅旗對標微軟的目的十分明顯。而僅僅成立一年時間，它不僅挖走了微軟和甲骨文的技術骨幹，還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採購中，一舉擊敗微軟拿下操作系統訂單，一戰成名。

緊接著，中科紅旗“趁熱打鐵”，在全國設立100多家培訓中心，培養出1000多名紅旗認證的linux工程師。另外，中科紅旗還與PC硬件廠商，達成超過100萬套供貨協議，一度成為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統廠商。

然而，就在孫玉芳多維出擊、風生水起時，紅旗Linux的一些軟件問題依然沒有太大改善。其中一個“要命的問題”是：基於Linux的國產辦公軟件，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與微軟文檔格式無法兼容。

此外，微軟放縱盜版軟件盛行，進一步導致紅旗Linux系統鮮有問津，在C端市場舉步維艱。雪上加霜的是，董事會要求孫玉芳在三年之內要有回報，但中科紅旗背景特殊，融資、上市均有限制。

孫玉芳

2001至2003年，中科紅旗均未實現盈利。噩運接踵而至，孫玉芳在重壓下積勞成疾，於2005年突發腦溢血去世。隨後，公司連續曝出各股東意見不一、管理不善、資金鍊斷裂等一系列問題。

中科紅旗自此一蹶不振。2014年，大連五甲萬京接盤中科紅旗，價格是3862萬元。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孫凱歌說：紅旗是中國計算機操作系統的旗幟，不能倒。如果旗幟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將是對整個產業的信心。

09

隨著信息技術危機意識不斷加強，中國也致力於軍用操作系統研製。2001年，國防科大接到863計劃重大專項任務：開發國產操作系統。當時只是助理研究員的孔金珠，“死皮賴臉”跟上級申請，加入了項目組。

孔金珠

面對全球“群雄爭老二”的局勢，專家組最初難以定奪開發操作系統的路線。經過大半年討論，他們決定採用“四合一”技術，把Mach、FreeBSD、Linux和Windows的優勢，互相整合在一起。

然而，一個系統內核平均就有400萬-500萬行代碼。為了把不同的技術架構做成一個系統，孔金珠和同事們拼了命，足足經歷四年“折騰”，才最終完成研發。由於系統“四不像”，專家組取名“銀河麒麟”。

不過，整合多個系統的弊端迅速顯現，適配新軟件和硬件的過程艱鉅到難以想像，一些專家甚至有力也無處使。另外，FreeBSD日漸沒落，Mach微內核架構也被主流市場放棄，幾乎沒有社區幫助開發代碼。

這時孔金珠已成為銀河麒麟研發工程師，但十分憂慮“麒麟”的未來。2006年後，銀河麒麟歷經技術動盪低谷，一些科研人員選擇離開。但孔金珠最初的熱情並沒有消退，依然選擇堅守陣地。

銀河麒麟OS

三年後，國家“核高基”重大專項啟動。麒麟系統項目獲得工信部支持，得以繼續迭代。在孔金珠等人的強力要求下，研發團隊選擇定調初鋒芒的Linux內核，並基於Linux內核迅速開發出了全新的銀河麒麟。

重要的是，孔金珠團隊在新銀河麒麟系統中，加入了多種獨立開發的組件，實施了自主可控的深度優化，主流軟件只要稍微適配，就能以更快速的跑在系統上。用孔金珠的話說，“這就像上了高鐵”。

此前，中國政府已在嘗試大量進口系統的替代工作，但“四不像”的麒麟無法承擔這一重任。而在基於Linux的銀河麒麟發布之後，各個黨政軍重要機關，才真正開啟了操作系統國產替代的大潮。

10

世紀之交，政府扶持國產操作系統時，也鼓勵民營企業開發拓展。1999年7月，信產部組織“Linux未來發展”研討會，決定加大力度推動Linux在中國的普及與應用。隨後，高峰期國內出現三四十家Linux開發公司。

劉聞歡（Deepin）

當時剛大學畢業的劉聞歡（Deepin）和冷罡華（Hiweed），也想做出屬於國人自己的Linux系統。但劉聞歡認為開發環境還不成熟，而且自身資源有限。於是他跑到北京參與了創建綠盟科技，同時開始等待時機。

然而，冷罡華迅速沉醉其中，把市場上Linux發行版幾乎全摸索、套用了個遍。2004年，他利用工作之餘，開發出中國第一個基於Debian的本地化版——Hiweed Linux，但在迭代五個版本後突然“消停”。

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2008年，已經“不差錢”的劉聞歡歸來。他聯合冷罡華重新啟動了Hiweed Linux項目，並把項目名稱改為Linux Deepin。緊接著，他們在國內發布了深度（Deepin）操作系統第一個版本。

深度操作系統

最初，深度系統有三個明顯特徵，定位社區化公益項目；團隊成員基本都是兼職；研發資金一直靠劉聞歡自掏腰包。由於團隊只有投入沒有產出，以至於稅務機關一度懷疑他們涉嫌洗錢，而上門檢查。

為了將軟件做大做強，2011年，深度科技公司正式成立。這時王勇被劉聞歡“忽悠”到武漢，成為公司副總經歷及CTO。王勇是深度第一個“全職開發者”，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憑著喜愛和一腔熱血自學成才。

後來，年輕的深度隊伍付出很多。比如王勇，曾寫代碼累到要靠輸液，才能第二天繼續上班；長期睡在公司，妻子抱著孩子到樓下才能逼他回家。還有成員，每完成一項代碼就會大吼一聲，來釋放壓力下的喜悅。

王勇

隨著系統日益精進，深度也逐步實現商業化。2014年10月，公司獲得綠盟科技和360公司的8000萬元投資。另外，“棱鏡門”事件後，受益於國家政策推動，深度竟然進入中央政府採購名錄，而其餘3家都是國資背景。

2019年，深度系統的用戶已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Linux全球開源操作系統榜上排行前十，是排名最高的中國操作系統。更重要的是，深度已成國產統一操作系統UOS的核心，而且是UOS迭代升級的有力後盾。

結語

當前，國產統一操作系統UOS正在或已完成適配龍芯、飛騰、兆芯、海光、鯤鵬芯片，以及金山WPS、永中Office、360等軟硬件。另外，中標麒麟也已與銀河麒麟完成合併，將投入百億打造國產操作系統新旗艦。

國產統一操作系統UOS界面

顯然，在國際形勢已驟然變化下，UOS與麒麟將醞釀一場國產計算機的新變局。但是，近二十年來的“北京市政府採購事件”，“Win10入圍政府採購事件”以及“ 華為事件”等等，也一直在提醒國人避免重蹈覆轍。

中國最近幾年也發生過一些“積極”事件。比如沈昌祥、倪光南等26名院士曾聯名上書，將存在較多安全隱患的Win8系統，擋在政府採購大門之外；天河、曙光和神威系列自主超算，在美國打壓下越挫越強，並實現登頂。

這可以用老一輩革命家的話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或許，這句話也是計算機先驅們給後輩的最大啟示。回溯歷史，中外科技以及背後的政治博弈，一直並將長期存在，中國計算機人要做好持續攻堅、反复較量的準備。

“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

魯迅曾說：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先行者和闖將者，大抵是誰也怕得做。正是先驅們的勇敢與擔當，從銅山鐵壁中撕開了中國計算機事業發展的“口子”。而繼往開來，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計算機事業必將更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