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發表文章《不能不負責任地鼓勵多生》，攜程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今日發文，稱人口是財富而不是負擔，中國人的平均價值是正數。他認為，中國的極低生育率意味著勤勞和聰明的中華民族佔世界的比例在急劇萎縮，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梁建章表示，絕大部分國家都不會把降低生育率看作是給世界作出貢獻，因為這些國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寶貴的資源，許多生育率遠高於中國的國家都在鼓勵生育。

中國的人口數量雖然相當於日本的11倍多，但從人口密度來說，每平方公里中國為145人，日本為345人，中國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現在還鼓勵生育。除了日本以外，德國、英國的人口密度也高於中國，現在德國和英國也在鼓勵生育。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國高幾十倍，但新加坡現在仍然鼓勵生育。

他認指出，中華文明一度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現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兒只佔世界十分之一略強。即使現在完全放開但不鼓勵生育，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將急劇萎縮，到本世紀末，中國的份量將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將徹底衰微。“在其他因素相同時，文明的力量與人口數量成正比。隨著人口數量下降，人口質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並不表示會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張俊)

以下為梁建章文章全文：

梁建章：四評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多論”

7月7日，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發表文章《不能不負責任地鼓勵多生》，回應我們此前的文章《三評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多論” 》。雖然我們不同意李鐵的觀點，但我們還是要感謝李鐵一再回應我們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論述的很多觀點，李鐵要么是視而不見，要么是嚴重誤讀。下面我們對李鐵文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進行具體分析。

不能只看人口數量，還要看人口密度

李鐵說：“如果中國的人口只有幾億，我們可以討論提高出生率和鼓勵生育問題。但是中國現在面對的是14億人口，相當於美國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說那些幾百萬或者千萬人口的小國了。”

中國的人口數量雖然相當於日本的11倍多，但從人口密度來說，每平方公里中國為145人，日本為345人，可見，中國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現在還鼓勵生育。按照李鐵的邏輯，只看人口數量而不看人口密度，中國有14億人口就是人口過多，日本有1.27億人口就不是人口過多，那麼假如把中國的每個省份都看作獨立經濟體，每一個省份的人口都少於日本，就不是人口過多了？就可以討論提高出生率和鼓勵生育問題了？除了日本以外，德國、英國的人口密度也高於中國，現在德國和英國也在鼓勵生育。人口密度比中國大的國家都不認為本國人口過多，中國有什麼理由認為自己人口過多？

李鐵一再強調“中國人口基數大”，事實上，中國人口基數大，一是因為中國的歷史悠久，美國的歷史比中國短得多，人口當然比中國少；二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既不像羅馬帝國那樣分成幾十個國家，也不像印度那樣分成兩、三個國家（先是分出一個巴基斯坦，後來巴基斯坦又分出一個孟加拉國）。如果印度不分裂，那麼現在印度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了。

在長期的計劃生育宣傳下，中國人口過多的觀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人特別能生孩子。但實際上，所有留存下來的民族都擁有頑強的生育文化。中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匯聚才成就了統一的華夏民族，之後社會經濟結構相對穩定，農業發達；這些都是促進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長的有利因素。在過去兩千多年，除戰亂時代外，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人口密度再大，也不能得出“人口過多”的結論。比如，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國高幾十倍，但新加坡現在仍然鼓勵生育。歸根結底，我們與李鐵的分歧在於，李鐵把人口看作是負擔，認為人的平均價值是負數；而我們把人口看作是財富，認為人的平均價值是正數。

中華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斷下降

雖然中國現在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作為一個文明，中國現在並無人口優勢。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億人，內部擁有共同的種族、語系，宗教、價值觀和文化認同。二戰後，西方國家在經濟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個穩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體。人口是文明傳承的基礎。中華文明一度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現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兒只佔世界十分之一略強。如下圖，即使現在完全放開但不鼓勵生育，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將急劇萎縮，到本世紀末，中國的份量將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將徹底衰微。

注：中華文明含中國大陸和港澳台，1950年前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史》（1988），之後來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他國家1950年前來自Maddison（2008），之後為聯合國人口署中方案預測。

當然，影響文明興衰的絕不僅是人口數量，還有人口素質、發展水平、組織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質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數量是基礎條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時，文明的力量與人口數量成正比。隨著人口數量下降，人口質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並不表示會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

邊際效應與規模效應

李鐵說：“經濟學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邊際效應，也就是說在一定的經濟規模下，效益可能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規模邊界，效應會遞減，人口也是如此。”

“邊際效應”又稱為“邊際效益遞減”，說的是在一個以資源作為投入的產業，單位資源投入對產品產出的效用是不斷遞減的。舉例來說，假設一個人耕種一畝耕地，產值是1000元；如果兩個人耕種兩畝耕地，總產值就是2000元；而如果人多地少，兩個人耕種一畝耕地，總產值可能只有1400元，人均產值只有700元。

對於農業來說，“邊際效應”基本上是適用的，人口越多，人均耕地越少，人均產值越低；然而，對於工業和服務業來說，卻適用另一種效應—-規模效應。在現代社會，一個國家的產值最高的產業並不是農業，在很多國家，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產值比農業的產值高得多。例如，在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包括農業、林業、漁業和畜牧業）產值僅佔GDP總量的7.1%，第二產業佔39.0%，第三產業佔53.9%。

在一定範圍內，人口越多，工業和服務業越容易發展，生產效率越高，人均產值越高。以製造業為例，一家公司生產100萬個產品的單位成本要遠遠低於生產1萬個產品。以交通業為例，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公共交通越發達。人口密度越大，推廣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場大，規模生產就有了效益。人口越多，會導致需求你產品的人越多，同時導致你的競爭者也越多，從而促進技術進步。

勞動力是否短缺無關人口數量

李鐵說：“在梁建章先生和黃文政先生的觀點裡，最為簡單的邏輯就是未來中國人口會因出生率的下降而減少，特別是會出現人口或者勞動力短缺的時代。”

顯然李鐵嚴重誤解了我們的觀點，因為我們從未以中國勞動力短缺為理由而鼓勵生育，也沒有在任何一篇文章說過，放開和鼓勵生育的理由是就業問題。我們多次說過，人口數量的多少與失業率沒有顯著的相關關係，也與勞動力是否短缺沒有顯著的相關關係。

人口萎縮並不意味著勞動力短缺。這是因為所有的工作機會都來自人的需求，人口減少，需求也會相應減少，工作機會自然也會減少。整體而言，人口規模對就業的影響為中性，但略偏正面。我們在評論李鐵觀點的第一篇文章中已詳細分析過了，在此不再重複。

世界人口數量雖在增加，但勞動力價格，即工資水平的總趨勢卻在升高，說明最寶貴的財富，不是自然資源，而是人力資源。另一方面，自然資源價值佔經濟的比例總體上不斷下降，現在佔GDP的比例已不足5%。可見，相對人類創造和享用的財富來說，自然資源越來越便宜，人力資源卻越來越昂貴。

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過多

李鐵說：“溫室效應是人類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簽訂了氣候條約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就是人類過度消耗資源導致了地球生態的惡化。”

實際上，地球本身一直處在持續性的變化和周期性的波動中，人類活動只是影響地球環境的眾多因素之一。在人類存在以前，冰河紀與氣候暖化曾交替出現。至於人類活動到底如何影響環境往往難有定論。即便這種影響顯著存在，生產和生活方式及環境保護措施遠比人口政策對環境的影響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開車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間佔用和環境影響，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幾倍到幾十倍。而在可預見的將來，人口政策差異對人口總量和環境的影響只有百分之幾或幾十，相比交通方式差異的影響低一個數量級。生育政策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對人口規模產生可感受的影響。而在這期間，如果對環境問題認識到位、措施得當，完全可讓環境改天換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著環境好。在環境質量上，人口稠密的歐洲優於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較大的日本優於人口密度較小的中國。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國家之一，但卻位於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列，其中90%的草原受到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影響。

根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在過去20年裡，地表增加了200萬平方英里的植被，相當於多出一塊亞馬遜雨林。而這其中三分之一的綠色增長竟然要歸功於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雖然這其中是否有多大程度與氣候變化有關並不確定，但中印兩國在變得更富裕的同時，更加註重環境而投入更多資源用於造林和植被改善的努力也功不可沒。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兩國巨量的人口規模甚至是改善環境的有利因素，這點與蒙古等人口稀少的國家環境加劇惡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相比之下，人口要少得多的巴西，其亞馬遜雨林反而在不斷萎縮。

全球的人口問題不能只由中國負責

李鐵說：“繼續不負責任地鼓勵多生，不僅會使中國要面對諸多發展中的困境，更會使全人類不得不面對未來人口過多而出現的各種問題。”

現在全球共有77億人口，其中，中國人口為14億，中國以外的人口為63億。如果地球真的是人口過多了，那麼世界各國都要參與控制人口的計劃，尤其是人口密度比中國大的國家更應該控制人口，並且應該制定各國的人口控制比例。如果其他國家不限制生育，只在中國限制生育，我們想反問李鐵：如果僅僅對中國14億人限制生育，而其餘的63億人卻不需要限制生育，這樣能解決全球的人口問題嗎？

李鐵說：“中國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經給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當然，這是在犧牲中國無數個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實現的。但是也因為曾經的人口控制，減輕了中國發展的巨大負擔。”

可以看出，李鐵仍然是把中國人口看作是巨大的負擔，把中國控制人口看作是“給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我們認為，中國人的平均價值是正數，中國的極低生育率意味著勤勞和聰明的中華民族佔世界的比例在急劇萎縮，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絕大部分國家都不會把降低生育率看作是給世界作出貢獻，因為這些國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寶貴的資源，許多生育率遠高於中國的國家都在鼓勵生育。例如，法國政府給生育4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頒發共和國家庭勳章，其中4-5個孩子的家庭是銅質，6-7個孩子的是銀質，8個及以上孩子則是金質勳章。實際鼓勵措施更不計其數。即便如此，法國生育率也只有接近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等也在竭力鼓勵生育，但生育率卻還是在極低水平徘徊。

總而言之，李鐵的論點還是認為人口是負擔，這個和200年前的馬爾薩斯理論同出一轍。而馬爾薩斯理論可以說是樸素的“農民”的人口理論，早已不適合現代經濟體。200年前馬爾薩斯時代，農業是最主要的行業，人均佔地多當然會提高生產率。李鐵也是不斷地用農業和人均耕地的例子作為其論據。但實際上中國和世界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已經步入工業，服務業和創新型經濟，農業的佔比也非常小，而中國的年輕人絕大部分早已不從事農業。所以，有些人現在還死抱著農民的慣性思維而得出“人口是負擔”的結論，真可謂是謬之千里，這種錯誤觀點對人口政策的改革極具誤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