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對Facebook依賴度很高的廣告主也想加入最近的廣告抵制活動，於是便陷入兩難：如果加入，就要面臨短期業務受損的風險；如果不加入，就有可能因為沒有選邊站隊而遭遇長期客戶流失。

隨著數以百計的企業加入抵制Facebook廣告的行列，有人開始質疑某些公司為什麼遲遲沒有加入其中。還有的人則更加憤世嫉俗：他們認為，參與抵制的企業，只不過是為新冠疫情而全面壓縮營銷開支找了一個藉口。

但對很多企業來說，Facebook的確是一個十分高效的渠道，而專家也認為，徹底放棄該平台可能要做出巨大犧牲，尤其是對依靠該平台吸引新客戶的公司。

密碼管理公司Dashlane首席營銷官喬伊·霍華德（Joy Howard）上週撰文稱，即便是加入“#StopHateForProfit”抵制活動一個月，“對我們很多人來說也是非常艱難的事情”。

她在周一的採訪中表示，Facebook是一個“極其有效的渠道”，轉向其他渠道需要高度自律，且要做出犧牲。她還表示，該公司已經希望降低對Facebook的依賴，並且開始主動測試其他平台。

“一個品牌對直接響應的依賴度越高，離開Facebook所作的犧牲就越大。”她說。她指的是直接響應廣告，包括許多促使用戶立刻採取行動的方法，例如下載應用或通過電子商務網站購物。“我希望規模較小以及更加依賴Facebook的企業和品牌能夠更容易表明自己的立場，但如果他們不這麼做，基本可以斷定是他們無法承受由此帶來的損失。”

霍華德還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夠在其他營銷渠道取得成功。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無法在其他平台保持效率，那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場。”她說。

週一早間，反誹謗聯盟CEO喬納森·格林布拉特（Jonathan Greenblatt）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不認為企業加入抵制行列只是為了節約廣告經費。該機構是“StopHateForProfit”抵制活動的領導組織之一。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我過去幾天跟許多CEO溝通過，所有人都在應對新冠疫情差額……”他說，“廣告開支對他們的客戶獲取計劃非常重要。對企業來說，撤離Facebook並非小事。他們可以通過那裡獲取高度精準的用戶。這對每一項營銷計劃都至關重要。”

他還補充道，他相信想要停止用廣告補貼仇恨性內容的CEO，都在試圖平衡道德問題和商業利益。

廣告機構Mekanism合夥人兼首席社交官布倫丹·加納（Brendan Gahan）表示，即便在疫情期間壓縮成本可能是某些企業參與抵制Facebook的原因之一，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主要因素。

“我認為這是勇敢之舉，這些品牌的短期利潤可能嚴重受損。”加納說，“可以想像，很多企業希望站在正確的一邊。這些品牌現在不想單純賺快錢。”

加納稱，大品牌可能只是把Facebook當做宣傳品牌的渠道，但許多企業卻利用該平台來獲取客戶，所以對他們來說，停止投放Facebook廣告是更加艱難的決定。

“對許多直面消費者的品牌來說，Facebook往往是他們整個銷售渠道的生命線。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是他們的整個銷售渠道。”加納說，“世界500強消費品牌可能更關注品牌知名度。他們可以轉移廣告資金，不會對利潤產生太大影響。但對直面消費者的企業來說，這卻相當於從沃爾瑪下架。”

Facebook營銷高管瑪麗·史密斯（Mari Smith）表示，因為撤離Facebook而遭受業務損失的企業或許可以從原本分配給Facebook的預算中抽出一半來測試其他渠道，或許可以構建一個電子郵件列表，或者測試Twitter廣告。

Facebook將在7月遭遇什麼？

如果大量品牌撤離導致Facebook下月的廣告競價降低，就可以給一些企業提供難得的機會。事實上，疫情初期也曾經發生過這種情況，一些互聯網游戲、電子商務和在線學習企業當時都得以低價買入廣告。

BMO分析師週一表示，許多直接響應式廣告主願意在其他人撤離時投入更多資金。

摩根大通分析師週一也在研報中表示，許多營銷人員，尤其是直接響應式營銷人員，將會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低價購買廣告。

他們表示，Twitter最有可能面臨抵制，因為該公司吸引了很高的品牌支出，而且扮演了“更具政治性”的開放性市政廳。

“雖然有些營銷人員也會從Snap撤回資金，但Snap以直接響應廣告為主，其平台將個人聊天與專業內容和新聞隔離開來，而且後者經過專門的編輯。”摩根大通分析師寫道。

摩根大通分析師也指出，Facebook去年第一季度曾經表示，該公司排名前100的廣告主為其貢獻了不到20%的營收。

“許多企業根本承受不起撤離Facebook所損失的規模和投資回報，尤其是在經濟重啟的時候。”他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