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3年的SARS，到當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人類經歷了3次由冠狀病毒引發的嚴重疫情。即便如此，一些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科學家表示，在這段時間內，冠狀病毒的研究一直處在興起和衰退的交替狀態——每當疫情退散，相關研究以及經費投入都會跌入低谷。

新型冠狀病毒（圖片來源：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落基山實驗室）

如果對冠狀病毒的研究興趣能夠延續，那麼我們在面對新一輪疫情時，可能有更充足的準備。

在一篇發表於STAT網站的報導中，作者寫道，從2003年的SARS疫情到現在，將近20年的時間中，冠狀病毒的相關研究經歷了多次興起和衰落的交替。在SARS、MERS疫情暴發時，大量研究人員對冠狀病毒產生了強烈的研究興趣，但很快，這種興趣逐漸消退，直到下一次由冠狀病毒導致的疫情暴發。

在德克薩斯大學醫學分部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Vineet Menachery說：“令人驚訝的是，從近20年前SARS疫情出現到現在，冠狀病毒領域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這個領域的研究力量依舊薄弱。”

研究經費

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冠狀病毒對人類的威脅還十分有限——當時能導致人患病的4種冠狀病毒，只會引起感冒這樣較輕的症狀。因此，冠狀病毒的研究也不具備急迫性。人們對冠狀病毒領域的興趣寥寥，研究經費也非常匱乏。美國過敏與感染性疾病研究院（NIAID）的主任Anthony Fauci提到，在非典暴發前一年，NIAID向冠狀病毒的研究投入了300萬~500萬美元的經費。

隨著非典疫情暴發，並在全球範圍造成8000多人感染、近800人死亡，在此後的一兩年間，NIAID在冠狀病毒領域的研究經費增長了10倍，達到5000萬美元。但很快，投向冠狀病毒的研究經費逐漸減少，到2010年時，研究經費維持在每年平均2000萬美元左右。

2010年時，Menachery還是一名博士後，當時他正跟隨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冠狀病毒專家Ralph Baric研究冠狀病毒。那時非典疫情已經過去了近7年，而另一種引起中東呼吸綜合徵的冠狀病毒（MERS-COV）還沒有通過駱駝感染給人類。

在那一年，Baric的實驗室剛剛開始研究冠狀病毒如何復制，並影響宿主。Menachery正好對研究病毒如何影響人類的免疫系統感興趣。從科學的角度，Menachery進行著一項很有意義的研究；但考慮職業前景的話，這卻是一次冒險的選擇。

Menachery說：“當我在Baric的實驗室工作時，進行冠狀病毒研究的可行性，確實是一個問題。”目前在Baric實驗室工作的助理研究員Lisa Gralinski也對此表示贊同，她說：“在非典疫情和MERS疫情之間的10年中，您不得不為研究想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研究背景。因為只有讓普通公眾和美國衛生研究院（NIH）意識到研究極其重要，才能申請到科研經費。”

申請冠狀病毒研究經費的科學家表示，在疫情結束後，他們在解釋為什麼研究仍具有意義時會面臨更大的壓力。但他們知道，還需要對能在人類中傳播的冠狀病毒進行更多的研究，因為一種全新的致病性冠狀病毒隨時可能出現。

Menachery表示，當他在2010年撰寫經費申請書時，“在第一頁，我用了一半甚至是四分之三的篇幅，證明為什麼我們仍在研究SARS病毒。”

在第二次申請時，Menachery才獲得資助。但是即使如此，當時的時機也是一個因素。在他2012年8月重新提交申請的一個月後，MERS疫情暴發了，而相應的撥款申請審查是在當年的11月。

這種情況也導致了在冠狀病毒領域存在年齡斷層。這個領域的科研人員組成是：一些年齡較大的資深科學家（如Baric）、極少數中間年齡段的研究人員，以及最近才加入該研究領域的年輕科學家。

愛荷華大學微生物和免疫學教授Stanley Perlman就表示，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科學家太少了：“我培養了很多研究人員，但其中大多數人都沒有從事冠狀病毒的研究。”

Gralinski提到，當MERS疫情出現後，研究經費終於穩定下來了，儘管資金並未達到非典疫情后的最高水準。Fauci也表示，在MERS疫情暴發之後，NIAID用于冠狀病毒的研究經費每年穩定在大約2700萬美元。

而COVID-19疫情的暴發，可能會大幅改變冠狀病毒的研究經費。Fauci說：“我不清楚會有多少科研經費投入到冠狀病毒研究，但目前很明顯，研究冠狀病毒能對社會產生真正有益的影響，人們也會對該領域產生更持久的興趣。”

論文數量

冠狀病毒相關的論文發表也遵循著相同的興衰週期。自非典疫情暴發以來，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中，標題或摘要中包含“冠狀病毒”的科研論文數量急劇增加。這一數據庫收錄了全球21000多種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

但是，隨著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投入到冠狀病毒研究的經費逐漸減少，與此相對應，冠狀病毒論文發表的速度也變慢了。相比於2004年的1007篇冠狀病毒研究論文，2011年時論文數量降到了594篇。

2013年，MERS疫情出現後，有關冠狀病毒的研究論文數量再次上升，並持續增長了一段時間，但到2017年數量再次下降。研究人員認為，這反映了這一研究領域的興衰現象。從2002年起，已經發表的冠狀病毒研究論文中，約1/3來自美國的科研人員，另外1/4來自中國的科學家。

如果研究能堅持下來

當人們在新一輪疫情出現後，再次回溯近20年的冠狀病毒的研究進展時，我們會發現此前對冠狀病毒研究興趣的時斷時續，使得我們對冠狀病毒的認識仍存在大量缺口。

科學家不知道患者感染冠狀病毒後，在多長時間內能對病毒保持免疫。關于冠狀病毒傳染性的研究，也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而且，直到現在，都沒有一款能特異性地治療冠狀病毒的藥物上市。在SARS疫情期間，一些科學家試圖測試已有藥物能否有效抵抗SARS；但在疫情消退之後，這類研究也停止了。如果這些研究能堅持下來，在冠狀病毒再度來襲之際，就有可能為一線的醫生提供幫助。

William Haseltine退休前是哈佛醫學院教授，他在美國應對艾滋病和炭疽桿菌危機時發揮了核心作用。Haseltine在《科學美國人》網站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冠狀病毒存在很多容易被抗病毒藥物攻擊的弱點，使用一些已有的藥物或聯合療法可以控制疾病，使病毒生長所需的酶失效。在不同類型的冠狀病毒中，這些酶的相似性都很高。如果我們在SARS和MERS疫情過後繼續研究工作，就有希望在此次疫情出現時儲備大量能阻止疾病傳播的藥物。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也曾表示，如果SARS期間的很多研究堅持了下來，那麼今天我們面對新型新冠病毒時，可能就有更充裕的科學和醫學準備了。

對其他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究，同樣可以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提供幫助。這些冠狀病毒的致病機理存在一定相似性（尤其是SARS與新冠病毒使用相同的受體入侵細胞），並且這些疫苗在技術途徑上也有共通之處。詹納研究所就表示，他們正使用與開發MERS疫苗相同的技術途徑來開發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從而減少新疫苗的臨床試驗準備時間。

在SARS疫情期間，SARS疫苗的研發曾取得重要進展，一款疫苗已經通過了一期臨床試驗。但由於當時疫情已經結束，受試者的缺乏使得SARS疫苗倒在了臨床試驗階段。

該研究領域中的一些科研人員希望，經過此次與新型冠狀病毒的戰役後，人們能對冠狀病毒進行更持續和深入的研究。Gralinski說：“在公共衛生方面，我們非常擅於應對緊急情況。但是，我們很難維持對病毒的預防性監測和研究。”

Menachery期盼將會有更多的科研人員進入冠狀病毒領域。“考慮到17年的時間內已經出現了3種致命的冠狀病毒，科學家將會在冠狀病毒領域進行更多的深入研究，”他表示，“我不確定此次新冠病毒是不是我們親身經歷的最後一次。但是，這次疫情有可能促進對其他冠狀病毒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