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The Verge報導，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科技巨頭、政府和個人都在做出決定，他們希望這些決定可以減少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但並非所有這些艱難的呼籲都完全基於最新的健康信息。導致人們制定為期兩週的旅行限制，囤積口罩或取消世界移動通信大會的因素要復雜得多，並且其所依據的是科學家所不知道的和他們所知道的一樣。

對公共衛生問題的反應不僅僅由公共衛生證據或公共衛生專家的建議引起。“這還取決於其他哪些社會和文化影響力，”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類進化與社會變革學院研究全球健康的Megan Jehn表示。“這取決於不同選擇的框架或結構。最重要的是，人們沒有根據經驗數據做出決定。”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冠狀病毒爆發是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是在這一點上，該病毒似乎在除中國（絕大多數病例）以外的任何國家中沒有廣泛傳播。世界衛生組織不建議任何團體取消在中國境外的聚會或會議。在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在新聞發布會上繼續重申不建議民眾戴口罩。但是美國美國各地口罩也已脫銷。

人們在疾病爆發期間根據自己認為疾病構成的風險來做出選擇。問題在於，風險的顯示方式與面臨的實際風險之間通常存在顯著差異。感知到的風險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威脅的大小，針對威脅收集的信息類型以及其他人採取的行動類型。

新冠病毒構成的威脅仍然未知，這使它看起來比實際的情況更可怕。卡內基梅隆大學社會與決策科學教授Gretchen Chapman說道：“這種未知的風險使其看起來更具風險。試想一下，有兩種疾病的死亡率都達到了3％，但是一種疾病的死亡率模棱兩可並可能改變，而另一種確實可以肯定。這種模棱兩可的似乎更可怕。”

紐約大學全球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David Abramson說道，現在疾病爆發後信息的傳播方式與互聯網出現前的傳播方式不同，人們尋找和相信疾病信息的方式與以往不同。他表示，關於這種病毒的誤導，煽動性或虛假信息容易被獲取，就像社交媒體上湧現的數十種陰謀論一樣。這也改變了人們對新冠病毒風險的看法。

Abramson表示，然而，關鍵信息之一就是人們看到同齡人和周圍的人正在做什麼。他說道：“它通常是您將要做的事情的預測指標。如果你走在街上，而一半的人戴著口罩，你會想，’我應該做同樣的事情嗎？’”

當公司、組織和政府權衡其對疾病暴發的應對措施時，他們對風險的看法也受到政治和經濟學的影響。決策小組會考慮行為的影響，發生不好的情況時要承擔的責任以及可能對其聲譽造成的影響。他們還考慮到了外部壓力：例如，LG和索尼等多家知名公司在活動正式取消之前就退出了世界移動大會。

Chapman說道，與公共衛生建議的分量相比，這些因素對決策過程的相對貢獻取決於每種情況的具體情況。她表示：“也許平均而言，它使人們在採取行動方面更具激進性。”

Abramson說道，如果世界移動大會按計劃進行，如果採取了預防措施，恐怕不會使與會者的健康受到更大的威脅-它將在西班牙舉行，而西班牙的疫情並不嚴重。Abramson認為：“他們在保持謹慎，同時可能反應過度。”

反應過度導致了基於公認的公共衛生實踐的決定。將人們彼此隔離並取消群眾聚會可以幫助防止疾病的傳播。Chapman說道：“根據疾病的蔓延程度，可能很容易過度應用這些措施。”

如果一個團體認為這是有害的，則可能出於其他原因而採取與公共衛生建議不符的繼續行動，例如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反對的持續旅行限制。Jehn說道：“他們可能出於其他原因而這樣做，例如控制恐慌，並且可能將保持客戶、參與者或公民的冷靜作為一個更為重要的目標。”

她說道，人們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風險與他們實際面臨的風險之間的差距將一直存在，直到科學家進一步了解實際風險是什麼，以及他們如何更好地進行交流。“而且我們仍然真的不知道那將如何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