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疫情存在著趨於穩定的趨勢，但在濃厚的恐慌氣氛下，整個社會目前仍在不斷付出巨大的代價，其中就包括各種對於普通人（非患者或和患者有親密接觸的人）實施的各種旅行隔離措施。目前，很多省市的地方政府對於外來人口一律實行14天的隔離政策（比如內蒙古要求外地返崗人員一律隔離14天）。

另外，還有些地區會出現隔離政策層層加碼的情況。比如在上海，政府層面的要求是重點地區（比如湖北）來滬人員應隔離14天不得外出，但具體落實到基層時，很多小區仍然要求只要是從外地甚至外國返回的人員，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離14天。由此造成的後果，是本地居民現在不敢出差，生怕一旦在兩地先後接受14天的隔離，等於整個月份內都無法外出活動。

這些出自於政府或者各個小區的規定，其基本邏輯大致是，認為外來人口出發地的疫情比目的地的疫情要重，所以外來人口相對於本地人的傳染風險更高，需要以14天隔離的方式排除風險。但這個邏輯的問題是，外來人口的傳染風險真的更高嗎？或者說，外地的疫情真的比本地嚴重嗎？如果以此作為前提的話，至少不應該一刀切地針對所有外來人口，而是可以排除那些疫情相對比較輕的地區,例如溫州就沒有理由隔離一個來自上海的旅客。

還有沒有必要隔離14天那麼久。因為對外來人口進行隔離的目的，並不是追求極致的零風險，而是要求某個外來人口的感染風險小於本地人的平均水平。根據初步對潛伏期的統計分析，大概隔離7天就能排除絕大部分感染者。所以只需要現有隔離時間的一半左右，就可以使得某個外來人口的風險減少到原來的幾分之一，減少至少一半的代價。

那麼，上海作為一個疫情較輕的地區，是否必須隔離一個來自疫情相對較重地區如浙江溫州的到訪者呢？哪怕僅僅7天呢？這個邏輯，僅從上海角度可能是成立的，但如果從全國或者說上海加溫州的整體角度則不成立。即便沒有旅行隔離，如果上海和溫州的疫情管控措施差不多，那麼一個溫州人無論在上海或者在溫州，他的生活方式並不會出現太大改變。所以無論他在上海或者溫州，兩地的整體傳染風險並不會發生變化。有可能在上海的傳染風險略微增加（因為可能多了一個潛在感染源），但在溫州的傳染風險會略微下降（因為少了一個潛在感染源）。如果從全國看來，整體風險並沒有明顯增加。所以各地目前採取的旅行隔離政策，更像是一場擊鼓傳花的零和遊戲，大家都想把花推給下家，對於全國整體防疫並沒有太大幫助，卻讓中國經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有人也許會問，那麼難道對於來自武漢的外來人口，也不需要採取隔離措施嗎？這裡需要明確的是，我們反對的是無差別的旅行隔離，而不是反對隔離高風險人群。高風險的人群，包括患者，以及與患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士，還有來自疫情高發區域的人。但是，對他們採取隔離措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本身屬於高風險人群，而不是因為他們移動了區域。簡單一點來說，無論他們留在武漢還是來到上海，都應當進行隔離。現在的武漢，實際上已經處於全民半隔離狀態，基本上停止了所有的公共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地區對於來自武漢的人士採取同級別的隔離措施，也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麼其他地區從邏輯上也可以對武漢人實行同樣的措施是合理的。至於本文所反對的，是那種僅僅因為某人移動了區域，就對他採取既比其出發地更嚴、同時也比到達地居民更嚴的旅行隔離政策。

也許有人還是會對此存在擔心——誰能保證這個人沒有去過武漢呢？其實我們幾天前就曾撰文建議，完全可以利用移動互聯網技術，來驗證某個人是否去過武漢或者其它疫情嚴重的地區。如果沒有去過這些區域，就沒有隔離的必要。如果去過，那麼可以採取隔離措施。但我們要強調，這種隔離的邏輯，針對的是這段有可能增加傳染風險的經歷，而不是人員的籍貫本身。

還有人會說，一個人如果有過旅行經歷，就會乘坐飛機或火車，並且出現在機場、火車站等公共場所，於是就成為了高風險人群，必須對他們進行隔離。其實這等於把所有交通工具和公共場所都當成疫區來對待，顯然也屬於過度恐慌。飛機和火車只是交通工具，其傳染風險到底是否比其他公共場所更高，還是一個需要對以往數據進行科學分析之後才能得出的結論。至少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並沒有建議限制旅行。我們現在不可能關閉全國的公共場所，也不可能隔離所有去過公共場所的人，在這種前提下，如果只乘坐過飛機或火車就需要隔離的邏輯恐怕說不通。那麼，如果飛機上有武漢人怎麼辦？其實還是原來的邏輯，如果把所有武漢人都認為是高風險感染者，那麼可以出台禁止高風險人群使用公共場所或者乘坐飛機和火車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地隔離所有飛機和火車上的乘客。

即使真的把交通工具視為其他公共場所風險更高的區域，也應當從感染風險的角度來考慮，根據不同的交通工具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把所有旅客都打上高風險的標籤。例如私家車的傳染風險非常低，至於飛機和高鐵，如果經過有效的防護措施，其風險也相對可控。如果非要把乘坐過飛機的人都隔離14天，等於把所有飛機的使用成本增加了好多倍，會令整個航空業陷入癱瘓。與這種最壞的結果相比，更加可行的措施，還是規定這段時間飛機的上座率不能超過50%，這樣座位之間就可以保持足夠的間隔，再加上必須佩戴口罩、高頻率消毒等措施，可以把乘坐這些交通工具的風險降到和其他公共場所相仿的水平，也就不必為此專門採用14天的強制隔離。

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議，是因為整個社會目前正在為這種無效的旅行隔離政策付出高昂代價。比如，誰都知道全國目前存在著巨大的口罩缺口，各地都希望快速提升產能來增加供給。但是，無論口罩行業還是上下游行業，當前都面臨著開工嚴重不足的情況，因為很多工人都在春節過後剛剛返程，強制隔離14天的政策，就意味著勞動力缺口至少在兩週內無法得到填補。與之情況類似的，還有一系列急需生產當下緊要物資的企業。對於難以實施“居家辦公”的傳統製造業來說，隔離政策目前就是恢復產能的最大障礙。

在隔離政策被過度使用的背景下，外地務工人員遲遲不能到崗，各種出差展會被迫停止，全國航班被取消大半，酒店業處於停滯狀態，整個旅行相關行業直接的損失總額，估計要達到全國GDP的10%左右。另外，內部交流不暢還會造成各種間接和連帶損失，甚至還出現了地區歧視、排外等多年不見的不良風氣。更糟糕的是，一些國家開始效仿中國的旅客隔離政策，一刀切地禁止中國客人到訪，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對外交流，使得中國面臨和世界脫鉤的重大風險。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為各種無效的旅客隔離措施付出了太過高昂的代價。當然，各地政府為降低本地疫情風險而出台隔離政策的動機也並非不能理解。所以要破解這道難題，最終還是需要中央政府從整體利益出發，在科學計算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禁止或者至少改善那種對於一般旅客的無效隔離措施。

作者：梁建章黃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