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第一個月，新冠肺炎疫情隨著春運向全國擴散，幾天的時間便讓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地圖一片紅。但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採取了許多有效措施，包括減少人口遷移、宣傳網絡拜年與鼓勵戴口罩進行自我保護等，最大程度地限制了病毒的擴散。

其實，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瘟疫一度是每個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威脅之一。今天發生在中國的事情，歷史上曾在多個地區上演過。比如，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中心——倫敦。

這是一個夏末午後，倫敦依舊沐浴在暑氣未消的熾熱夕陽與“腐敗”的空氣中，約翰·斯諾（John·Snow）的診所接診了一名腹痛、噴射性嘔吐、米泔樣便的患者，一整個下午的搶救才讓這名患者從死神手裡撿回一條小命，但是持續的高熱和脫水最終還是讓他一命嗚呼。最要命的是，患者的鄰居們，也在之後的幾天裡逐漸被送了過來。

作為醫生的約翰·斯諾（稍顯頭冷）

霍亂不是第一次到訪倫敦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之下，卻是瘟疫幾番肆虐的墟壤。1831年第一次霍亂疫情，死亡人數6536人，1848年霍亂再度來襲，死亡人數14137人，而1854年，霍亂第三次襲擊了倫敦，短短一周時間，斯諾居住的蘇活（Soho ）區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常住人口的1/10 [1]。

不斷接診霍亂患者的斯諾換上了更加嚴密的口罩，開始給整個診所消毒。霍亂究竟如何傳播當時尚無定論，不過當時倫敦醫生們大多篤信“瘴氣說”，認為籠罩在倫敦的由土壤散發的“腐爛”瘴氣是霍亂的罪魁禍首。

這麼說的原因很好理解。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帝國光輝下，是倫敦如同糞坑一般的城市現狀，人口的爆炸增長與沖水馬桶的應用帶來了城市的繁榮與生活的便捷，卻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排水系統。霍亂弧菌是難以被看見的，但倫敦街頭四處都可以聞到有機物分解後硫化氫混著吲哚類物質的刺鼻“芬芳”確是事實。

然而，斯諾醫生卻對“瘴氣說”充滿了懷疑：如果是有害氣體導致了霍亂，那麼為什麼發病的症狀是腸道問題而不是呼吸道問題？既然每個人都要呼吸有害的空氣，為什麼貧民窟的居民的發病率遠遠高於莊園裡的貴族的？細心的斯諾醫生將病人的住處記錄了下來。

倫敦蘇活區霍亂爆發地圖（其中黑點為死者居住地址）

寬街地區放大示意圖（五角星處為水泵）

通過將區域內578名死亡病例繪製在地圖上，斯諾發現，大部分死亡病例出現在寬街（Broad Street）和劍橋街（Cambridge Street）交叉口處的水泵附近，他意識到，或許水源才是霍亂真正的傳播媒介 [2]：

“在進行點示圖分析中，我發現幾乎全部的死亡案例均在寬街水泵的短半徑中。只有十個案例是圍繞另一個街的水泵。在其中五個死亡病例中，其家屬告訴我，他們經常到寬街的水泵取水，而不是更近的水泵。在其他三個案例中，三個孩子均去寬街附近的學校讀書。

至於從地理位置上屬於該水泵的居民死亡案例中，有61名曾經飲用過寬街的水泵水，無論是經常還是偶然……”

——約翰·斯諾在寫給《醫療時報和公報》的信

死神遊船於被污染的泰晤士河之上

在之後的研究當中，助理牧師亨利·懷特海德加入到了約翰·斯諾的團隊之中，他很早便致力於推翻疾病瘴氣理論，而斯諾的寬街霍亂患者地圖也促使他堅信霍亂是通過被污染的水源進行傳播的。

兩人使用人口統計學研究的科學觀察方法也成為了之後興起的流行病學的發端。[4]在確定了寬街水泵是霍亂的源頭之後，約翰·斯諾向聖詹姆斯教區監護委員會報告了自己的發現，委員會採納了他的建議，第二天，寬街水泵的把手被卸下。此後的幾天，不得不使用其他水泵的寬街居民中沒有新發病例出現，霍亂在Soho區的爆發得到了控制，這尊死神第三次收起了自己的鐮刀。

水泵被破壞後，霍亂的傳播途徑被有效切斷，疫情得到了遏制。斯諾的“死亡地圖”發表後，人們也不再從神學和道德的角度去解釋疾病，而是通過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和控制。斯諾的方法也為現場流行病學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流行病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此後的疾病爆發的溯源與防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

寬街水泵紀念雕塑（仍舊沒有把手）

在現代醫學的努力下，霍亂、天花等帶來過無數災難的傳染病也逐漸淡出了現代人的視野，然而諸多新發傳染病卻依舊在世界各處肆虐，2003年的SARS，後來的H1N1 ，非洲的埃博拉，中東的MERS，還有2020年初這場在全國范圍掀起軒然大波的SARS-CoV-2。

每一次疫情的有效控制，都離不開臨床醫學、公共衛生與基礎醫學多學科的共同努力；每一次疾病的爆發，也都會以極大的代價促進生命科學發展和衛生體系的進步；而每一次戰勝疫情，也都會給衛生事業的建設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期待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能盡快結束，中國的疾病控制體係得到進一步完善，也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形成更加科學的觀念，與自然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