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呼吸內科醫生胡晟在除夕這天拿到了自己的CT片子：雙肺幾乎全白。他科室的同事看到結果，好幾個都哭了。胡晟是在發熱門診被感染的。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在1月8日開設發熱門診，他從呼吸內科調到發熱門診擔任負責人，門診的“人都堆起來”，到現在，胡晟所在醫院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大約有30人。

胡晟告訴經濟觀察網記者，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呼吸科原本只有1個病區，現在擴展到了4個病區，其中2個病區專門收治本院醫護人員，“每個病區大概十幾個人”。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下稱“中南醫院”）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比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更嚴重。

根據《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發表的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團隊的文章，截至1月28日該院的138例病人中，41.3%可能通過院內感染髮生，57例院內感染的人中有40例為醫護人員。

2月3日流傳的一張醫務人員發病情況圖表顯示，湖北省報告15例以上確診醫務人員病例的醫院有15家，武漢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武漢市第一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市第四醫院和武漢同濟醫院等都名列其中。

多位武漢呼吸科醫生也對經濟觀察網表示，醫護人員實際感染的數量只會比上述圖表上的數字更多。不完全統計，目前武漢市醫護人員感染數已經在千例以上。

一例醫護的感染，很可能意味著其所在一組醫護人員失去前線的作戰能力，這對收治病人能力的巨大缺口更是雪上加霜。

2月9日，湖北省委書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揮長蔣超良表示，要確保未收治患者清零，意義在於隔離收治速度要跑贏病毒傳播的速度，否則物資和醫護還會緊缺。

經濟觀察網獲悉，2月8日，全國再次動員超過2200名專科醫護人員馳援武漢。目前所有在漢的有執業醫生資格的退休人員、轉崗人員和醫學院學生，都被招募起來共抗疫情。

決戰打響。

武漢“決戰” 全國馳援

2月9日，湖北省委書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揮長蔣超良在一線表示，要確保未收治患者清零，堅決打贏集中收治的“殲滅戰”。

繼上一輪物資、場地問題得到緩解後，收治問題的矛盾集中在了專業醫護缺乏的問題上。

據經濟觀察網了解，目前所有在漢的有執業醫生資格的退休人員、轉崗人員和醫學院學生，都被招募起來共抗疫情。

這仍然遠遠不夠。繼此前數輪調集醫護人員赴函援助後，國務院再次從各地調集超過2200名專門團隊。另外，全國多個省份領導的一省包一市（湖北省地級市）的行動也已經緊鑼密鼓展開。

經濟觀察網獲得一份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2月8日下發的《關於請上海市等有關單位組派醫療隊援助湖北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函》 （下稱《請醫療隊援助湖北函》）顯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的16個重症病區和1個重症監護室（ICU）需“整建制接管”。16個重症病區由南京、無錫、蘇州、杭州、寧波、廈門、青島等市組建醫療隊接管，ICU由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下稱“華山醫院”）組建30名醫生和180名護士接管。

《請醫療隊援助湖北函》顯示，16支重症患者救治醫療隊每支需組建醫療隊員130名，包括臨床醫生30名和護理人員100名，17支隊伍共計需組建2290名醫療隊員，“做好2月9日前往湖北武漢支援的各項準備，盡量配置7天的防護物資”。

華山醫院醫療隊第一個報名的是感染科教授陳澍，消化科、抗生素研究所也隨後報名。擔任上海市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的張文宏也報名：上海這邊情況穩定了，他也可以去，不過出於上海醫療救治的考慮，華山醫院未批准張文宏的報名。

45分鐘，華山醫院報名人數已經超過210人，最後確定由曾經在SARS救治第一線工作的呼吸科主任李圣青擔任隊長，34名醫生的專業包括呼吸、感染、重症、血液、消化、腎臟、神經內科、抗生素、內分泌等。組建完畢後，華山醫院214人出征武漢。

截至2月9日下午，國家衛健委已累計從全國調派11921名醫護人員馳援湖北。

民航數據顯示，9日當天，武漢天河機場共迎接來自全國各地的40餘架次醫療隊航班、共計5000餘名醫療隊員，這是天河機場迎接外來力量最多的一天，航班來自上海、天津、遼寧、河北、山西、江蘇、浙江、廣東、四川、山東、河南、福建等地。

第一波感染與“沒有人傳人”

隨著抗疫的深入，醫護人員的大規模感染問題，在這次疫情中起到的負面效應是逐步露出水面的。

根據前述會議中流出的匯報圖表，中南醫院確診和疑似病例分別為50例和17例，彭志勇告訴經濟觀察網，醫護感染的實際數字只會比這更多，因為現在“時間點不一樣，是動態的數據”。

“前面（通報）說沒有傳染，所以很多人沒注意。那個時候很多病人到醫院裡面看病，醫生和護士也沒什麼防護措施，這是第一波醫護感染。”彭志勇說。

2019年12月30日，就在李文亮等醫生髮出預警的同時，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呼吸科住院部也接診了新冠肺炎患者，不過胡晟和同事在當時並不知道這是什麼病，治療方法按照病毒性肺炎進行。

等到有同樣症狀的患者越來越多，醫院開了發熱門診。1月8日到發熱門診上班以後，胡晟每天接診100多個病人，每天有一半病人的肺部CT都有著相似的症狀——磨玻璃樣病變。

“在發熱門診的那十幾天，感覺把上班十幾年來的病毒性肺炎都看完了，我覺得這種情況很不正常，因為不可能同一時間短期內出現這麼多相似的病例，這基本上是以前從來沒見到過的。”胡晟判斷這次的病毒性肺炎不是一般的病毒。

胡晟，受訪者供圖

根據武漢市衛健委1月3日通報，不明原因肺炎“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1月7日，本次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體被判為新型冠狀病毒。

去發熱門診之前，在住院部工作的胡晟接診了2例新冠肺炎病例，“就按照普通的病毒性肺炎去處理，也沒有意識到要上防護措施”。

跟胡晟情況類似，從肺炎疫情開始，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危重症專家、副主任醫師余昌平每天都要接觸很多病人，並沒有嚴格的防護措施。“有一次急診科會診，一天下來三個全是的；還有一次，我在發熱門診參加一次病情會診，那個病人在漢口華南海鮮市場二樓工作的，我作為臨床醫生，一看他就是冠狀病毒肺炎。”

余昌平不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被感染，1月14日他開始發燒，白天燒晚上燒，燒到38°5。17日科室同事要一起吃年夜飯，余昌平擔心自己是新冠肺炎傳染給同事就去做了CT，一起檢查的還有另一名同事，結果出來兩個人都有問題，一起住進了醫院。

胡晟所在的呼吸科，算上主任有9位醫生，加上護士一共有30多人，到現在有六七位已經被感染，好在都是輕症，已經基本痊癒。全院同事中有一位神經內科的危重症醫生被轉移到金銀潭醫院，在重症監護室待了很久，病情也有反复。

醫務人員發病情況（圖片來自網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圖表顯示，武漢市第一醫院在2019年12月27日就出現了醫務人員感染，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在1月1日發現，武漢同濟醫院和武漢市紅十字醫院在1月5日首發，而武漢市衛健委在1月11日的通報中稱：“1月3號以後沒有新發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保障缺乏專業度有限

從外省看，馳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力量已經有近12000人，其中至少有3000多名是重症專業的醫生和護士。如果醫護感染得不到遏制，本就緊張的救援資源會更加緊缺。

《請醫療隊援助湖北函》中明確，這次招募醫護人員的專業，主要包括呼吸與危重症、傳染病或感染病，重症醫學科。新冠肺炎表現出的強傳染性，讓武漢更加缺乏相關科室的醫護人員。

胡晟的妻子在武漢市紅十字醫院下屬的社區醫院工作，武漢市紅十字醫院距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直線距離1.5公里，1月22日被徵用整體轉為傳染病醫院，胡晟的妻子估計武漢市紅十字醫院有1/6的醫護人員被感染。

支援武漢市紅十字醫院的四川省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黃曉波在接受采訪時表示，1月26日武漢市紅十字醫院已經有30多名醫護人員住院，另有30多名醫護人員被隔離， “每天大七八百發熱患者到紅會的發熱門診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發熱患者混雜在一起，整個醫院都被污染了”。

“武漢市紅十字醫院現在是定點醫院，定點醫院的壓力非常大，一整棟樓全部病房都是收新冠肺炎病人，感染機率、感染的風險那是成倍的增加。” 胡晟說，從環境來看，發熱門診接診數量多，“人都堆起來了，環境也比較狹小、密閉，是高危環境”，呼吸科病房也相對危險，接診的病人症狀比較重，病毒量比較高，傳染性相對強。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也是醫護感染的“重災區”，前述圖表顯示，該醫院醫務人員確診92例，疑似102例，首發在1月10日。隨著時間的推進實際數字是否更多？余昌平沒有正面回答，嘆了一口氣說，“這個不好說”。

胡晟，受訪者供圖

如果說第一波醫護感染是因為沒有防護意識，第二波傳染則可能是因為防護物資不夠。彭志勇科室的副主任去對口幫扶的武漢市第七醫院的ICU支援，發現對方ICU有2/3的醫護人員被感染，醫生很缺防護物資，在明知感染的情況下“裸奔”也還是要上。

“整個的防護東西缺乏，後面病人多起來以後，防護物資不夠所以醫生沒有辦法得到防護，” 彭志勇對經濟觀察網表示，“按道理說防護不到位不能上，上的話相當於’自殺’。”

胡晟的同門中，有很多都在縣級醫院工作，防護物資比武漢更缺乏，“防護措施是最要命的地方，跟病人近距離接觸了，比如說沒有穿防護服，口罩或者護目鏡，一個小小的細節，不注意可能就會有問題”。

標準防護與公共衛生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張繼先發現4個可疑病例，上報江漢區疾控。

以此計算，新冠肺炎疫情發展至今已經超過1個半月。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目前的醫護感染情況，除了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疾病本身的特徵之外，也暴露了整個醫療防控體系的諸多問題。

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譚曉東在接受經濟觀察網採訪時表示，這次疫情中醫護人員被感染的原因有很多：醫護人員的標準防護不到位，包括防護水平、程序、保障等；其次，醫院控制水平和能力建設不夠；第三是醫院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救援行動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月9日晚上9時，日本已經確診新冠肺炎89例，新加坡確診40例，泰國確診25例，韓國確診25例，馬來西亞、越南、德國、法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確診病例也超過10例，但至今國外還沒有發現1例醫護感染。譚曉東認為原因是國外病例少，防護力量夠大。

以武漢為中心的疫情讓譚曉東很感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傳染病、食物與職業中毒已經屢見，疫源性的問題一直不受重視，這次實際上也已經形成了以醫院為主要疫源地的事件，“當人們有發熱或懷疑自己有感染的時候，都蜂擁至醫院，這樣醫院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感染場所，未感染的病人可能在醫院被感染，而醫務人員如果防護稍有疏露，就會被感染”。

經濟觀察網檢索發現，2003年SARS的4500多例病患中，被感染的醫務人員占到20%，一方面說明病毒傳染性高，另一方面說明醫院作為交叉感染地帶，風險高。

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在1月6日接收了1位從黃岡來的重症病人，儘管一開始就判斷這例病人可能傳染性很強，彭志勇還是收治了，同時上報醫院，將急診進行改造，按照SARS的標準嚴格防護。最後彭志勇的科室還是有人被感染，“這個病毒傳染性很強”，防不勝防。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博士、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寧毅在《知識分子》的訪談中說，現在醫生和護士作為一個緊密合作的團隊，工作和衣食住行基本上都在一起，一名醫務人員感染了，這一團隊可能就得隔離14天之後才能重新投入工作。在目前醫療資源短缺的情況下，保護醫生、護士在當地非常重要，保護他們，就是保證救治體系的效率，因此，醫護人員的防護保障必須跟上去。

回頭看這次疫情爆發的全過程，早期的信息披露不透明、隨後的防護物資跟不上，譚曉東將這些總結為“多年的頑疾總爆發”：從上到下，從衛生系統到全社會，只注重臨床實踐而忽視公共衛生，醫院公共衛生與醫務人員公共衛生標準化工作都存在不足。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19年部門預算》，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公共衛生的預算約11.6億元，公立醫院的預算約78.3億元，後者是前者的6.75倍。

疾病的預防控制是公共衛生的重要一環，譚曉東建議應該列入一項重點研究，研究這次從政策的層面、到實際工作路徑、保障水平暴露的許多問題，政策投入更多的在臨床技能，公衛衛生也很重要。

從SARS一疫可以得到的經驗是，疾病防控部門要在防控過程中一定要關注醫務人員被感染的數據，以及醫務感染在全部病人中的比例，同時醫務人員感染首發時間及治療過程也需要關注。武漢當前正面臨“決戰”，遏制醫護感染在其中尤為重要。

（本文發布前，經濟觀察網再次與胡晟、余昌平聯繫，胡晟表示好多了，現在沒有問題；余昌平則表示狀態比較差，肝功能指標變差。希望醫護感染早日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