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大流行病（pandemic）？不同於endemic（影響範圍相對有限的、長期的疾病，如HIV），和epidemic（短暫爆發的疾病，如流感），大流行病指的是甚至可能波及全球的爆發性疾病。比如，已被消滅的天花，自19 世紀以來奪走了3 億人的生命。還有西班牙流感，1918 年爆發，兩年間就將世界5% 人口置於死地。

北京時間1 月31 日凌晨，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2019-nCoV）列為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這意味著疫情已經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風險，WHO將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這是WHO 有史以來拉響的第六次最高級別警報。在此之前，2009 年的甲型H1N1 流感、2014 年的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2016 年的寨卡疫情和自2018 年開始的剛果（金）埃博拉疫情，都曾被列為PHEIC。

20 世紀以來，人類逐漸看清致使這些重疾的病毒，研發疫苗與之對抗。而另一方面，病毒也在與人類的高頻次鬥爭中不斷強化、變異。人類高度密集的群居，和越來越頻繁的交流和遷移，也為流行病病毒播散得更遠。而病毒和將至的下一場大流行，又不斷促進著公共衛生繼續完善。病毒和人類，始終在共同進化。

看見病毒

病毒比槍砲更殘酷。

發生在一戰末尾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兩年裡橫掃全球，奪去了全世界5000 萬到1 億人的生命，佔當時世界人口的5%。這個數字，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1918 年2 月末，美國斯薩斯州哈斯克爾縣的幾位年輕人前往軍營，在此之前，他們的家鄉已有人感染流感。短短三週內，軍營內患流感病的士兵已達1100 人，但一戰正酣，軍方無心顧及。緊接著，感染者們便隨軍隊奔赴前線，流感侵入英國、德國、西班牙等地。這一波流感和平常的流感幾無差別，​​致死率極低，但蟄伏其後的第二波流感卻換上了兇殘的面目。

9 月，3000 名安然無恙的士兵乘美軍火車，從伊利諾伊州開往佐治亞州，火車剛一到站，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被傳染，300 餘人死亡。火車變成了一列移動的棺材。據軍醫記錄，患者面部在幾個小時內變成了黑紫色，“以至於分不清到底是白人還是黑人”。10 月，就有20 萬美國人因流感而喪生，當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也因此比平常減少了12 年。在北極地區一些因紐特人村落，這場大流感屠滅了幾乎整村人口。最終，這場惡疾在1920 年神秘地消失了。

1918 年，美國堪薩斯州賴利堡的軍營醫院，病房被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的軍人塞滿｜維基百科

病原體是什麼？1918 年，以美國科學院主席William Henry Welch 為代表的科學家們認為，軍營裡的流感是由“流感桿菌”引發。他們因此製備了流感和肺炎疫苗，結果被軍方證明無效。大流感也就成了一樁懸案。

直至20 世紀30 年代，科學家們藉助電子顯微鏡看見病毒，才得知流感並非細菌導致，而是流感病毒。1997 年，流感爆發的八十年後，病原體被確定為甲型H1N1 病毒。

病毒的結構非常簡單：一個蛋白質外殼，內裝有DNA 或RNA。它和細菌不同，是一種不需要新陳代謝，僅具備複製功能的生命形式。病毒將自己的基因注入宿主的細胞，把它變成完成自我複制的“代工廠”。接著，病毒繼續發展傳播途徑，藉著宿主咳嗽、噴嚏或體液接觸等方式，尋找新的宿主。

但流感病毒在復制基因時容易“出錯”，繼而導致大量的基因變異，而部分變異會增強病毒的感染能力。1918 年大流感，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巴里認為，“第二波流感來襲時，許多第一波流感患者顯示出了顯著抵抗力，這證明第二波病毒由第一波病毒演變而來。”

病毒的毒力擊潰了人體免疫，就會產生感染。人類有皮膚、細胞防禦、炎症等第一道防線，但病毒同樣懂得進化。比如，患者通過排出痰液抵禦被截留的微生物，但流感病毒仍能藉助表面的一些分子牢牢粘附在黏膜上皮。人體也會識別特定的病原體，形成抗體，針對有過“前科”的病原體進行經強化的免疫應答。疫苗接種所激起的就是一種獲得性的免疫應答，注射用經改造的病毒等製成的生物製劑，讓免疫系統提前囤積彈藥。

兩支疫苗

西班牙流感期間，面對不可捉摸的病毒的肆虐，人們一方面寄希望於神明，祈禱流感早日終結。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衛生系統建設的不完善。自那時起，人們逐漸意識到公共衛生組織需要標準化。比如，城市、農村和鐵路衛生系統開始統一制定對水、牛奶和污水處理的標準，州政府統一收集疾病發病報告等。另外，許多永久性的公共衛生機構在大流感中也得到確立和保留。1918 年10 月，美國國會還通過了為衛生局建立後備力量的法案。到了1935 年羅斯福新政，《社會保障法》正式實施。

說到病毒“教訓”社會衛生，非典型肺炎（SARS）也發出了警示。SARS 由冠狀病毒的其中一個變種引起，主要通過近距離飛沫及密切接觸傳播，自2002 年末在廣東、北京和香港爆發，隨後在全球擴散，超過8000 人染病，近800 人死亡。患者大多發熱、乏力、乾咳等，重症者甚至會呼吸衰竭、休克。

這場在2003 年9 月2 日才結束的“戰疫”，讓中國持續加大對公共衛生的投入，並在2004 年初開始建設疫情信息網絡直報系統。十幾年來，這個系統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突發急性傳染病預警、監測、實驗研究體系，使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平均報告時間從原來的5 天縮短到4 小時內。

2005 年，世界衛生大會對《國際衛生條例》進行了大規模修訂｜維基百科

SARS 還直接推動了WHO 在2005 年的重大改革。那一年，世界衛生大會對《國際衛生條例》進行了大規模修訂。這部新國際法明確WHO 可以採納非官方渠道信息員，根據流行病學原則進行評估，後就此與當事國交涉，要求“不論其起因和來源是什麼”，成員國有義務直報任何會引起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還明確要求各國應當建立應急體系。另外，成員國必須各派一個代表組成專家組，任命“突發事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對是否構成PHEIC 進行表態，並提出臨時性建議。

以2009 年的甲型H1N1 流感為例，WHO 宣布這起流行病事件已經構成PHEIC，隨即開始協調在世界範圍內的診療設備和抗病毒藥物調配，呼籲各國和企業捐贈疫苗，並為95 個欠發達國家提供了兩億劑疫苗。

病毒們留下的教訓，讓人類慢慢意識到公共衛生標準化，疾病監控體系，和能夠形成合力的中央權力部門的重要性。這就像是，社會給自己打上了“疫苗”。

為病毒開路

但人類的未雨綢繆，更像是在贖罪。

科學家們最終在雲南的蝙蝠身上發現了SARS 病毒，確定病毒宿主即是蝙蝠。但SARS 卻是在廣東首先爆發，原因是蝙蝠將病毒傳染給了果子狸，受感染的果子狸被販賣到了廣東。病毒繼續在市場中的果子狸中傳播、變異，最後產生了一個傳播性極強的病毒，感染給了人類。

幾年後，又一起“人畜共患病”發生。2012 年，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在中東大型爆發，2015 年又在韓國小範圍蔓延。MERS 由與SARS 病毒極其相似的冠狀病毒引發，但致死率大約是SARS 的三倍。最終，科學家們發現了MERS 病毒的傳播鏈：駱駝是中東地區的人賴以生存的一種動物，它們被蝙蝠傳染，攜帶著病毒，病毒又通過駱駝鼻子分泌物不斷釋放出來。由此科學家們猜測，由於北非到中東的駱駝貿易頻繁開展，病毒借駱駝，躍上人身。

不過，病毒在物種間跳轉、寄宿是有一定條件的。病毒的外殼上有一些受體結合蛋白，就像是一把把“鑰匙”，但卻只能解開特定的鎖。不巧的是，鳥類消化道細胞的受體和人類呼吸道細胞表面的受體非常相似，於是某些禽流感病毒便會流竄到人間。

2009 年的甲型H1N1 流感也是如此。禽流感感染了豬，豬流感又從豬跳到了人身上，2009 年爆發的豬流感（pH1N1），從墨西哥開始，短短數月內擴散到全球208 個國家，累計導致1.8 萬人死亡。對於這種全新的病毒，人類沒有經驗，憂心忡忡，畢竟沒有先天性免疫力和對抗它的疫苗。

某種程度上，人類集中化的養殖和頻繁的貿易流動，為病毒的進化開了路。

病毒總能看見我們的弱點

1976 年甫一登場，埃博拉病毒就讓人們見證了它恐怖的殺傷力。在剛果（金）一個偏遠地區，人們因感染開始發燒並嘔吐。一些病人的口鼻流血不止，甚至雙眼也在出血。美劇《血疫》影像化了這些場景，村民告訴前來的科學家：“森林在流血。”

埃博拉病毒｜維基百科

埃博拉就像是幽靈，悄然來訪，後銷聲匿跡，又悄無聲息地捲土重來。自1976 年以來，埃博拉爆發了28 次。其中，要數2014 年的西非疫情最殘酷，西非多國總共11325 人因此死亡。2019 年4 月，剛果（金）疫情再次爆發，被WHO 宣布構成PHEIC。

在致死率方面，埃博拉的最高紀錄是90%。但病毒在傳播途徑方面，卻相對“溫和”。它不容易傳播，只通過體液接觸傳播。另外，感染者顯示症狀之後才會傳染，只要人們能在病患把疾病傳播給他人之前發現，並隔離他們，就算是中止了疫情的進一步蔓延。

但病毒卻似乎總能找到全球傳染病防控的最薄弱環節，並發起攻擊。

劍橋大學的科學家Derek Smith 認為，埃博拉在2014 年能感染上萬人，是因為醫療體係不健全，而且一開始人們也不知道如何阻止它傳播。在富裕國家，埃博拉不太可能會失控。落後地區的醫療體系成了短板。

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Sonia Shan 探討了“城市如何塑造流行病”，她提到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之所以那麼嚴重，與非洲城市貧民窟的增多有很大的關係。在此之前，疫情從未在人口超過幾十萬人的城鎮裡爆發。但後來，疫情擴散到了西非，襲擊了三個首都城市。這三個城市總人口超過300 萬人，同樣擁擠不堪、雜亂無章，病毒在貧民窟之間肆虐流行，變得更加致命。

消滅敵人

在和病毒對抗的過程中，人類打過勝仗。1980 年，WHO 正式宣布根除天花，此後出生的孩子不用再打疫苗。人類有了下一個目標——脊髓灰質炎（Polio），也稱小兒麻痺症。1988 年，世界衛生大會提出要在2000 年徹底消滅Polio 病毒。他們之所以那麼有信心，是因為Polio 病毒和天花病毒一樣，沒有動物作為中間宿主，只能在人體內存活，也沒有HIV 病毒那樣有很高的複制率和突變率。另外，這種病毒還只能通過糞便傳播。

對西方來說，小兒麻痺症已經是遙遠的歷史。早在1955 年，口服疫苗就已問世，但在30 年後全球仍有35 萬病例。一方面，是因為疫苗覆蓋不到那些偏遠的地區；另一方面，因為宗教和觀念的摩擦，不少地區認為這是西方想要殘害他們的孩子而拒絕疫苗。

1988 年，WHO 聯合美國疾控中心（CDC）等多方組織啟動“全球小兒麻痺症根除計劃”，開始納入更多的社會力量，以消滅Polio。2007 年，比爾·蓋茨創辦的蓋茨基金會加入此計劃，至2018 年已捐獻30 億美元，佔計劃預算的30%。

為達到零發病率，比爾·蓋茨一次次走訪地方領袖，消除他們的“疫苗猶豫”，再通過基金會加大疫苗投放的範圍。即便如此，情況甚至在繼續惡化，2008 年，尼日利亞的病例數量翻了近3 倍。為此，蓋茨讓團隊利用高清衛星圖像和計算機算法，為尼日利亞重繪了一幅精確的地圖，以此為據再統計每個細分區域的發病率。經調查，蓋茨發現尼日利亞的地圖居然自是1945 年就沒更新過的版本，很多病例因此遺漏。就這樣，全球新增病例銳減至兩位數。

“很大程度上是人類運氣好”

據疾病建模研究所（IDM）的研究，以西班牙流感為模型，疫情如果發生在現在，可能在六個月內將導致全球多達3300 萬人死亡。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如果我們有流感的疫情暴發，全球經濟會損失三萬多億美元。

另外，生態學家Peter Daszak 表示，“在估測的共160 萬種野外未知病毒中，我們目前只知道約3000 種，還不到0.1%。”，“（SARS 消失）並不是一個我們成功了的故事，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人類運氣好。”

那麼，研發和應急系統的前置就非常必要。蓋茨在TED 上描述過這一套抵禦病毒的反應系統，它應該具備即便在落後地區也足夠發達的衛生系統，有訓練有素的後備的醫療部隊，有在疫苗和病理學上的持續研發等。雖然無法預估這一切究竟需要多少預算，但是蓋茨確信這種看不到底的投入，跟損失比起來，還是要更加便宜。

2017 年，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EPI）建立，募集到了7.5 億美元，研發不需要使用蛋白質的疫苗。傳統的疫苗是注射病毒的蛋白分子，生產這些蛋白質的過程漫長且耗資巨大，CEPI 所研發的疫苗注射的是遺傳物質，它們告訴人體自行生產這些蛋白質，人體將變成創造這些蛋白分子及其抗體的工廠。科學家可以定制所需的遺傳材料給人體，能生產出幾乎任何病毒所需的蛋白分子。一旦他們搞清楚如何將這些輸送進人體內，生產一種新疫苗所需時間就會從幾年減少到16 週。與此同時，科學家們也在嘗試發明一種通用的流感疫苗——一劑疫苗就能讓我們終生免疫，對所有可能的流感毒株都有效。

除了公共衛生的的繼續完善，醫學研究的前置，人類或許還應審視自身，科技的進步幾乎使得下一場瘟疫成為了必然。破壞自然讓更多的野生動物接觸到更多的人類，工廠化的養殖也使得動物挨得越來越近，讓它們的病毒有更多的機會結合成能傳染人類的類型。然後，人類的快速流動也給病毒更多的機會進行傳播。

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說法：人類讓病毒更好地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