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中旬，在美國紐約州羅切斯特大學，一連三天舉辦由美國空軍科研局資助的“相干和量子光學會議”，30個國家的310名代表出席這次會議，現場也有一些中國面孔，吳令安、郭光燦、彭堃墀、鄧質方（後未在量子領域發展）等人就在其中。

一、39年前，“海歸”與“土鱉”會師

郭光燦院士

吳令安當時是在美國留學，郭光燦和彭堃墀則是訪問學者。

那時候，量子科學在西方發展已超過60年，已經有了諾貝爾獎得主，而“相干和量子光學會議”在美國也已經舉辦了四屆，吳令安等人參加的是第五屆1（《激光與光電子學進展雜誌》）。對他們這些中國年輕科研工作者來講，量子光學還是很新鮮的一門學科。

吳令安記得，6月大熱天​​的暑夜，在鄧質方家中，他們吃著西瓜、冰激淋，徹夜交流，一晚上的話題幾乎都與量子光學有關，雖然不少人對此還是半懂不懂，卻富有熱情。

“我們大家都很激動，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吳令安對網易科技《後廠村7號》記者說，當時有人就表態，要回國，“開展新的研究方向，開展前沿的研究方向。”

（在羅徹斯特大學合影。前排左一：郭光燦，左三：吳令安，後排左三：彭堃墀/ 照片由吳令安提供）

幾個人中，郭光燦和彭堃墀先行回國，分別回到自己的原單位中國科技大學和山西大學開展量子光學研究工作，吳令安則留美讀書，一直到1987年拿到博士學位後，才回國。

在此之前，國內本土的一批科研工作者已經陸續在量子科學領域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據《後廠村7號》記者採訪了解，如北京大學王義遒（激光冷卻原子）、北京大學曹昌琪（量子光學）、蘭州大學汪志誠（量子光學）、華中師範大學彭金生（量子光學）、中科院上海光電所王育竹（激光冷卻原子）、中科院上海光電所譚維翰（量子光學）、中國計量研究院李天初（原子鐘）等，都是這一領域早期的代表人物。

“70年後期，原來的老先生們是物理專業基礎，在改革開放以後，就是圍繞自己的基礎，看文獻，發現這方面可以做，那就做起來了。以自發的居多。”汪志誠的研究生張智明告訴《後廠村7號》記者，“當時比較零散，還沒形成氣候。”

張智明也是在跟著老師求學的時候，於1980年代初期自然而然走上量子光學研究道路的。現在他是華南師範大學信息光電子科技學院的教授，研究量子光學、量子信息和冷原子物理，主持和參加過國家自然基金委和教育部的十幾個科研項目。

1984年，也就是回國第二年，郭光燦向中國科大爭取到了2000多塊錢的經費，在安徽省滁州市瑯琊山瑯琊寺組織召開了全國第一屆量子光學學術會議，當時50多人與會，其中不乏好奇心驅動前去參會的。

（1984年首屆全國量子光學討論會全體留影/ 照片由張智明提供）

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張智明告訴《後廠村7號》記者，這次學術會議的標誌性之處，就是使本土和海歸兩股量子科學研究力量匯流到了一起，原來大家都是埋頭各幹各的，交流也不多。“國外回來的，可以說對國內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文獻交流也不方便，他們從國外帶回一些最新的信息，把大家組織起來，促進這個事情。”

二、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幹

1991年，郭光燦出版國內第一部中文專業著作——《量子光學》，這被譽為國內量子光學的啟蒙之作。此後，他又在世界上第一個做出量子避錯碼，第一個提出量子概率克隆原理。1（安徽日報）

同樣回到國內的彭堃墀，則在山西大學開辦了光電研究所，是國內第一個開展量子壓縮態（擠壓態）實驗的科學家，後來的研究成果不僅受到同行稱讚，在國際上也具有顯示度。山西省方面很支持他的研究，在他回國前就給了數額不菲的經費，還是美金。

“在美國就買了各種設備，大到光學平台，小到萬用表，都趕快買，跨過太平洋運回國。”吳令安對彭堃墀當時在美國大手筆採購科研設備記憶猶新。

幾年前，在彭堃墀的實驗室裡，張智明問彭，如今的實驗室條件，和當年美國那邊相比，水準怎麼樣？彭很自豪地告訴他，現在的實驗室條件，比美國那邊好多了。

回國後，彭堃墀在量子信息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成果，他所領導的山西大學光學學科和實驗室，也相繼成為國家重點學科和國家重點實驗室。

2003年，彭堃墀和郭光燦一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晚於他們回國的吳令安，1986年在她的美國導師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物理系教授H. Jeff Kimble（傑夫.金布爾）的指導下，首次用光參量諧振腔實現光壓縮態，壓縮率高達4.3dB，創63%壓縮率的世界紀錄，吳令安為第一作者，文章入選美國物理學會相關的論文集。有採訪對象告訴《後廠村7號》記者，這是當時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一項量子光研究工作，憑此，就奠定了吳令安在量子光學領域的地位。

1987年拿到博士學位，吳令安回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艱難開展實驗。

冬、春兩季，北京沙塵暴頻繁，即使把窗戶都封閉，光學實驗設備也會被污染。

“大功率的激光器，光功率很強，光束打在鏡子上，它會把空氣裡的有機分子燒在鏡片上，就污染了。一污染，它的反射率就下降了。”吳令安說，當時不像現在有超淨室。據她所知，彭堃墀在山西大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也是折騰好多年。

最開始，吳令安也想像彭堃墀那樣，做擠壓態實驗，但是條件不具備，折騰了幾番，覺得太難了，也就放棄了，轉向所需條件不那麼苛刻的新方向——量子通信研究。

（圖為吳令安當年東拼西湊起來的實驗設備）

在沒有任何經費支持下，吳令安自己動手，拼拼湊湊，自製組裝和設計了各種實驗設備。1995年她實現了國內第一個自由空間量子密鑰分發演示實驗，論文發表在當年國內《量子光學學報》的創刊號上。

潘建偉院士

就這樣，她成為國內最早開始量子密碼通信實驗研究的科學家。從時間上看，她的工作要比後來的潘建偉院士早十年多，當時後者還在中科大讀書。

（吳令安與合者們在國內發表的實驗論文）

研究要持續下去，必然需要經費支持，吳令安當時覺得，量子保密通信在國防上比較適用，應該受軍隊歡迎，由於發表了論文，名聲在外，她後來真被部隊請去做了報告，不過在當時量子通信還顯得太超前，她主動找個別單位接洽，人家根本就不感興趣，要么就是聽不懂。

最後還是中科院信息安全實驗室，一聽她介紹量子密鑰分發，就明白其前景了，與她合作申請到一筆中科院院長基金。

吳令安說，比之於自己的小打小鬧，郭光燦更能乾一些，開始找的不是軍隊或政府部門，而是反其道行之，“他找到中國銀行，找這樣有業務需求的一些單位。”

郭光燦傾向於走產學研發展路子，他曾對人說，自己早有意識，“量子技術走向市場化，光靠學校是不行的，學校就是研究機構，產業化一定要有公司的力量幫助”。2（《電子工程世界》）

在從事量子科研的過程中，郭光燦一度被人質疑是在搞偽科學，申請科研項目，也屢有碰壁。經過多年的活動和努力，2001年，他申請的第一個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技術的國家“973”項目終獲通過。3（安徽日報）

當時有八個課題，郭光燦任首席科學家，同時拉了一支研究隊伍參與，當年在美國的吳令安、彭堃墀也都是其中的成員，分別擔任課題組長。潘建偉這一年留學歸來，也在其中擔任了相關課題的負責人。

2013年，具有全部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首個量子政務網在安徽蕪湖建成，也是郭光燦團隊負責研製。郭的單位中科大當年宣稱，這標誌中國量子保密通信技術正式步入應用軌道。4（中國科技大學官網）

屬於中國的量子科學的黃金年代，就是這樣，一腳深一腳淺地在包括他們在內許多研究人員的摸爬滾打中拉開。

三、美國人問：潘建偉是什麼人？

2017年9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與奧地利科學院院長安東·塞林格分別在北京和維也納兩地進行了一次頗不尋常的遠程視頻通話。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與奧地利科學院院長安東·塞林格通過量子保密通信網絡進行視頻通話現場來源：新華視點

根據新華視點的報導，這次通話的信號路線，先通過“京滬幹線”北京控制中心與“墨子號”衛星興隆地面站的連接，打通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的鏈路，然後通過“墨子號”與奧地利地面站接通，實現了相距7000公里量子加密通話。

這次歷史性的視頻通話，在北京海淀區西北旺地區一處寫字樓裡面進行。《後廠村7號》記者今年9月份造訪了該地點。

“與奧地利方面的量子加密視頻會議就在這裡，通過這個屏幕進行的。”在牆上掛著一塊大屏幕、擺著黑色真皮座席的會議區域，引導參觀的國科量子專家金西（化名）對記者說。

這個地點，既是中國首條量子通信幹線“京滬幹線”北京控制中心，又是天地一體化廣域量子通信網絡的展示廳。

所謂天地一體，天是指“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通信衛星，地是指京滬量子通信幹線及其沿線城域網，二者均由中科院統一領導。金西所在的國科量子通信網絡有限公司，是中國科學院下屬實體企業，主要職能是負責以“墨子號”衛星和“京滬幹線”為基礎、由國家發改委支持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國家廣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幹網絡”的建設和運營。

2016年8月16日，墨子號衛星發射升空，這是全世界第一個量子科學實驗衛星。根據相關研究人員介紹，墨子號衛星完成了計劃中的三個科學目標：地星的量子密鑰分發、星地的量子糾纏分發，以及地星的量子隱形傳態。這枚衛星目前還在軌道上正常運行著。

量子通信京滬幹線正式開通來源：新華視點

2017年9月，全長2000多公里的量子通信京滬幹線全線貫通，採用光纖傳輸量子信號，實現兩地量子保密通信，同時它的北京接入點與墨子號衛星連接，突破了地面光纖傳輸的距離短板，有觀點認為，這使得量子通信全球覆蓋的實現成為可能。

這背後，有一個科學家的名字無可忽略，他就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物理學家潘建偉——他是兩個項目的首席科學家。

潘建偉從中科大碩士畢業後，於1996年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留學，師從量子實驗科學家塞林格（也即前面提到的奧地利科學院長），師生合作實現了量子隱形傳輸實驗，當年被美國《科學》雜誌列為年度全球十大科技進展。

2001年，潘建偉被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外傑出人才引進回國，回到中國科技大學組建自己的研究團隊。15年後，他成了中國量子通信方面的領軍科學家之一，旗幟般的人物。

“我就說建偉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因為我們在國際上能夠引領的東西還不太多，量子通信是為數不多的一個領域。”在今年夏天的一場學術會議上，《後廠村7號》記者聽到量子科學領域的一位中科院院士莫莫（化名）如是提到。

在他眼裡，潘建偉的學術影響力提升了中國人在國際上的辯識度，也增強了他們的信心。莫莫去美國的時候，發現普通到連房東都在關注墨子號衛星，打聽“潘建偉是什麼人？”

2018年冬天，潘建偉獲評為100位改革開放先鋒人物，這是國家對改革開放40年湧現的各領域傑出人物的最高獎賞。

四、錢有了，人也有了

中國在量子科學上取得進步，據《後廠村7號》記者採訪所知，這與國家的重視和投入密不可分。

“現在量子通訊、量子信息納入國家優先發展戰略國家的國策，”莫莫院士說，新市場經濟下的舉國體制，是中國量子科學的製勝法寶，“在大量的工程方面，中國有這個優勢。 ”

2015年，科技部將973計劃、863計劃等整合而成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量子調控與量子信息此後成為計劃中的未來科研經費重點投向領域。

這一計劃扶持的科研項目特點是：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社會公益性研究，事關產業核心競爭力、整體自主創新能力和國家安全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突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領域的技術瓶頸。5（科技部官網）

“如果沒有國家強大的經費支持，就沒有辦法做那些實驗，只能光在紙上談兵了，”張智明對《後廠村7號》說，在量子科學等基礎研究方面，國家經費支持強度很大，普通項目也都能申請到七八十萬，而一些受重視的大團隊，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有些項目的經費多達數千萬、上億元”。

研究力量也在擴增，從廣義量子科學層面（包括量子光學、量子計算等學科）來看，如今放眼全國，據說研究人數規模達到三、五千人之多。

張智明向《後廠村7號》粗略地劃分了當今國內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研究力量，廣義的量子科研層面，有清華大學薛其坤院士、中科院物理所向濤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孫昌璞院士、中國科大杜江峰院士等一批科學家代表。

而在量子光學方面的研究力量分佈：一支在中國科大，以郭光燦院士、潘建偉院士兩大團隊為主要代表；一支在山西大學，以彭堃墀院士的光電研究所為代表。其他的則有浙江大學朱詩堯院士團隊；上海交通大學張衛平教授團隊；清華大學以龍桂魯教授、王向斌教授等人為代表的相關研究團隊；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王育竹院士為代表的團隊等。

張智明留意到，比之於1984年50多人的琅玡寺會議，2018年的全國量子光學會議的參會人數達了700人以上。

今年8月，在安徽省滁州市瑯琊山瑯琊寺故地，中國物理學會量子光學專業委員會舉辦了光學學術會議35週年紀念會，將郭光燦、吳令安等老海歸和本土前輩科學家請去，特別安排獻花環節，向他們當年推動量子光學發展致意。

（35週年紀念會合影。左五為吳令安，左六為郭光燦，後排為照片提供者張智明）

隊伍壯大的同時，國內量子科研的水平據稱也大大提高。與會的張智明說，“在1984年前後，大家基本上是在國內發文章，能在國內的《物理學報》上發表文章都不容易。而現在在國際最高水平的《Nature》、《Science》上都有了中國學者的文章，在《Nature》子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更多了，變化非常大。”

五、就想做一些“卡脖子”工程

中國的量子科研在發力、在壯大，對量子科學先發國家實現相應賽道赶超，而這些國家也沒有閒著。

業內共知的情況是，墨子號上天后，對一些發達國家產生震動。最近兩年，西方發達國家動作頻頻，美國有量子行動國家法案和國家量子行動計劃，英國有量子發展藍圖，歐盟有量子旗艦計劃。

有些發達國家聲言，要把量子科學上的第一位次搶過去。

“我們的量子科技已經進入了一個無人區。”據莫莫院士說，中國量子科研所面對的外部環境有顯嚴峻和復雜，多受限制掣肘，這涉及到技術、設備來源及交流合作等多個方面。他自己就遇到過這種情形，有些合作關係明明順利地進行過商談，轉眼又無疾而終了。

在這個形勢下，有量子科研人員承認，面對其他國家的紛紛發力，如何繼續保持相應的領先優勢，他們抱有壓力。

“我們以前是包容別人慣了，不敢帶頭做。現在量子科技進入無人區了，以後你要自己去做，沒人帶你了。”莫莫院士正帶領團隊展開一攤量子研究事業，在人才搭建和研究目標上，有著雄心勃勃的構想。他說他們的探索就是要定位長遠，做出一系列具有諾貝爾獎級含金量的原創成果，迎難而上，“就想做一些我們被對手卡脖子的工程”。

在公開場合，莫莫院士就發展好量子科研，打破制約，提出了一攬子務虛與務實兼具的對策建議，諸如加強量子科技人才的培養、培訓和儲備；做好科普工作，讓普通大眾知道量子的基本原理，去高深化；加強大國工匠精神，把工程師隊伍的地位真正提升上去等等。

就像華為所面臨的情形一樣，量子科技的形勢也極為典型。在當前的國際競逐中，據《後廠村7號》記者採訪知悉，中國量子科學發展有一定的前瞻性策略準備，面對外部環境的製約瓶頸，諸如研究材料和設備的供給，由於原來在量子通信方面投入就比較大，會提前進行一些攻關，相關的器件已經能夠自己生產，雖然性能指標上還有待進一步的優化和強化，但採訪對像說，“肯定還是可以做的”。

在這一波你追我趕的過程中，是對彼此綜合實力的檢驗。比如量子計算，採訪對象介紹，這方面的研究涉及很多基礎領域的能力，在基礎材料厲害的一方，人力物力等條件到位，發展起來就很快。“有一些不是靠單個領域的科研能力，它需要整體的實力才能推動。”

六、加強探索和研究是有必要的

一個問題是，量子科學為什麼會在最近幾年那麼受追逐和重視？

據《後廠村7號》記者梳理，這基於一系列前瞻性的設想和推導。

包括科學家在內，人們對量子科學有極大的潛力期望，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是，當下人類正處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之中。

在量子計算方面，有研究表明，一旦量子計算機研製成功，將會對目前的保密通信構成巨大威脅。目前的保密通信基於所謂的“大數分解”問題。據說，要解決這個“大數分解”問題，需要1000多台經典計算機聯合工作、用時8個月或更長時間才能完成，而1台量子計算機僅需幾秒鐘就能完成。

而量子通信被認為是理論上絕對安全的通信手段，因為它是基於物理學基本原理，而不是基於數學複雜性。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認為，量子技術還可以用到能源勘探、國防等諸多戰略性的方面，效力無窮。

當然，這都還有待進一步的科學證實。

張智明教授向《後廠村7號》介紹，上述技術實現起來難度極大。他認為，量子基礎研究和理論探索雖然沒有問題，但不管是量子計算機還是量子通信，真正實現普及還是比較遙遠的事情，因為量子效應非常脆弱且不穩定，極易受環境因素干擾。

雖然如此，但張智明也主張要加強研究和探索，當大家都想著試一把時，“一定要做，萬一人家做出來了呢，我們不是更被動麼？”

七、“天上獨一家，地上最成熟”

在天地一體廣域量子通信網絡北京控制中心，一面牆上展示了中國的量子通信網絡遠景目標。

中國將在地面上形成如鐵路網絡那樣多橫多縱的量子通信網絡；而在天上，則會佈局一個多顆衛星組成的量子星座衛星網絡，使之與地面信號相連，最終實現天地一體的全球化量子通信基礎設施。同時，還將發展完整的量子通信產業鏈,為下一代基於量子物理保障的信息安全生態系統提供支撐。

“現在正在建設的是國家量子保密通信骨幹網一期工程，在京滬幹線之後又有一個新的項目，就是要做一個北京到上海的環網，再把它延續到廣州去，這幾條線路正在建。其他的線路還在規劃之中。”金西介紹，中國量子通信產業發展當下可以這樣來概述，“天上的相當於是獨一家，地上的產品它是最成熟的。”

中國之所以能稱為在量子通信領域走在前面，據《後廠村7號》記者了解，不僅是在科研領域上取得的突破，也表現在商業設備上面，例如，與國際同行的設備性能相比，同樣是100公里距離，中國量子通信的設備傳輸可以達到2K比特/秒，而別人的設備可能只有1K比特/秒，或者根本無法在100公里的傳輸距離中正常工作。

國科量子方面提供的信息顯示，在京滬幹線和墨子號衛星熱潮之下，有能力生產量子通信設備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全球的量子通信產業鏈也在快速發展，如美國，已經成立了與國科量子職能類似的Quantum Xchange公司,開始建設運營橫跨美國東海岸的量子保密通信幹線Phio TX，歐盟多國簽署聯合聲明，計劃共同開發和部署歐盟範圍內的量子通信基礎設施。

“非常需要產業健康發展起來，為量子領域本就十分稀缺的專業人才提供舞台，只有不斷的培養、建設強大的量子技術專家人才隊伍，這樣才能在未來量子時代具備很強的競爭力。現在就是處於產業孵化、努力往前走的一個階段。”金西說道。

在天地一體量子通信網絡的運營上，國科量子的角色類似於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一類基礎網絡運營商，怎麼使量子通信網絡像傳統電信行業那樣能實現產業化的規模發展，他們目前正為此進行從無到有的摸索和開拓。

“有人認為成本太高了，有客戶直接就說覺得這個沒有意義，再加上一些負面輿論引導，各種質疑的聲音不絕於耳。”金西相信，這是暫時性的狀況，他提醒大家要堅定信心，“國外的量子通信產業界反而不像我們，人家聽到中國的這種現像都覺得不可思議。在高技術領域，中國在後面跟隨時很容易走，但現在一旦走到前面去了，就有點不知所措了，質疑的聲音很多。”

2007年，郭光燦院士團隊繼三年前在北京、天津之間成功實現了125公里光纖點對點的量子密鑰分配後，又利用自主創新的量子路由器，在北京網通公司商用通信網絡上率先完成四用戶量子密碼通信網絡的測試運行。吳令安參加了測試會。她注意到，媒體報導測試所產生的密碼率，只有幾個比特，身邊朋友也對她說，這麼幾個比特，有什麼用，這麼慢？

“科學開始總是起步比較慢，慢慢地就能解決問題，就像太陽能，開始效率很低，現在發展很快，效益也提高了。包括激光發明，剛剛出現的時候，國外說它是一個solution without a problem，即一個尋找問題的答案。”吳令安對《後廠村7號》記者說， “現在我們根本離不開激光”。

金西則告訴《後廠村7號》記者，實際上，在短短十餘年中，量子通信生成的密鑰分發速率已經可以達到10Mbps以上，技術是在往前發展的。

八、標準化角力

量子科技進入無人區階段後，與基礎研究比拼相同步的，是優勢國家之間在量子技術標準制定上的角力。

業界主體意識到，只有建立標準，未來量子通信產業發展才有足夠生命力；而能不能主導標準制定，則是佔據未來量子通信產業製高點的重中之重。

“任何新技術，從小規模的科學試驗、實用化一直到大規模的應用，都需要標準支撐，特別是信息通信技術，通常是標準先行，然後設備商才能研製出彼此互通的設備，才有大規模的產業和服務。”國科量子專家金西說。

事實上，世界一些主要國家已經在量子通信領域的標准上紛紛發力。中國目前也在推進一系列量子保密通信技術標準化的製定。

2017年6月，中國通信標準協會專門成立量子通信與信息技術特設任務組（ST7），國科量子是其主席單位。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科大國盾、華為、中興、阿里巴巴等產業鏈上的50餘家企業會員也加入了這個任務組，參與標準制定工作。與此並行，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和密碼行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也開展了相關工作。

金西透露，大約在一年後，國內將會有相關的量子通信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發布，“我們現在有25項標准在編制，多項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即將進入送審階段。”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對於國際標準的推動，也在進行。

國科量子等企業目前正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國際標準組織開展量子通信的標準化工作。

金西告訴《後廠村7號》記者，以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為代表的量子信息科技在這些國際標準組織中已成為熱點議題。聯合國電信標準管理局相關官員與他們溝通時，就提出，當今世界三大技術創新中，“AI是業務處理模式的創新，區塊鍊是商業領域的創新，而只有量子信息技術是真正技術領域的創新。”

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中國方面牽頭髮起了“量子密鑰分發安全要求與測評方法”國際標準立項提議，雖然遇到少數會員國家的反對，但得到20多個會員國家呈壓倒性優勢的票決支持，已經正式啟動了編制工作。

而在聯合國下屬的國際電信聯盟（ITU），他們於曲折中前行，也取得了相應的進展。

國科量子等中國機構加入ITU後，在該組織陸續啟動了10項針對量子密鑰分發網絡技術的國際標準制定。國科量子等中國主體提議能夠成立一個專門的量子焦點組，但在去年，因為某些國家的異議，這個提議遇阻。

“ITU有九百多個國家成員和部門成員，這個事需要各個國家達成共識才行，難度非常大。”金西說，“如果現場達不成共識，工作就沒法往前走”。

主要反對方的理由是，目前的量子技術不成熟，標準化需求還不明確，但金西認為，這背後是反對方擔心在核心標準領域喪失主導權。

主要反對方建議中國方面召開國際性的研討會，對國際標準制定的需求及必要性進一步加以討論明確。

今年6月，國科量子作為承辦方之一，在上海召開了“ITU首屆量子信息技術標準國際研討會”，來自十多個國家的200多位與會代表就量子計算、量子通信、量子測量、量子信息技術標準化等專題進行了討論和碰撞。

承辦方透露，在會上，大家意識到目前標準化面臨的挑戰，希望構建全球性的開放、合作的共同平台以加強標準化工作，而這為中國方面後續推進量子焦點組的設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9月的最後一周，國科量子等中方主體前往日內瓦國際電信聯盟，再一次提交成立標準焦點組的提案。

北京時間9月28日凌晨，人在日內瓦的金西在朋友圈中披露，經過長達一年的不懈努力，終於見證了ITU正式宣布成立面向網絡的量子信息技術焦點組，將實行共同主席機制——中方主席由中國科技大學一位教授擔任，美國、俄羅斯成為焦點組共同主席，他們尚未明確主席人選。

“很不易呀”，金西應詢告訴《後廠村7號》記者，這一次打破了一些國家的“聯合圍堵”，實現了國際上第一個針對量子信息技術的專業標準組的成立，為團結全球的量子信息技術專家力量，合作開展標準預研提供了平台。

也許事情正朝向他此前和《後廠村7號》記者說的方向演進，“在量子通信標準化方面，應該說國內國際都還可以，國際上我們發揮了主導作用。”

九、“也不要捧殺，也不要棒殺”

由部分引領走向更大的主導，目前還只是邁出第一步。

“當然我們在某一些方面是領先的，但你們也不要宣傳得太過分了。”吳令安對《後廠村7號》記者說。

根據科學家們的講解，事實是，當前量子科學的進展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成熟和超前，人們沒必要為此衝動過頭。

“量子科技目前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基礎的階段，”莫莫院士提到，美國有兩院院士去年做了一個調研，結論是，除非出現顛覆性技術，未來可預見的20年之內，量子計算的實現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莫莫院士認同這個結論。據他看，現代社會通用的經典計算機（電腦）就發展了幾十年，據此可知，量子計算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在這個初級階段，莫莫院士認為，要認清現實，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硬件、軟件方面就有很大的差距”，他籲稱，“也不要捧殺，也不要棒殺，讓科學家做自己的事情。”

莫莫院士對國內量子科技發展環境頗為關切，就他所見，對於量子科學工作，社會上不是冷嘲熱諷的責備，就是到處熱炒或過於熱捧，以及業內主體之間的惡性競爭。他提出，行業主體尤其是科學家們要有責任和擔當意識，“真的是要以國家的利益為重”。

莫莫院士眼見的不健康的擾攘現狀，在業內可謂人所共知。

從1984年琅玡山會議走過來的一批量子科學家中，有人主張，隨著國家經費大筆投入，量子科研工作需要“兩彈一星”精神，應該腳踏實地做研究，去除華而不實、浮躁功利的風氣。

“特別是那些拿大錢的大項目，到了這個層次了，還停留在只是發表文章，比論文的檔次上面不太合適。”張智明說，“當然高水平論文也算成果，但拿那麼多錢，你就不要光限於論文成果了，在實際應用方面，要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了。”

據他講，國內比論文、唯論文的現像比較普遍。他的感受是，這個領域中有些人調子唱得高大上，話說得冠冕堂皇，本質上，還是因為國家現在有了諸多帽子（指榮譽和項目），為此難免誇大自己的工作或產生拉關係的行為，以獲取資源，“國內也許有點熱的過度了，剎不住車了，有些人已經上了這個船了，只能往前走了，不能再往後退了”。

莫莫院士則用“路漫漫”來形容他們的量子科研工作，他看到年輕一代科研人員被激發的好奇心和科研激情，也鼓勵年輕人要有二十年磨一劍的定力，要耐得住寂寞，把冷板凳坐下來，“現在沒有人關注的領域，你要有本事把它做成將來大家都跟隨你的一個領域。”他希望，國內的各方研究力量能夠攜手共進，應對挑戰，“大家一塊抱團把這個事情做好”。